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丁家花园的科学达人

2023-07-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如今，知道“丁文江”这个名字的人并不多。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过程中，遇煤气中毒抢救不当而因公殉职。少小离家的丁文江，出生于江北小镇泰兴县黄桥镇一户富绅之家，当地大名鼎鼎的丁家花园就是丁文江的祖宅。丁文江与另两位留学生志同道合，起意去英国求学。一九一一年，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动物学与地质学双科学位。大约在当年七月底，丁文江回到阔别近十年的丁家花园。

丁文江（一八八七～一九三六），江苏泰兴人，字在君。地质学家、地理学家、人种学家、优生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著有《云南东川府铜矿》、《中国之造山运动》、《论丰宁系的地层》、《漫游散记》、《动物学》、《苏俄旅行记》、《徐霞客先生年谱》、《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爨文丛刻》等，后人编有《丁文江文集》。

如今，知道“丁文江”这个名字的人并不多。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过程中，遇煤气中毒抢救不当而因公殉职。噩耗传开，当时的知识界曾为之震动，众友纷纷撰写诗文追忆这位英年早逝的大家。如亲密朋友兼地质学同道翁文灏所撰的《七律·追念丁在君先生》中云：

携斧曾经汗漫游，西南山谷最清幽。

碧鸡金马云南路，漓水藤滩黔外州。

霞客遗踪追绝域，粤湾车路达江流。

丁文江故居外景

搜罗多少详图籍，整理端须仔细求。

这是对他所作地理地质调查研究之成就及精神的专业钦佩。

而他的中研院同道傅斯年在《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里追忆道：

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印象。所以我希望胡适之先生将来为他作一部传记。他若不作，我就要有点自告奋勇的意思。

其后，许是兵荒马乱之故，关于丁文江，便是一片冷寂。直至二十年后，知己胡适在海外匆匆写就《丁文江的传记》一书，正如胡适在该书引言中写道：

二十年很快过去了。当时有作在君传记的野心的两个朋友，于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孟真说得不错：“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

我的材料只限我在海外能收集的……因为材料太不完全，所以我只能写一篇简略的传记。

少小离家的丁文江，出生于江北小镇泰兴县（今泰兴市）黄桥镇一户富绅之家，当地大名鼎鼎的丁家花园就是丁文江的祖宅。如今，这座已两百来岁的清代园林建筑依旧完整地坐卧于镇上那条叫“米巷”的巷子东首十号，整栋院落集苏州园林与江南民居特征为一体，前后三进，每进六间房。左右侧各有一小巷，各进之间还有曲径回廊相通，傍有翠竹、山石、水池等。其中，第二进的天井中有一小方厅，三面皆窗，为丁文江先生幼时读书处。天资过人的丁文江幼年时得贤明慈母单夫人的教诲，很早就认字读诗，在大哥丁文涛的《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说：

亡弟于襁褓中，即由先慈教之识字。五岁就傅，寓目成诵。阅四五年，毕四子书五经矣。尤喜读古今诗，琅琅上口。师奇其资性过人，试以联语属对曰“愿闻子志”。弟即应声曰“还读我书”。师大击节，叹为宿慧。……

十五岁那年，神童丁文江偶遇了转折他一生的大事。当时，任他家乡泰兴知县的龙璋是一位维新派政治家，听说本邑丁家有一神童，就叫丁父带儿去县衙面试。龙出考题《通西南夷论》，丁下笔千言，观点分明，龙知县叹为“国器”，收为弟子，并力劝丁父送丁文江去日本留学，还设法托人带丁文江到日本，这在泰兴当地可是破天荒的事儿。

十六岁那年，丁文江离开家乡来到日本，认识了诸多留日中国学生，他们当时的主要生活是“谈革命，写文章”，而那时在苏格兰留学的吴稚晖与留日学生界常有书信往来，他力劝大家去英国读书。丁文江与另两位留学生志同道合，起意去英国求学。三个青年人只揣着十余个金磅就大胆跳上驶往爱丁堡的轮船。起初，一路上说说笑笑玩玩，倒并不着急，直到在船上听人说，爱丁堡距离吴稚晖处尚需不菲的车费时，这才慌张起来，好在他们在船上偶遇一位福建方姓客人，该客人约他们在船到新加坡后上岸会一位林姓朋友，那位林姓朋友又向这三位青年引见了当时寓居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的康有为先生，康先生不但见了他们，还在临别时送了他们十金磅，又托他们带信给在伦敦的女婿罗昌先生，罗先生在收信后又寄了二十磅给他们。由此，康有为的十磅让他们见到了吴稚晖，而罗先生的二十磅则支持了他们在英国落脚。日后，不忘旧德的丁文江在南海先生逝世前，设法偿还了一千元。

