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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窗疏影:民国文人故居探秘

【摘要】:为怀念钱氏一族德艺兼备的品格,包括钱穆儿时书斋“素书堂”,以及钱氏家族内一些传承印记悉数被还原于此。钱穆旧宅有七间五进,第三进即素书堂。素书堂中有两部祖传大书,一为《史记》,一为《资治通鉴》。钱穆-钱伟长故居“素书堂”有次父亲一边抚摸钱穆脑袋,一边指着还没开讲的课文问他,“‘及孟子没’的‘没’字是何意?”

钱穆(一八九五~一九九〇),江苏无锡人,原名思,字宾四。历史学家、国学家。撰有文史专著八十多种,主要有《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后人编有《钱穆先生全集》。

无锡,地处江南水乡、太湖之滨,是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文化积淀丰厚。这里曾有号称“天下第一书院”的东林书院,历来学风悠久,文风兴盛。自魏晋以来,江南多望族。无锡钱氏就是文化望族,文人名士辈出,到了近现代鼎及一时,无锡当地流传一句老话“东有七房桥,西有七尺场”,说的是无锡钱氏出了三位国学大师:教育家钱基博以及声名更隆的其子钱锺书,父子俩出自七尺场钱氏,而另一位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的钱穆出自七房桥钱氏。有趣的是,钱穆称钱锺书之父钱基博为叔,而钱锺书又称钱穆为叔——据说由于钱穆年长钱锺书十五岁,故钱锺书尊之为叔。后来钱穆给长兄之子命名“伟长”,取义于“建安七子”中的徐幹(字伟长),希望侄子钱伟长长大后能成为像徐幹那样的学问家,钱伟长终不负钱穆所望,也成为一代名家。如今江苏无锡的钱氏故居就被命名为“钱穆-钱伟长故居”。

钱穆-钱伟长故居“五世同堂”

“钱穆-钱伟长故居”位于无锡市锡山区鸿山街道“怀海义庄”旁原钱氏家族故居旧址,这里二十世纪曾遇大火付之一炬成为废墟,仅保留二十平方米的旧址。如今修复的故居还原了昔日钱家旧貌,格调简朴,占地约五千四百平方米,馆内收集了钱穆和钱伟长毕生相关的历史资料及生活用具。整体建筑青砖黛瓦、楼台水榭,具有江南水乡风味,而故居门前一条叫“啸傲泾”的小河,曾经伴随着钱氏家族儿女的成长,潺潺流淌至今。为怀念钱氏一族德艺兼备的品格,包括钱穆儿时书斋“素书堂”,以及钱氏家族内一些传承印记悉数被还原于此。

一八九五年,钱穆出生于无锡七房桥一个五世同堂的书香门第。据钱穆自己回忆:

余生江苏无锡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之五世同堂。溯其原始,当自余之十八世祖某公,乃一巨富之家……生七子,在啸傲泾上分建七宅,是为七房桥之由来。……七房骈连,皆沿啸傲泾,东西一线,宅第皆极壮大。一宅称一墙门。除此七墙门之外,无农户,无商店。泾东千步许有一桥,即名七房桥。

钱穆的父亲钱承沛为前清秀才,无意功名,在乡间私塾教授。据传钱穆出生后,曾大哭三天不止,钱承沛对钱母说“此儿当是命贵,误生吾家耳”。钱承沛非常喜欢孩子,常对人说:“我得一子,就如别人家增田二百亩。”那时候糊口的稻粱总不够填满嗷嗷待哺的嘴巴,田亩自然稀罕于人口。而钱承沛出此语,足见他有多么珍爱膝下的孩子。夫妻俩从不对孩子疾言厉色,子女偶有过失,只对以温婉数语,让其自己悔悟。

