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小铜井胡同的儒学大师

2023-07-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西海西沿二号，原为小铜井胡同一号，这里就是梁漱溟的老宅。第二年正月，梁漱溟一家正式从缨子胡同搬入此宅，此后，梁漱溟在此前后居住的时间跨度长达五十四年。不久，梁漱溟离开《民国报》回到小铜井胡同苦读佛学三年，静心自修。此后，辗转于各地，等再次回到小铜井胡同一号长住时已是一九五三年了。

梁漱溟（一八九三～一九八八），广西桂林人，原名焕鼎，字寿铭，笔名寿名、瘦民、漱溟、肖吾，室名勉仁斋。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

北京什刹海，元代名为“海子”，是一片宽而长的水域，其宽度相当于长安街，它分为前海、后海、西海。而西海，就是人们常说的积水潭。西海西沿二号，原为小铜井胡同一号，这里就是梁漱溟的老宅。一九一三年夏天，梁漱溟陪同父亲梁济到积水潭游玩，“爱其清旷”，就花了数百元买下这处宅院，“敞屋两栋，置为书斋”。第二年正月，梁漱溟一家正式从缨子胡同搬入此宅，此后，梁漱溟在此前后居住的时间跨度长达五十四年。这处宅院见证了梁漱溟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四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七年；第二个阶段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八年——接受批判的岁月。

搬入小铜井胡同一号的那一年，梁漱溟二十二岁，此时正是他“静下来用心思考”的一个时期。初中毕业之后，梁漱溟一度在《民国报》当编辑和外勤记者，记者的经历让他大量接触现实社会和政治：他目睹了袁世凯践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民意的行为，亲自旁听了民国国会成立的实况，在采访中了解到国会议员行贿、贪污等糜烂不堪的行为，看到革命党人被欺骗和戏弄……现实社会与梁漱溟的想象相差悬殊，革命理想和政治抱负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梁漱溟对政治感到了厌倦，对人生感到失望和憎恶，甚至两度自杀未成。

不久，梁漱溟离开《民国报》回到小铜井胡同苦读佛学三年，静心自修。在寻觅超脱苦海途径的同时，他对佛学渐渐入门，并写出一篇题为《究元决疑论》的佛学论文，在《东方杂志》上连载。这是当时极少见的佳作，被学术界推为印度学的代表之作，影响极大。

一九二一年，梁漱溟与黄靖贤结婚留影

一九一六年冬天，蔡元培由欧洲回国准备接任北大校长，梁漱溟带上自己的文章《究元决疑论》慕名去见蔡元培。当梁漱溟拿出文章让蔡元培看时，蔡元培笑着告诉他，自己由欧洲返国到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随后便提出请梁漱溟去北大任教，主讲印度哲学。梁漱溟认为自己学历不够，资历也不够，怕难胜任，他对蔡元培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元培反问道：“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回答不知，蔡元培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第二年十月，二十四岁的梁漱溟正式到北大任教。

北大任教的第一天，梁漱溟见到蔡元培，劈头就问他对释迦牟尼和孔子的态度，蔡元培想了想，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说：“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去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

梁漱溟在北大讲课极受学生欢迎。一九二三年前后，他讲“儒家思想”，正式注册的学生仅九十多人，但来听课的却达到两百余人，所以不得不改在北大第二院大讲堂上课。有学生回忆说：

无论在什么场合，自叫他站在讲台上，永远不会使听者的注意散失。他是那样慢腾腾一句一字的重复述说，好像铁弹般一颗一颗地从嘴里弹出来，打在各个人心的深处；每一句话下文，都无可捉摸，不是与你心里高一着，即站在相反的理由上，而这理由，在两三分钟后，你必得点头承认，不由的说：“他思想真周密！”

此时的梁漱溟个性十足，常有“不合时宜”的惊人之语。一次，蔡元培等人去欧洲考察，北大教职员开欢送会，大多数人都说，希望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去，将西洋文化带回来。梁漱溟闻言后问道：“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众人顿时语塞。散会后，胡适、陶孟和笑着对梁漱溟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心想。”梁漱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大家喜欢说好听的话，但倘若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它呢！

渐渐的，梁漱溟在北大的生活越来越“不自然”，一九二一年五月，梁漱溟写信给胡适，告诉他自己计划“离开城市到乡间稍事修养”。其实，虽然蔡元培力邀梁漱溟到北大这所中国最高学府任教，但梁漱溟感到，在朋友和同事中，似乎只有自己既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仅有中学毕业文凭。这种学历上的差异使他常遭到北大那些具有外国博士、硕士头衔的同事们的奚落。甚至当时哲学系的一些学生都不大同意梁漱溟的观点，他们说，自己来听梁漱溟的课是想知道“他荒谬到什么程度”。而胡适在与梁漱溟进行东西文化论战时，也经常挖苦他没有出过国门，却大谈西方文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他就写道：