丁文江故居庭院一角

留学英国的七年间，丁文江曾考入剑桥大学，因负担不起高昂学费而辍学，后转入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以地质学为副科。后又把地质学升为主科，加以地理学为副科。一九一一年，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动物学与地质学双科学位。

留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期间的丁文江

当年四月，丁文江学成归国，却并未在终点上海下船就近回家，而是在越南海防登岸，乘火车经滇越铁路入云南，开始了他在中国大西南的徒步旅行。在这之前，丁文江多次游历欧洲大陆。这次国内旅行历时两月多，行程约万里，他除了带上许多书籍仪器，还雇了十一个劳力。从他的《漫游散记》中可知，一路上所见不是光秃秃的石头山，就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偶在落水塘附近瞟见几处零星的村落，当时的贵州全省甚至都不见车轮子的影子。丁文江揣着清康熙年间天主教士所测的中国地图作为旅行蓝本，用指南针步测草图，用气压表测量高度，完成他的第一次国内“游”。他还惊讶地发现一条贯穿云贵两省的驿道已在地图上标错了两百余年，居然都没有人发现。在贵州黄果树期间，恰逢当地“赶场子”的日子，场子上贵州少数民族的奇装异服引起了他对人种学的兴趣。三年后，他又故地重游，着手西南人种学研究。

大约在当年七月底，丁文江回到阔别近十年的丁家花园。两个多月后武昌革命爆发，其大哥丁文涛回忆说：

弟自英学成归来，适辛亥革命，邑中警报频传，不逞之徒乘机煽乱……弟抵里，倡编保卫团。经费不给，则典鬻以济之，又手定条教，以备不虞。

在家乡小住后，他在一九一二年赴上海南洋中学教书一年，并以进化论观点编写了《动物学》教科书，大受欢迎。次年，他来到北京工商部任职地质科科长并排除万难与章鸿钊创办了地质研究所，还以自己的游历体会倡导开展旅行调查。该所同道翁文灏回忆说：

他竭力主张注重实地观察……在君先生的实地工作，不但是不辞辛劳，而且是最有方法。调查地质的人，一手拿锥打石，一手用指南针与倾斜仪以定方向，测角度，而且往往须自行测量地形，绘制地图。这种方法，他都一丝不苟的实行，而且教导后辈青年也尽心学习。

在此期间，他本人赴太行山、山西、云南与四川进行了在中国做的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地质测量和调查，历时一年有余。他纠正了中国传统地理学把山脉当做大水分水岭的固有认知以及德国专家认为山西铁矿丰富的观点。并对云南个旧的锡矿、东川的铜矿和云川的土著人种、金沙江进行了专门的调查研究。不仅于此，他深入生活，对矿工的苦难给予极大关注。他在游记中写道：

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合影，前左三为丁文江

背矿的工人用一个麻布搭连口袋，一头装上二十五斤矿砂，前后的搭在肩上。右手拿一根一尺多长的棍子做柺棒……头上裹一块白布的包头。包头右边插一根一尺长的铁条，上挂着一盏油灯。……背矿出洞，一步一喘，十步一停。喘的声音几十步外都听得见。……洞子里的温度当然比洞外高。走到洞口，浑身上下都是汗。衣物挤得下水来。凉风一吹，轻的伤风，重的得肺炎肺痨。尤其是未成年的童丁容易死亡。工人的住处叫做伙房，是一间土墙的草棚，几十个人睡在一处。我曾在银洞的伙房里睡过一夜，终夜只听见工人咳嗽的声音，此停彼起，……我一直到天明不能合眼。

丁文江最佩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为探奇而远游、为求知而远游的精神，最爱读他的游记。丁文江在中国的旅行调查都会带上《徐霞客游记》作为参考，他游历的任务是调查矿产，但他的科学兴趣则是测量地形和调查地质，后来他还用旅行的亲身体验和地理新知来修编《徐霞客游记》，补充绘制详细的地图，订正了徐霞客的一些错误，还饶有兴致地作了《徐霞客先生年谱》，被公认为新时代的徐霞客。

在此次赴云南之前，丁文江的父亲过世了，于是他短暂地回到丁家花园料理丧事，之后从上海出发取道香港、越南，再次经滇越铁路入滇与三百年前的徐霞客“同行”。他走遍了云南、四川交界地方的金沙江两岸的高山与深谷。他曾经因为要看大雪山，坚持不走近路，走远路，不走平路，走山路。他为了攀登高峰，还“手足并用”地走从没有人走过的路。他毕生身体力行“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的野外调查准则。