钱穆旧宅有七间五进,第三进即素书堂。父辈在这里设塾授课,钱穆与同族兄弟在这里描红开笔。一九〇〇年,虚岁七岁的钱穆开始上私塾,这里有位华姓私塾老师,由伯父一年前聘得,专教堂兄,还有哥哥钱挚与华先生自己的一个孩子,三人在一起已跟华先生上了一年学,这天钱穆也加入其中。四个学生不是亲戚就是邻里,相互熟稔不免调皮,塾师总以增加生字识读来惩罚,钱穆最年幼淘气,常成为受罚对象。老师看他日读生字二十都能记下,忽增为三十,他也能强记不忘,再增四十……直到日读生字七八十,仍然难不住钱穆。钱穆年少时,家道中落,所以他特别要发愤读书,同族兄弟读《四书》时他已通《五经》。素书堂中有两部祖传大书,一为《史记》,一为《资治通鉴》。《史记》上有他祖父圈圈点点的朱笔眉批。钱穆说过:“自从知道读书,就爱上了《史记》。”钱穆后来对《史记》研究独有心得,出版传世大著《史记地名考》两厚册,他在后记中还提及素书堂的启蒙之功。

钱穆-钱伟长故居“素书堂”

有次父亲一边抚摸钱穆脑袋,一边指着还没开讲的课文问他,“‘及孟子没’的‘没’字是何意?”“如人落水,没头颠倒。”“你怎么会知道没字就是落水?”“因为字的偏旁称‘三点水’,我就这么猜了。”父亲笑着对塾师说:“这孩子好像前世读过书!”塾师连说:“是啊,他的聪慧常叫我吃惊!”

那时父亲每晚必到街口的鸦片馆吸烟,镇中有事商议,也多在这里解决。一天晚上,侍从杨四宝带着八岁的钱穆随父亲同去那里戏耍,馆中难得会有小孩子光顾,一见是伶俐的小钱穆来了,几位叔伯客友来了兴致,一个问:“听说你能背诵《三国演义》?”钱穆点点头。“今晚来一段试试?”钱穆仍点头。又一客说:“我来命题,来段《诸葛亮舌战群儒》!”

钱穆当即背诵还加表演,念诸葛亮的讲词时立于一处,念张昭等人的讲词时另立一处。全段背得滴水不漏、有声有色,表演完后,众客友拍手叫好,夸赞钱承沛说,“你这孩子太有灵气了,记性好,还口齿伶俐”。父亲的反应却是唯唯不答一词。实际上钱穆当众出色发挥的能力,这时候已初露端倪,以后无论在课堂上讲课还是在社会上演讲,都能处处吸引听众,也许这是“童子功”的作用呢。

次日晚,杨四宝又招呼钱穆去鸦片馆,父亲也不阻拦,路经一桥,父亲迂回地敲起了警钟:“识‘桥’字吗?”钱穆答:“识。”“‘桥’字何旁?”“‘木’字旁。”“如把‘木’旁换‘马’旁是什么字,识吗?”“识,是‘骄’字。”父亲又问:“‘骄’字何意,知道吗?”“知道。”父亲这时挽起儿子的手臂轻声说:“你昨晚的状态有没有近似这个字啊?”钱穆大惊,低头不再吭声。

众客友见小钱穆又来了,不禁欢喜,谈笑声四起,“今晚要改新题表演……我来命题,来背一段《诸葛亮骂死王朝》……”你一言我一语期待钱穆的表演再让叔伯们过足瘾头。但今晚的小钱穆不再是昨日的大将风范,神情中尽显忸怩不安,任凭大伙怎么催促,他就是不开口。父亲的这次婉言提醒对钱穆影响很大,直到他八十岁还深记不忘,写入了《八十忆双亲》一书。以后杨四宝不再带钱穆去鸦片馆戏耍,他料想定是父亲暗自叮嘱了。钱承沛处处宽松,而又处处留意,他希望孩子自己能够触类旁通,自己去发现感悟读书做人的学养与道理。