少年的朋友们，现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还有一些不曾出国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往东走，往东走，西方的这一套把戏是行不通的了”。

一九一八年六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师生合影，其中有校长蔡元培（前排右三）、文科学长陈独秀（前排右二）和教授马叙伦（前排右四）、梁漱溟（前排右一）、冯友兰（二排左四）等

这里所说的“不曾出国门的愚人”指的就是梁漱溟。

一九二四年，梁漱溟决定离开北大，有人问其故，他答道：“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在他看来：

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为了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梁漱溟辞掉北大教职，来到山东菏泽担任中学校长。此后，辗转于各地，等再次回到小铜井胡同一号长住时已是一九五三年了。

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一度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的一个亲戚家里，后来毛泽东亲自安排中央统战部把梁漱溟接到颐和园，住进石舫附近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梁漱溟后来说，“住进颐和园之事，足见主席对党外人士生活之关心，照顾之周到”。然而没过多久，他与毛泽东之间多年以来的“惺惺相惜”却因为他一次不合时宜的发言而中断了。

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发言说农民生活贫困，与工人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这个发言招致了激烈的批评，使得这次会议最后变成了针对梁漱溟的“批判大会”。会后，梁漱溟经过反思，自知说错了话，便主动搬出了颐和园，回到小铜井胡同的老宅闭门省思。

此后的几年间，梁漱溟虽然因为遭到“系统批判”，精神压力颇大，但是在老宅中的生活总体还是平静、和谐的。梁漱溟坚持每天很早就起床，漱洗后或是写稿或是读书，用过早饭后就到公园散步、习拳、读书。然而，这种悠闲日子在一九六六年戛然而止。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也在那里听了报告。两天后，梁漱溟来到次子梁培恕的宿舍，梁培宽向梁漱溟描述了这个大会的情形。从儿子那里出来，梁漱溟转至紫竹院，与常在那里聚集的一批老友相互交流信息。

八月二十三日，梁漱溟如常赶到全国政协机关参加学习。就在这一天，红卫兵贴出大字报，要求将积水潭南岸竖立的梁漱溟父亲梁济的殉道纪念碑拆除，限二十四小时内完成。

“小铜井胡同”铭牌

二十四日清晨，年迈的梁漱溟夫妇请来学生帮忙，摘下梁济等先人的照片及字画，又请亲戚找了工人到积水潭南岸拆除梁济的殉道纪念碑，以示对红卫兵最后通牒的积极回应。

当天早晨八时，灾难终于降临于梁漱溟和他的住宅。一群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冲到小铜井胡同一号梁漱溟的家中，梁漱溟见来者不善，有意缓解，忙问：“你们是来检查‘四旧’的吧，请吧！”没想到领头的红卫兵领袖一脸怒气，训斥道：“什么检查，我们是来造反的！”他们勒令梁漱溟站到一边，不容分说，开箱倒柜，撕字画、砸古玩、烧图书。梁漱溟的妻子陈树棻欲上前劝阻，被红卫兵抓去一顿劈打，打得脊背出血，洇透衣服，还被勒令跪在地上吃生丝瓜。梁漱溟见此不忍，说了句“她那么大年纪了，不要折磨她了”，红卫兵闻言遂喝令梁漱溟也跪下。

批斗完毕，梁漱溟家中已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梁家收藏多年的字画、文物，特别是梁家先人历尽战火动荡都没有损坏的两大皮箱画轴，还有梁漱溟自己保存的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时的各家手札或被付之一炬，或被红卫兵收缴，其中包括被梁漱溟视为生命的《人心与人生》未完稿。

梁漱溟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图书、手稿、字画被撕、被烧，心中沉痛莫名，只能自嘲自解：这些珍本古籍，本来就用处不大；名人古画，留下也是附庸风雅，自己本就不感兴趣，多年不挂。如“革命需要”，烧掉就烧掉吧！但是当红卫兵抱出两大巨册《辞源》和《辞海》准备焚烧时，梁漱溟终于忍不住了，他一边阻止一边说，这两本是工具书，谁都用得着，而且是外地一位学生借给自己的，如烧了，无法物归原主。但红卫兵们根本就不理睬他，一边往火堆里扔书，一边还说，我们革命小将只要有《新华字典》就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的老古董。由于梁漱溟的藏书太多，红卫兵烧了整整一上午也没烧完，没烧完的便被他们运走了。

