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民国故居在清华园

陈寅恪（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四大国学导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金明馆丛稿二编》等，另有《陈寅恪集》。

清华园，位于北京市西北郊，其前身为清乾隆年间修建的熙春园，这是一方曾经聚集清代皇家园林的清幽胜境。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御赐熙春园名为“清华园”。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清华园主载濂被清廷革职，清华园亦被收归内务府，长期闲置而荒芜。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久被荒芜的清华园被划拨游美学务处，此后游美肄业馆相继更名“清华学堂”、“清华学校”，校务运行逐渐步入正轨，而清华园在原有基础之上，校舍、住宅得以分批修葺建造。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清华园的故居共有三处，即南院（照澜院）二号、西院三十六号以及新南院（新林院）五十三号。陈寅恪居住在清华园的十三年，是他一生中身体、经历、研究与生活环境各方面俱称合宜的时期，因而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九二五年初，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的筹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先后聘请到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位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而此时陈寅恪尚以翩翩三十六岁佳公子独身之躯在德国留学。虽然陈寅恪长期游学欧美，学问博大精深，在国内却是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最终他得以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聘国学院“四大导师”，除了自身不凡的实力之外，梁启超和吴宓的推荐起了关键的作用。

吴宓早年与陈寅恪在美国哈佛大学相识，对其一见倾心，推崇备至。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成立，次日，担任研究院办公室主任的吴宓就向曹云祥校长推荐陈寅恪，然而陈由于“须多购书，家务”等原因，未能及时就聘。而梁启超则是陈家的旧识，素知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一九二六年春，梁启超再次向校长力荐陈寅恪。据陈寅恪弟子陈哲三记载：

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

陈寅恪夫妇与长女陈流求合影于清华园

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著作。”

曹说：“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一九二六年七月，陈寅恪终于回国到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就任，此时已三十七岁的他仍孑然一身，被安排住进了当时学校条件最好的住宅南院（照澜院）二号。

清华园南院建于一九二一年，位于清华学校大门以南的坡地上，有甲、乙两种户型各十套，甲种为双拼单层外廊式住宅，这种住宅延续了十九世纪中期传入中国的近代“殖民地式”建筑特征，前檐出廊，廊柱砖质水泥饰面。为避免风沙和保温节能，以玻璃围合形成阳光房，作为联系住宅内外的过渡空间。

陈寅恪居住的南院二号为双拼式住宅，面积、户型相同的两户组成一栋建筑，房屋基础高零点六米，石灰三合土质，虎皮石饰面，预留防潮透气构造。室内空间划分为居室、公共活动、辅助用房三个功能区，并以公共活动区为核心展开。公共活动区包括居室、餐厅，居室区包括两间卧室和公用盥洗室，辅助用房区依次布列女役室、厨房、厕所、煤室、役室、储物室。主要居室铺木地板，辅助用房为水泥或砖地面。屋后设独立的内庭院。三角形木桁架，欧式四坡顶组合屋面，铺设红砖瓦，与青灰色水泥廊柱、灰色条砖墙面、虎皮石墙裙、木质板门形成色彩与质感对比，整体建筑透出典雅之美。

与南院二号一墙之隔的是南院一号，住在这里的是另一位导师赵元任。当时赵元任正为自家书多屋小空间不足而犯愁，陈寅恪便大方地将屋子的一半让出，供赵家藏书之用。热情的赵元任夫妇在生活上对单身的陈寅恪格外关照，陈寅恪不仅用餐在赵元任家，佣人也由赵家负责。为催促陈寅恪留意自己的婚事，热情爽快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曾开玩笑说：“你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则笑答：“虽然不是永久计，现在也很快活嘛！有家就多出一大堆麻烦来了。”赵元任说：“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朋友深情，溢于言表。

南院二号双拼外廊式住宅平面图

南院今貌

不仅是居住环境，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环境也是非常令陈寅恪满意的。陈寅恪初到清华时，吴宓曾赋诗一首：

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

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

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永滨。

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

此诗可见吴宓对陈寅恪仰慕之情，也道出陈寅恪在清华的学术事业前程似锦。事实上，陈寅恪确是十分满意清华的学术氛围。除了邻居赵元任，还有西院的王国维、北院的梁启超，都是住校的名师，而学生也都是一时之选，可谓英才齐集。同时，国学研究院也有独立的购书经费，并且十分充裕。不到两年，已经购置了许多满、蒙、藏文书籍，中文经典古籍（包括明刊和近刊的善本丛书），欧、美、日本书刊和杂志，以及《大藏经》等七八百部。这些书对陈寅恪研究工作极有用处，真可谓“名园合与寄吟身”。

陈寅恪学贯中西，治学严谨、缜密、公正、勤奋。他曾言：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在清华授课时，研究院新收研究生三十余名，合第一届三十八名，共约七十名。首开的课是“佛经翻译文学”；后又担任“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文法”等课程。指导研究生之范围则包括“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比较研究”以及“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这些课程在当时可说是自辟蹊径的创举，懂的人很少，而内容又牵涉到许多边疆语言和外文，因此听讲者多感程度不够。当时的一位研究生回忆道：

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古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札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时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

陈寅恪上课，常带许多书到教室，他不断地写黑板，抄录重要的史料，然后解释，并作案语，很像他写文章的风格。他最令学生们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资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学生们在听完以后都会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陈寅恪讲课喜欢平铺直叙，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到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从无倦容。虽然平淡，但听者并不会感到枯燥，既没有人窃窃私语，也没有人传纸条。每当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逝太快之感。

一九三○年国立清华大学校园规划图

陈寅恪的特别不仅表现在学识上，他的形象在清华园中也是一道特别的风景。在一九三四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教师印象记》中对陈寅恪先生的形象有这样的一段描写：