继筹备建立地质研究所，亲自带人调查中国地质矿产资源，以达到训练人才的目标后，丁文江又筹措地质调查所的建立，并把它视作纯粹的科学研究机构，以使中国的地质学能有一个领导和谋划中心，他的这种远见被认为是“学术界的政治家”。

后来，中国地质学界的许多领袖人才正是出自他创办的研究所、调查所和由他授教的北京大学地质系。得益于他的言传身教，中国地质学界打破了德国学者的预言：“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因为在之后的数年，正是在地质调查所的领导下，光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系列发现，就让世界刮目相看。丁文江还曾领衔了在广西、重庆、贵州等地展开的大规模地质旅行调查。即便是丁文江应北大校长蒋梦麟之聘，任该校地质系研究教授的三年多时间内，他也常常亲自带领学生去野外实习，甚至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凡预定实习的地点，他必先去踩点，然后再带学生去。野外实习时，食宿、登山、休息，他一概与学生完全一致。不论地质实习时间长短，一切所需物件都要求齐备。有时一两天的短期旅行，在有些人看来大可以随便对付，无须大整行装，丁文江却说：“固然有些地方可以对付，但是不足为法！带领学生必须照规矩，以身作则。不如此，学生不能有彻底的训练，且有亏我们的职责！”

一九一九年，梁启超（前排中）、蒋百里（前排左二）、丁文江（后排左二）等人参加巴黎和会时留影

除了在地质学界的倾力付出，丁文江也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曾与胡适等一同创办政治评论周报《努力周刊》、时政刊物《独立评论》等，以期实现他所主张的使命：即不吃政治饭的“好人”应该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以促进政治革新。而他所说的“好人”包括从消极来讲就是“不作无益”，从积极来讲就是躬行克己，把责备人家的事从自己做起，还要做有职业的人，并且不断增加职业能力等等。为了试验他的政治理想，他还曾在一九二六年担任过“淞沪商埠总办”之职，拟定了“大上海计划”，这份计划的理想是使上海租界四周围的中国地区成为一个模范城市，从而为取消租界打下基础。因此他也是后来的“上海特别市”的创立者。在短短半年的任职期间，他还促成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权的收回。尽管因为他所服务的公职属孙传芳的军阀政府，故而在日后遭人诟病，但他“一个真实的爱国者”的用心毋庸赘言。

在批评政治之外，他还关注“科学与人生观”等思想领域，其中《努力周刊》上关于“玄学与科学”的论争持续了很长时间，论争的主角是玄学家张君劢和科学家丁文江，还引来了梁启超、吴稚晖、胡适、任鸿隽、张东荪、林宰平等人“助兴”。最后张东荪承认，支持“玄学”的文章比支持“科学”的少得多。

丁文江对“科学”有精彩的描述：

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甚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

按胡适等人的说法，丁文江“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丁文江也坚持“科学”原则，如自己不喝酒却常用酒洗杯筷。还操心那些颇爱喝酒的朋友，他曾从胡适的《朋友篇》里摘了几句请梁启超写在一把扇子上赠予贪杯的胡适：

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

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

倘非朋友里，吾醉死已久。

……

收到扇子后，胡适感激于丁文江的情谊，从此把他视作难得的“益友”。

丁文江有生之年接受的最后一个公职，就是受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之邀，担任该院的总干事。任职不久，铁道部长顾孟余请他去探查粤汉铁路沿线可开采的煤矿，由于当时的中国时局岌岌可危，能源富区华北有随时落入日寇囊中的危险，一旦如此，长江下游及沿海工业区将陷入无煤可烧的困境。经与湖南地质所同道研究，丁文江决定去湖南考察粤汉铁路一带的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作为一项科学调查，有人劝他派人去即可，但他说：“……我觉得此种任务关系很大，所以我要亲自去看看，方可以使将来计划易于实行……”

最终，丁文江倒在了一辈子推崇的实地勘察的路上。遵照他“死在哪里、葬在哪里”的遗嘱，众亲友将其安葬在了湖南长沙岳麓山。

丁文江的出生地“丁家花园”，于二〇〇七年十月挂牌“丁文江先生故居”，内有“丁文江先生史料陈列室”。如今，故居在现有陈列的基础上正予以扩建，以期还原一个更立体的丁文江。

故居，是一个人思想和痕迹的容器，无论他走多远，总有一些东西在那里安放。想必，未来的“丁家花园”莫不如此。

丁文江：丁家花园的科学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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