一九〇四年,十岁的钱穆和哥哥钱挚一道考入无锡果育两等学堂(今无锡市荡口中学)正式读书。果育学堂,是清末无锡乡间一所新式学校,学校设施先进,师资力量一流,所请教师大多都具备国内著名大学学历或者国外留学背景。学校教学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等级各四个年级。钱挚读高级一年级,钱穆读初级一年级。他在果育学堂听国文课,“每篇文字大约过三遍即能背诵”,且长于作文,老师们都对他非常器重。

有位教唱歌的先生名华振,为全校师生共同景仰的中心人物,曾游学于日本,风姿俊朗,诙谐近人,自比为东方朔曼倩,故改号“倩朔”。倩朔擅长书法绘画,也能吟诗填词,其所创《两湖十景歌》,全国传诵。倩朔兼任钱穆所在初级小学前两年的国文课。每周六下午是作文课,一日,老师出作文题《鹬蚌相争》,钱穆与往常一样早早完成,待周一来校,见许多同学在围观教室外墙张贴的一篇作文,他伸头一看,正是自己写的那篇。全文有四百多字,倩朔留下这样的评语:

此故事本在战国时,纵横家苏代以此讽喻东方诸国。惟教科书上未言明出处,今该生即能以战国事作比,可谓妙得题旨。

钱穆在文末这样结语:如若鹬不啄蚌,蚌亦不会钳鹬,故罪责元首在鹬而不在蚌。倩朔评说:“结语犹如老吏断狱。”意谓钱穆是非断定又快又准。

钱穆因为这篇文章跳升一级,还获得倩朔赠送的奖励——《太平天国野史》一部两册。跳级后,国文老师改为华山先生。在华山班上,又因某篇精彩作文获跳升一级,华山奖赏他《修学篇》一书。《修学篇》由日本人所作,蒋方震翻译,书中网罗了西欧英、法各国数十位未经学校正规学习,全靠自修苦学而成就突出的学者。钱穆晚年回顾时深有感触:自中学肄业后再没有进过学堂,自己有信心和毅力苦学不倦,全受此书影响。

钱穆-钱伟长故居“鸿议堂”

钱穆上中学时,梦里都想就读北京大学,但始终没上过一天大学,后来却登上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牌大学的讲坛,还受多方邀请讲学于国内外著名大学。一九四〇年后有次教育部召开学术研讨会,钱穆填表,“学历”一栏填的是“无”,“专长”却填的是“经、史、子、集”。

钱穆在中学五年中,利用课余时间自学朱熹的《四书集注》,这是儒家最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他读得如痴如醉。辍学后他在家自学时,又读到清儒写的《四书改错》,这才发现朱熹也有错,惊奇之后,自此埋下了不盲从权威的心理种子。

一九〇七年,钱穆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因成绩优异直接上二年级。在常州府中学堂,他遇到后来对自己治史影响深远的老师、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吕思勉此时年仅二十四岁,原在苏州东吴大学教书,“因气味不相投,至暑假辞去”,又应校长屠元博的聘请,来到常州府中学堂教授历史、地理。吕思勉是学校里最年轻的老师,他不修边幅,讲课的时候习惯来回踱步,虽然乡音很浓,但是却没有闲言杂语掺入,时常有鸿议创论,同学们都对他非常敬慕。

钱穆最喜欢吕思勉的地理课,他讲课的时候总是在黑板上根据内容,手绘各省市地图,听者如身临其境。因着这样率性的教学风格,钱穆颇受其影响,一次考试,钱穆的才艺也来了一次不拘一格的发挥。当时试卷有四题,每题各得二十五分为满分,钱穆答题时,对一题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尤有发挥,以致收也收不住,待写完,其他三题已没有时间作答,不得不交卷。按理说一题发挥得再好,按常理也只有二十五分,可他的这次地理成绩却得了七十五分,足见老师和学生都是“不拘章法”。

