蒿庐斜窗：民国文人故居

吕思勉（一八八四～一九五七），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字诚之。史学家。注重排比史料和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著述宏富，代表作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民族史》和《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常州市晋陵中路西侧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名叫“十子街”，现代史学大师吕思勉的故居，就坐落在十子街东端的八号至十二号。

故居为清代硬山造砖木结构建筑，共四进二十一间，分东西两宅，各有大门进出。两门中间，还有三间小屋，两扇小门，外通十子街，内有一条长弄，通东西两宅的厨房，由于房屋进深，人来人往，若从大门进出，开门关门很不方便，所以小门是整天开着的，甚至为了保持小门敞开，吕家将这三间小屋租给别人住，名为“租”，实际上并不收钱，条件是给吕家守门，便于家里人的通行而已。

吕思勉故居小院

吕氏故居的东宅，早在吕思勉父亲的手里，就典给别人了，直到抗日战争后期，才由吕思勉收回自用。吕家自住西宅，西宅比东宅略小，大门进去的第一进是门屋，也叫“门堂屋”。在吕思勉的家乡，这种门堂屋常常是租给成衣铺的，目的也不是要收租金，而是希望大门敞开，进出方便。吕家的门堂屋比较小，所以没有出租。门堂屋在十子街临街，坐南朝北，入内为一个小园，种有金桂、淡竹，还有一株西河柳。西河柳可用作药材，邻居街坊经常有来摘讨的，所以虽说是一株，实际上总只剩下半株，“垂头丧气地站在园角”。小园的北面通天井，也种些十姐妹、香椽树、石榴、葡萄等。天井北面是第二进，共有三间大厅，厅的北面有三间翻轩，东面的一间用作卧室。天井的两旁是侧厢房，东向的侧厢用作卧室，西向的侧厢用作储藏室，西向厢房的北面是厨房。天井的北面是一条走廊，一头与厨房相连，一头通向第三进的上房。上房是四楼四底，楼下三间用作卧室，一间用作客堂和饭厅，楼上两间用作卧室，另两间用作书房和藏书室。东西两宅合计面积二亩零六厘六毫，建筑保持青砖粉墙、飞檐瓦当、木格花窗的古典风格，给人以朴素典雅、书香溢斋的氛围。解放后，故居部分房屋（共十间）曾一度用于驻军，吕思勉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呈文常州市人民政府民政科，因房屋敝坏，要求发还。文中有“惟此屋年龄已近百年，本非良好建筑”等语，由此可推知当建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清咸丰初年）其祖父吕懋先任江西奉新知县时。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吕思勉出生于三进西首卧室，其幼年即读书、生活于此。

吕家世代读书仕宦，吕思勉的父亲吕德骥，字誉千，生于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年轻时即享有文名，曾任江浦县学教谕。他为学勤勉，信服经义，对《易经》深有研究，尤好治经史之学，尝曰：通经可以致用也，读书万卷，无益于世，虽多，亦奚以为，故为学不屑治章句，亦不为高远之论，务在平易达民情可措诸当世而已。著有《抱遗经室读书随记》及诗集若干卷。母亲程锓，字仲芬，生于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为武进名士程兆缙次女。程夫人少时读书不多，仅读《论语》二十篇，《孟子》读至齐桓晋文之事章而辍学。后来靠自学，亦善诗能文，著有《逸秋诗钞》及《读书随笔》各一卷。

吕思勉六岁时就跟从同邑薛念辛先生读书，“诵四子书，日授十行，行十七字”。两年后，母亲取来《纲鉴正史约编》，亲自为他讲解。母亲无暇时，则由姐姐吕颂宜为他讲解。约讲解到楚汉之际，吕思勉便说：“我自己会看了”，于是日读数页。约读至唐初，又有同邑的魏少泉来教他点读《纲鉴易知录》。童年时的阅读，培养了他对历史的兴趣。后来，父亲又取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经世文编》等书，让他随意翻阅，吕思勉“亦觉甚有兴味”。私塾老师所教读的《通鉴辑览》，涉及历代治乱兴亡的事，他更是读得津津有味。

十三四岁时，吕思勉家道中落，无力再延请教师，便改由父亲亲自教授，父亲无暇时，母亲和姐姐也帮助讲解。旧时读书强调“通背”的方法，但吕思勉却极不愿意背书，父亲教授他《尔雅》，要求“通背”，但吕思勉总是钻空子，不肯好好背。每到父亲聚精会神地看书时，他就故意把《尔雅》塞过去，说自己要背书，接着就背起来，但父亲读书极其专心，一段文字没有看完的时候，决不放下书来做旁的事，所以每次等到父亲开始听他背书时，他已经背到最后几句了，从而“蒙混过关”。

周谷城先生题写的“吕思勉故居”匾额

吕思勉全家合影，一九二九年摄于常州

十六岁时，吕思勉赴江阴应小试，考入阳湖县学，成了一名秀才，父母自然十分高兴，母亲为此还写了《芸儿小试记事》七律四首（芸儿是吕思勉的小名）以志鼓励。从这一年开始，父亲就要求他多读书，于是他又通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纪》、《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等。这些史书为吕思勉的学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十岁时，他赴金陵（今江苏南京）参加乡试，连续三场考试，代朋友作文达十四篇。他后来曾回忆说：

予少时行文最捷，应乡举时，尝一日作文十四篇，为同辈所称道。

一九〇四年，吕思勉与虞菱结婚。新婚不久，吕思勉就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一九一二年，吕思勉应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校长杨秉铨的邀请来到上海，在该校教授应用写作、商业经济、商业地理等课程。此后，他辗转于各地教书，而妻子虞菱和子女则继续生活在常州吕家故居。

