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窗疏影：南社记忆-斜窗疏影：民国文人故居

姚光（一八九一～一九四五），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区）人，初名后超，改名光，字凤石，号石子，又号复庐。学者、国学家、藏书家。南社后期主任、新南社发起人之一。辑有《金山艺文志》、《金山卫佚史》等，著有《复庐文稿》、《倚剑吹箫楼诗集》、《自在室读书随笔》等，后人编有《姚光全集》。

在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新华路一三九号，有一座晚清建筑风格的大宅院，此宅初建于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七年）左右，坐东朝西，一条中轴线左右对称院落布局。前埭到后院共四进，为前后四幢砖木结构二层楼，每幢上下十间，加上东侧楼厢房四间及平房十四间，计五十八间，建筑面积共一千七百余平方米，连同四周附属房屋（未包括屋后土山与林木）形成的建筑群总面积约六千八百平方米。主宅结构恢弘而又古朴典雅，屋基及墙柱砖瓦均扎实坚固，门窗檐顶雕栏木刻，古色生香，精致美观，沿房顶一圈高墙，颇显气派。后院还有株百年桂花树，依旧生机勃发。这里就是近代著名学者、南社创始人之一姚光的故居，也是当时南社人士通讯联络及会晤交流的一个重要据点。

南社纪念馆（姚光故居）正门

姚光生于一八九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张堰人，初名后超，是按族谱“光大前业，垂裕后昆，积善余庆，百叶长新”中“后”字辈取名的。七岁入私塾，十一岁即能文，十五岁入秦山实枚学堂，十七岁入上海震旦学院（后改称“震旦大学”），未数月即因大病辍学，遂乡居自学。姚光自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孔子“内夏外夷”、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影响他的一生。少年时不满清廷的腐败和丧权辱国，自题名曰“光”，号复庐，字石子。“光”即“以光祖宗之玄鉴，振大汉之天声”。至于“石子”，他在一九一一年曾写过一首《石子歌》以“石子”自许，说“在昔精卫含汝填沧海，娲皇炼汝补苍穹”，“丹心一寸耿难灭，茫茫谁识此苦衷”。一九〇三年，年仅十三岁的他就在《觉民》杂志上发表《为种流血文天祥传》，借文天祥九死不屈的抗元故事，发出反抗清廷的号召，“我愿我爱国志士效之、实行之，则胡儿虽狠，不难犁庭扫穴矣”。次年，他又作《新秋放歌》诗，有“江汉如故衣冠易，中原破碎沧神京。悲我同胞睡未醒，独上昆仑招汉魂”句，以后所作《题风洞山传奇》、《写恨》、《哀秋（瑾）女士》、《伤春》等诗，均反映他忧国忧民的悲愤之情。甚至在偕新婚妻子游杭州度蜜月时，亦不忘国事，有诗云：

极目前途岂有涯，未酬素志奈为家，

相将其矢平生愿，栽遍中原爱国花。

姚光家族与南社的渊源深厚。南社以推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主国家、力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取西方进步文化、促进社会革新为主旨，是中国近代史上爱国知识分子最集中、成员社会职业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民间组织，也是辛亥革命时期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名称中的“南”字，乃是“操南音不忘其旧”的涵义，也是暗喻反对北方清王朝的意思。南社社员遍布长江三角洲地区，远及华中、华南、西南、华北及东北诸省，总人数达一千六百五十余人。当时这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借诗文唱酬，在全国各地创办各种报刊（如朱少屏、于右任、邵力子、宋教仁等人办《民主报》，柳亚子、叶楚伧、李叔同等人办《太平洋报》，陈去病等人办《大汉报》等），提倡民族气节，发扬民主爱国思想，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统冶，为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产生了极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社同志又积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二次革命”，推动社会进步潮流。南社的根据地及活动中心是在上海租界以及附近的金山张堰、苏州吴江等地。