清华园内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带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

其实陈寅恪的身体一向较弱，学校特别敬重他，他的课永远排在上午第二、三两节（九时到十一时），只有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有资格去选修。因为一、二年级的必修课多且所排的时间不是第一、二节，就是第三、四节，他们根本无法选陈寅恪的课。陈寅恪讲课的教室都在三院一间小教室，除了清华的同学外，北京大学的学生也从城里坐四五十分钟的汽车赶来清华园听课。因为陈寅恪不肯接受北大的礼聘去兼课几个钟头，北大的学生不愿失去名师的教诲，只有不惮跋涉的辛劳来听课了。陈寅恪学问渊博而精湛，有许多的教授都来旁听，因此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清华园，有着“教授中的教授”之美誉。例如，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可谓不小了，从一九二八年入校起，当过秘书长、文学院长，以至数度代理校务，在清华可称为上乘人物了。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会看见冯先生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先生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这个现象固然使人感到冯先生的谦虚有礼，但同时也能感到陈寅恪的实在伟大。

陈寅恪给他的弟子留下的另一个印象是他的幽默感。一九二八年后，清华由罗家伦就校长职，高谈“纪律化”，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新时代有新气象，但仍然不免“旧时代”的争权夺利，仅“清华大学校长”一职，就有三十人争夺。甚至于还有比“旧时代”更“青出于蓝”的表演。陈寅恪所作《阅报戏作二绝》，正是他对此“新形象”的观感：

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石头记中刘姥姥，水浒传里王婆婆；

他日为君作佳传，未知真与谁同科？

陈寅恪才思敏捷，在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有天我们在座，他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当然是说我们是梁任公、王静安的学生，是康有为的再传人，是溥仪的少年同学。大家哄堂大笑。更妙的是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后，政府派罗家伦接长清华，罗先生去看陈先生。我们同学也在座，罗先生送给先生一书，是他编的《科学与玄学》，记叙张君劢、丁文江辩论的一段文坛旧事，陈先生翻了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何如？”罗说：“甚好，我即刻去买上好的宣纸来。”陈说：“不用了，你听着：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罗摆手，大笑不止。陈先生又说：“我再送你一个匾额：儒将风流。”又说：“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他才思敏捷，诙谐风趣大率类此。

其实此联除了在上、下联中分别嵌入“家”、“伦”二字，精妙之极外，更有深意。陈寅恪对于当时科学与玄学之争、中西文化论战，皆不以为然。他一生秉承的思想，是调和中西，中体西用。吴宓曾对此作过如是的评语，陈寅恪自己也如此承认。这副即兴所作的对联，就是这种思想的表露。

一九二八年，在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陈寅恪终于觅得理想伴侣唐筼女士。唐筼，字晓莹，广西灌阳人，祖父是前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父亲早故，依母居天津，曾就读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今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附设小学教员。后由女师报送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后并入金陵女子大学）就读，卒业后回女师体育系任教，与母同住，后又移居上海任教。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陈寅恪与唐筼女士在上海结婚。婚后先后生女三人，分别为长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三十年代初，清华大学建成新西院住宅，陈寅恪一家搬入西院三十六号，长女流求就是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代。在她的追忆中，陈寅恪的治学之勤亦可窥知一二：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住在清华园南院，后移居新西院，距西校门不远。这时家中生活紧凑而有规律。父亲每天出门总是夹着个布包袱，包着书本。晚上照例伏案工作。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时局动荡不安，群情尤为激昂。陈寅恪曾有诗云：

钟阜徒闻蒋骨青，也无人对泣新亭；

南朝旧史皆平话，说与赵家庄里听。

讥讽当时人沉湎不悟，不汲取历史教训。陈寅恪受到时局的震动，自不待言。但“空文自古无长策”，正是“欲著《辨亡》还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书生救亡无力的无奈心情，自不限陈寅恪一人。惟有“酒共愁添哭是歌，悲秋意苦奈秋何”，并借吟咏以感伤国事世局。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今北京）迅速沦陷，一生忧国忧民的父亲含恨离世。国难，家恨，加之多年来用眼过度，陈寅恪的右眼视网膜剥离。为了早日逃离沦陷区，他放弃治疗眼病，匆匆告别生活了十二年的清华园，带着家人踏上苦难的流亡征途，转徙于西南天地之间。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新南院五十三号留影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十月，陈寅恪夫妇带着小女儿回到了离别多年的清华园，这一次他们住进新南院五十三号。陈寅恪不顾双目已近失明，仍坚持在家为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学生开课。由于眼睛看不见，他将书斋起名为“不见为净之室”。据他的学生王永兴回忆，那时“先生对工作时间很严格，每天早八点开始，十点，休息二十分钟，我陪侍先生在窗前的阳台上散步，阳台的东头是一丛月季，西头是一丛丁香，东西来回走着，有时先生问我院中花草树木的情况，他心情很愉快”。

由于多年饱受颠沛流离之苦，陈寅恪夫妇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除陈寅恪双目失明以外，夫妇俩都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建议适宜在南方居住。一九四八年夏，陈寅恪接受了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的聘请，一九四八年底一家人乘飞机南下，永远离开了清华园。在别离前，陈寅恪和夫人在新南院宅内亲手种植海棠一株，寄托远离故园的不舍之情和对清华园的深深眷念：

新南院五十三号今貌，这里是陈寅恪在清华园最后的居所

当归默默向谁陈，一角园林独怆神。

寻梦难忘前度事，种花留与后来人。

江城地瘴怜孤艳，海国妆新效浅颦。

剩取题诗记今日，繁枝虽好近残春。

如今，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园中的三处故居建筑仍完整保存着，它们的现状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