红卫兵在抄完家之后，发现这座宅院环境不错，又装有电话，非常适合作他们的司令部。领队的红卫兵便向梁漱溟夫妇发布了三道命令：一、因为梁家正房装有电话，因此即日起将红卫兵司令部设在梁家正房；二、梁漱溟夫妇立即搬到南小屋去，每日负责打扫院内外卫生，随时反省自己，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三、勒令梁漱溟自九月份起自动减低工资，只拿最低标准生活费，不许继续吸人民的血汗。说罢便指挥其他红卫兵把大北屋和东西厢房的家具用品扔了出来，将梁漱溟一家赶了出来。

“文革”时期的梁漱溟

当天晚上，梁漱溟夫妇搬进了南屋中间的一小间。这间南小屋从来没有住过人，阴暗潮湿，家具一应皆无，只得席地而睡。几天后红卫兵才同意梁漱溟将一块铺板、一张小方桌搬进此屋。由于房屋老旧，门窗不严，时为盛夏，既无纱窗，又不备蚊帐，蚊虫肆虐。而宅院中，特别是红卫兵占据的正房，则是门窗大开，灯光通明，不时传来阵阵笑声和电话铃声。

随后的二十多天里，梁漱溟白天打扫院内外卫生，或被拉出去游街批斗，晚上则坐在阴暗、潮湿、闷热的南小屋里，忍受着酷暑和蚊虫叮咬，专心致志地继续写作他刚开了个头的《儒佛异同论》一文。当时，他所有的书籍和资料或被付之一炬，或被拉走，写了个开头的原稿也不知下落。梁漱溟就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全凭自己的记忆写作《儒佛异同论》。这对于一个已年逾七十的老人来说，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近二十年后，梁漱溟回想起这件事时说：抄家之后，“我面对一叠白纸，思潮起伏。该砸的都砸了，该烧的都烧了，该斗的也斗了。只有人还在。我自信墨写的字可以烧掉，但人的思想是烧不掉的。那么我成天面壁而坐，为什么不能重新提笔呢？”

晚年梁漱溟

二十多天后，红卫兵撤出了梁漱溟的住宅，到外地去搞“革命大串联”了。但是，这座四合院接着又被街道干部占领了，梁漱溟只得听从安排，继续住在南小屋。此后天气渐凉，由于衣物都被抄走，梁漱溟只能将毛巾缝接短裤，穿在里边御寒。九月下旬，终于被允许外出，这天傍晚，梁漱溟来到太平湖畔吊唁老舍先生，一个人坐在路旁的椅子上掉眼泪。

十月初，对梁漱溟的“管教”稍松，红卫兵同意他取回枕头和两床褥子，此后又买到一床棉被，梁漱溟记道：“夜睡加棉被之故，颇舒适。”更让他高兴的是，《人心与人生》原稿竟退了回来，一道发还的还有被抄走的现款与存折。到了十二月，由于天气太冷，打扫街道的工作也得以暂停。

一九六七年，情况更加好转，梁漱溟虽然还是居住在南小屋，但基本行动自由，不用打扫街道。他每天清晨四五点就起床，到公园散步、习拳，在外就早餐，然后买些主食、蔬菜等回家。午饭后再往公园散步。有时索性在公园里读书、写作。

梁漱溟故居遗址今为解放军歌剧院所在地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六八年四月，祸从天降，居委会突然派来两人，他们告诉梁漱溟：“你被划为‘右派’，今后多劳动少出门，远出必须先请假。”还要求他写“思想汇报”交到居委会。此后，梁漱溟被勒令每天早上扫街，参加劳动，不能到公园散步、习拳，只能在住处附近豁口外河岸和积水潭岸边走走，时常还要参加批斗“黑五类”的群众大会。梁漱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下午）二时同树棻赴群众会，抵会场乃知我亦在被斗之列，思想上颇有斗争，最后决定服从。会后被押游行（街），甚苦。……晚饭后早睡，腰骨痛。

梁漱溟不堪其苦，精神受到刺激，写作也被迫中断。

三个月后，居委会正式通知梁漱溟搬到鼓楼铸钟厂四十一号大杂院居住，自此，梁漱溟告别了相伴五十四年的老宅。

搬到铸钟厂小东屋之后，梁漱溟的境遇更加凄惨，“夏日夕阳太强，又狭窄不透气，蒸热欲死……连日来眠食俱废，以七八十岁之衰年而不得眠，不得食，其何能支”。而梁家老宅的命运也与它的主人相仿，先是迁入七户居民，成为大杂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因拓宽北二环路，被拆除了一部分；此后，院内住客翻修房屋、搭建小屋，宅院被搞得面目全非。最终，小铜井胡同一号难逃被全部拆除的命运，二〇〇二年，梁漱溟的这处故居随着它的主人一起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梁漱溟：小铜井胡同的儒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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