南社创办的首议之地为金山县（今金山区）张堰镇高天梅家的“万梅花庐”。高天梅与陈去病、柳亚子同为南社的创始人。早在一九〇三年，高天梅与他的叔父高吹万以及高增三人（合称“金山高氏三杰”）在家乡张堰镇创办了一个以唤醒国民觉悟、拯救民族危机为宗旨的觉民社，并编辑出版《觉民》月刊。这不仅是张堰镇，也是整个金山县内近代史上出现的第一份革命刊物，通过这份刊物，聚集了一批志气相投的爱国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参加了南社，这其中就包括高吹万的外甥姚光。

姚光故居“敦仁堂”

姚光故居“松韵草堂”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南社第一次雅集（又称“成立会议”）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举行，年仅十九岁的姚光首批入社，成为南社最年轻的社友。此后他经常在《南社丛刻》上以诗文鼓吹革命，积极参与南社活动。南社存在从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二三年，以后又改组为“新南社”，共举行十八次雅集，姚光参加了第四、五、六、七、九、十二、十三、十五、十七次，另外还参加了一九一五年春杭州的临时雅集。一九一二年第七次雅集时，姚光被推选为书记。一九一八年十月柳亚子坚辞主任后他又被推选为主任，因而南社主政者有“前有柳亚子，后有姚石子”之说。姚光接任后，曾举行雅集于上海徐园，社中经费不足，他就自己出资，协同傅屯艮、陈去病、余十眉等编印《南社丛刻》第二十一、二十二集，为南社最后编印的两期丛刻。后南社改组为新南社，先后举行过三次聚餐会，他都曾参加。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南社在苏州虎丘召开了一次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姚光也应邀参加并被推任纪念特刊编委。

姚光得以主政南社，除了他的人品学识为社友们所认可，也是源于南社内部的分歧，姚光总能顾全大局，予以斡旋协调，得到社友们的赏识。

南社社友千余人，当时就称为“自东林几复以来，未尝有也”，阶层复杂，思想宗旨不一，行动表现也不一致，就不免有些小纠纷，然而有时小纠纷进而扩大为大矛盾，甚至由矛盾而引起了斗争，这就与南社灵魂人物柳亚子为人处世不无关系。柳亚子有正义感，明辨是非，嫉恶如仇，但是性格率直天真，不懂得什么人情世故，凡看不顺眼的，便任性发脾气。虽然他自己也常常省察，觉得对的，就坚持到底，觉得不对的，就向人道歉，但当年大家都是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容易意气用事，别人难免因此而留下芥蒂。

南社第一次雅集时，众人一边喝酒，一边谈诗论词，柳亚子认为诗尚唐音，词宜宗法五代及北宋。庞树柏、蔡哲夫两人不能认同，和柳亚子争了起来。柳亚子因为口吃，争论不过，竟大哭起来，骂庞、蔡两人欺负自己，最后庞树柏道歉，事情才告一段落，然而社友之间的不和却也因此落下一道阴影。

高天梅和柳亚子本是同学，然而两人都有些脾气，时常闹别扭。高天梅作诗颇自负，曾作《吊岳王》七古，自谓“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并自称“江南第一诗人”。柳亚子颇不服气，写诗讥讽他：

自诩江南诗第一，可怜竟与我同时。

这让高天梅心中很为不爽。《南社丛刻》第一集是高天梅编辑的，柳亚子认为编制太杂乱，没有条理，说：“天梅书生习气，做事太马虎。”这更让高天梅不满。一次雅集，高天梅和柳亚子争论某一问题，同座有袒高天梅的，有袒柳亚子的，而袒柳亚子的人数较多，他便得意地说：“这真叫做‘得道者多助’哩！”高天梅又吃了一次亏。