这类考试卷子一般不发回给学生,老师只需批分,也不用加批语,但那日批卷时,有几个调皮同学在窗外“观摩”,吕思勉一门心思阅卷,竟浑然不觉。同学们看到老师正在批钱穆的卷子,阅毕即在卷后加批语,竟然一张又一张收不住地写着,一会儿铅笔写秃了,为省事,只得用小刀将铅笔劈开成两半,抽出铅条再写;又写了一会儿铅条写不出颜色了,就在桌上的茶杯中蘸蘸水接着写;后来写的纸遇湿而破,他赶忙用手拍纸,服帖后再接着写,不知写了多少页,这情景让几位同学看呆了,哪有这么痴傻的老师!回来后与钱穆一阵笑谈。

钱穆早年授课照

待钱穆中学结业之后,吕思勉已经成名已久,两人曾为经学上今古文的问题通信几十封,吕思勉在经学问题上属于常州学派,两人的观点不一致,但是学术上的争论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学谊。在信中,吕思勉对钱穆的评价非常高,说钱穆之学可比朱子,而吕自比为“象山先生”,还称师生“尽可有此异同”。

钱穆再见到吕思勉,已是三十年后的一九四〇年。当时钱穆的《国史大纲》完稿后即将付印,商务印书馆请时任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教授的吕思勉校对,他欣然应允,于是师生有了这次会面。吕思勉盛情赞扬书稿中论南北经济的一个章节,特别说道:“魏晋时期土地管理的屯田制度,到唐代之后的‘租庸调’制度,其间的许多演变,古今各类治史者,无一人详细道出其中的所以然,诚为千载只眼啊!”

抗战胜利后,钱穆从后方重返苏州,常赴常州谒访吕思勉。见到四十年前的学生,老师提议要与钱穆去看看他们师生情谊最初萌芽的地方。常州府中学堂当时已改为常州第五中学(今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虽然校内建筑全变了样,但以前的一些踪迹依稀可寻。当时有在校学生一百余人集合在操场,吕思勉便请已有三十五年教龄的钱穆来一次即兴演讲。钱穆深情表达说:我要告诉诸位学生,这个学校四十年前的一个老师长,带领四十年前的一个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可谓物非人是,因为四十年后的这对老师生,就在你们面前,情谊如昨。百年树人,指的就是那种育人精神的延续、崇高理想的承继。我今天的讲辞,只是说出了老师四十年前教诲的一小部分,还望四十年后的新学生记取,更渴望在旁的四十年老师长指正教诲。

钱穆在台北“素书楼”前留影

一九一〇年,钱穆读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发生了学潮。钱穆因此退学回到七房桥老家,校长屠元博感到非常可惜,写信给他的哥哥钱挚,让钱穆向校方申请复学,不料申请被舍监驳回。一九一一年经屠校长推荐,钱穆转入南京钟英学校(今南京市钟英中学)就读五年级。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由于时局混乱,校方被迫宣布全体师生暂时离校,钱穆无奈只好离开南京,返回家乡七房桥。至此,他结束了十岁以来的新式学校读书生涯。钱穆辍学家居之后,自知家贫升学无望,于是更加矢志自学,闭门苦读。一九一二年春,由远方亲戚介绍,年仅十八岁的钱穆离开老家七房桥,前往无锡县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语文教师,由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年半的乡教生涯。

一九四九年钱穆从内地前往香港,一九六七年又定居台北。他在台北的故居是一幢两层的小洋楼,钱穆为之取名“素书楼”,正是源于他在无锡故居中的“素书堂”。在钱穆《八十忆双亲》一书中,耄耋之年的他仍念念不忘在无锡“素书堂”度过的岁月,对故乡的萦怀之情跃然纸上。钱穆在台北离世之后,按照他的遗愿归葬故土太湖之滨。如今他的七房桥故居早已焕然一新,常有后辈到此探访大师遗踪,倘若钱穆先生冥间有知,也会含笑于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