姚光故居第二进入口”复庐“

姚光塑像

社友的纠争，不全在个人意气用事，还有对南社组织体制的不同意见。一九一二年，南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第七次雅集，柳亚子提议修改条例，把编辑员由三人制改为一人制。这顿时引起高天梅激烈反对，众社员也多默不做声，柳亚子孤掌难鸣，最后决定以投票方式来解决。结果反对票多，赞成票少。高天梅笑着道：“这究竟谁是得道，谁是多助呢？”接着选举职员，文选编辑员为高吹万，诗选编辑员为柳亚子，词选编辑员为王西神，书记为姚光，会计为胡寄尘，庶务为胡朴安、汪兰皋、朱少屏，仍是原封不动的三人制。晚上聚餐，柳亚子借酒消愁，不料高天梅不依不饶，继续冷言冷语。柳亚子受不了刺激，第二天就登报声明：永远脱离南社。此时，高天梅也觉得自己过了火，后悔起来，托人向柳亚子道歉，柳亚子却置之不理，和苏曼殊等人在上海玩了几天，便悄然回去了。

半年后举行第八次雅集，仍假座上海愚园，茶话时，姚光以书记员身份提出议案，说：“维持南社，非请柳亚子重行入社不可。而要他重行入社，则非尊重他的主张，修改条例，把三头制改为一头制不可。”大家都同意这个提议，遂作了条例修改。条例通过后，高吹万、王西神又用书面提出辞职，化三为一，虚位以待柳亚子。然后姚光便以书记员名义，请求柳亚子复社。岂知柳亚子余怒未消，坚不答应。姚光无奈，便和胡寄尘假愚园举行第九次雅集，商量怎样使柳亚子复社，决定还是由姚光写信向柳亚子请求，不料柳亚子还是不答应。姚光再三向柳亚子探询，了解症结所在。原来柳亚子认为要把如满盘散沙般的文人组织起来，必须用集权，因此“编辑员制”需改为“主任制”。柳亚子的想法得到了姚光的支持，他一方面与高天梅斡旋，一方面又开始组织第十次雅集。

第十次雅集仍在愚园举行，姚光因有事未能参加，委托胡寄尘代他提出重新修改条例的议案，议案得到了社友一致赞同。条例通过后，姚光再次致信柳亚子，请他复社，这次，柳亚子终于应允了。此次风波，才算平静。

一九一七年，南社终于迎来一场大内讧。因“同光体”之争，柳亚子与朱玺、成舍我等人先后翻脸。八月八日到十一日，三天之内《民国日报》上连续发表了柳亚子宣布驱逐朱玺和成舍我出社的两篇紧急布告。二十五日，蔡哲夫在《中华新报》上以“南社广东分社同人”名义发表启事，指责柳亚子的霸道行为，鼓动南社社员改选高吹万为南社主任。同时，蔡哲夫还与成舍我等人在上海成立“南社临时通讯处”，提出恢复南社旧章。叶楚伧、田桐、胡朴安等人则针锋相对，在报端发表启事，支持柳亚子，表示“驱逐败类，所以维持风骚；抵制亚子，实为摧毁南社”。

十月十日，南社改选揭晓，《民国日报》刊登了《南社书记部通告》，公告柳亚子以三百六十二张的票数当选主任。而蔡哲夫的“南社临时通讯社”在《中华新报》上也公布了选举结果，称高吹万、邓尔雅、傅熊湘当选为文选、诗选、词选主任。

此事让柳亚子心灰意冷，从此提不起劲头，态度消极，雅集不进行，社集也停刊不出。第二年改选时，柳亚子拟了一封信，油印了夹在选举票内，声明他的南社主任，坚决不再干下去，请社友改举姚光为主任，维持南社的命运。到了选举揭晓，在总票额三百零四票中间，姚光以一百九十六票当选主任，此后举行的两次雅集，柳亚子再也没有参加。《南社丛刻》一共二十二集，辑录南社社友的诗文。其中第二十二集是结束的特大号，分上、下二册，上册为文，下册为诗词，柳亚子虽然发表了文七篇、诗十七首，但革命气氛渐见低沉。柳亚子后来回忆说：

《姚光全集》封面

一九三七年金山沦陷后，姚光避难上海，后寓居景华新村（今巨鹿路八二〇弄），致力于《金山艺文志》的编撰；继室徐颖生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八年

……我灰心短气，觉得天下事不可为，便怏怏然辞去了南社主任的职务，由姚石子先生继续担任。再以后，南社也终于停顿了。追究南社没落的原因，一方面果然由于这一次内讧，一方面实在是时代已在“五四”风潮以后，青年的思想早已突飞猛进，而南社还是抱残守缺，弄它的调调儿，抓不住青年的心理。尤其是经过这次的一闹，鸡飞狗走，大家更觉得头疼，认为是丢在毛厕内的金字招牌，捞起来也大有余臭了。

在主持南社工作之外，姚光最大的爱好是藏书，为江南著名藏书家之一。他一生嗜书，自称“书淫”，并刻有“书淫”藏书印章，随时搜罗各种文献古籍，更重乡邦文献，根据经济条件，由近及远，自一邑而全郡、全省，每有所获，虽耗高价亦在所不惜，积累至三百箱数万卷之多，其中不乏稀世珍本和孤本、善本。江安傅阮叔因其藏书之富，曾赠以“书林猗顿君山富，福地琅环石室严”对联，章太炎则赠他对联：

著书常载青牛背，

避世无庸金马门。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在金山卫登陆，其藏书除一部分在沪寓所外，损毁不少。姚光避地沪滨，当时既没有政治社会活动，也没法从事乡邦建设，所以更勤于收罗文献，校勘诗书。正如他自己说的：

杜门却扫，收视反听，索居斗室，时亲故纸，述作遂多。

抗战中的“孤岛”上海聚集了一批藏书家，如冒广生、叶景葵、李宣龚、王佩诤、郑振铎、王大隆等，姚光与他们都有密切来往。虽然被困“孤岛”，经济状况愈来愈困难，但姚光宁愿节衣缩食，看到爱好的书籍，还是不惜收购，其中如《张啸山日记》、顾尚之手稿、李白华《恬志堂集》、陈眉公评本《西厢记》，以及各家批校本《汉书》、《史书》等，均为稀世珍本，特别是明崇祯本《松江府志》，更是知名的海内孤本。此一时期，他还专门刻有印章“姚光劫后所得”。

姚光藏书主要为其读书、著书服务，自称是“藏书者之藏书”，又是“读书者之藏书”，亭林周迪前更称其为“著书者的藏书”。姚光著作、编辑、校勘、刊行的书籍亦多为乡邦文献，他曾历时多年，为金山两位大学者张啸山与顾尚之编印了《舒艺室两种》与《武陵山人制艺》。他的长篇专著《金山艺文志》，起稿于一九一八年，随着其藏书的增加而不断增补资料，寓居上海时更集中精力，有时昼夜不辍，历二十余年之久，终于完成这部巨著。但未及刊印，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姚光患腹膜炎卒于上海。

姚光逝世时，尚留存图书五万余册。其后人秉承先意，于一九五〇年全部献给当时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转入上海图书馆，得到陈毅市长撰文嘉奖，称其能“树则于故家嗣裔”。

姚光故居外观现仍基本保持原貌，主宅中的第三进在一九三三年曾按原貌翻修过，其他三进均有一百二十年以上的历史。二〇〇四年，姚光故居由金山区人民政府公布为金山区文物保护单位，其后金山区政府与张堰镇政府共同对故居进行了修缮，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修旧如故。二〇一四年七月，姚光故居被命名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的姚光故居除世传敦仁堂外，由姚光亲自建立命名的尚有松韵草堂、古欢堂、怀旧楼、复庐、自在室以及其夫人王灿之七襄楼、其妹姚竹心之盟梅馆等。这些楼堂馆室当年主要是读书、著书、储书与起居会客之所，原来分散在四排楼房的各个层面，现加以汇集在第四进，尽量展示其主要内容，以资瞻仰与纪念。故居的前三进已作为南社纪念馆，陈列展示南社历史、人物事迹。这个当年南社志士仁人群贤毕至之地已成为人们了解南社、研究南社、纪念南社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