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占上海，吕思勉所任教的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只能在租界内借校舍继续上课，吕思勉一面暂时留在上海，一面寻找机会想到家乡的游击区去教书。常州刚沦陷后，吕思勉在上海得不到一点有关家乡的消息。过了许久，消息传来：吕家自住的房子，在日寇轰炸时被震坏了，吕家的亲戚全都避到乡下去了。又过了些时候，亲戚陆续回到城里，他们写信来劝吕思勉赶快回去，说吕家的房屋还没有倒坍，还可以修理，若不及早修理，就完全报废了。当时，常州城门口还有日本兵把守，行人进出，一定要向日本兵脱帽鞠躬，所以吕思勉一度坚决不肯回去，他对家人说：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人低头。结果吕家的房子由败坏而倒坍，木料等全被盗卖，家里的什物也被窃盗一空，但吕思勉处之泰然。唯有家中所藏的书籍随之遭受损失，让吕思勉颇为心痛。吕家世代读书，家中藏书颇多，原本共有一百三十余箱书，整整放满三间屋子，到一九四二年吕思勉回到常州时，这些藏书仅剩五十余箱，而且都不是完整保存的，许多都已零乱破碎，面对这些“烬余之物”，吕思勉不免感叹万分。

一九四一年五月，吕思勉的妻子虞菱与女儿先回常州，发现吕家的房屋（西宅）早已毁了，而东宅早就被吕思勉父亲“典借”给别人，所谓“典借”，就是借房客一笔钱，以每月的房租抵充利息。父亲去世后，东宅的“典借”亦成了吕思勉的一大负担，每次更换房客，修理房屋的费用都加在典费上，结果典费越来越大，起先是两千多元，到抗战年间已达四千元。因为典价高，房客难找，一九四二年吕思勉回到常州后，夫妇俩便只能迁就房客。当时虽然西宅几乎全毁，而东宅修理之后依然完好。此时，东宅房客的租赁早已期满，但坚决不肯迁出。一家合议之后，决定还是在旧宅的废墟上，自己盖两间屋子。恰好在这时，吕思勉收到《先秦史》和《吕著中国通史》的稿费，于是，在花费了近五千元之后，勉强盖起了两间上无天花板、下无地板的住房和一间毛竹为柱、草盖为顶的小厨房。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吕思勉回到常州，在城外湖塘桥青云中学的高中部和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两处同时兼课。湖塘桥在县城正南，坂上镇在县城东南，相距二十余里，分别在两校上课，势必来回奔波。学校原约定用竹轿接送，抬了几次，因为要价太高，且找不到轿夫，吕思勉便主动提出改用独轮小车接送。为了照顾车夫，他只能一半的路程坐车，一半的路程自己步行。

当时常州乡间的学校，教薪以米支付，大约每月一百二三十斤，那时吕思勉父女俩同时在外教书，一个人的薪米可以搬回家作主食，另一个人的薪米则抵充油盐等开支。一九四三年，由于健康的原因，吕思勉辞去教职，这样家中的薪米就只有女儿的一份了。不久之后，学校支付薪米也发生了困难，吕家的生活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为了节省开支，妻子女儿就在西宅的废墟上开出了一个“菜圃”。说是菜圃，实际上只是在满是瓦砾和石灰块的屋基上种些蔬菜，在草丛中种几棵南瓜，靠墙的地方种一排扁豆。菜圃旁还砌了个鸡棚，养些鸡鸭。吕思勉禀性仁慈，用家中养的鸡鸭做成的菜肴，他都不下箸，只有家中来客人才食用它们，所以，这些鸡鸭老是养着，有些一直养到寿终。

吕思勉与妻子都非常喜欢猫，平日无事时，最喜欢把猫抚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吕思勉还写过好几篇有关猫的文章，如《猫坠入井》、《太平畜》、《猫友纪》、《猫乘》等。猫在吕家，不只是宠物，简直是家庭的一员。吃饭时，猫爬上桌子，家人也不叱责，把吕思勉筷子上的菜打下来吃，他也不生气，只是笑笑而已。吕思勉曾养过一只名叫“阿黄”的猫，全身黄色颇美，有亲戚朋友来访，谈完正事之后，吕思勉总要问：到我家，见过“阿黄”吗？他还有一方猫图案的印章，章仅盈寸，常常盖在书、文稿上或给友人的信笺上。原来家境好时，每日里总要用鱼、虾等为猫做点零食，这种零食放在固定的抽屉里，只要抽屉一响，猫就会自己走来。后来生活困难，猫也跟着挨饿，尽管如此，它对主人依然很亲热。虞菱忙里偷闲，常常还抚弄它，并说：“太太现在蹩脚了，再没有零食给你吃了。”说时，她脸上虽然显着笑容，但内心中却含有无限的伤心。

一九四二年，吕思勉父女与学生合影

吕思勉自刻之猫形印章

生活的剧变，再加上家务繁忙，妻子虞菱终于病倒了。先是炎症，后又患肺炎，结果被医生误诊为肋膜炎，说要抽出积水，结果积水没有抽到，反把肺刺破了，造成大出血。虞菱两次患病，医药费极贵，为此吕思勉甚至卖掉了自己唯一的一件大衣。吕思勉身体瘦弱，衣服只拣轻暖的穿，冷天一般只着皮袍，从不穿大衣。后来皮袍陆续都损坏了，家人就为他定制了这件大衣。现在卖掉了这件大衣，冬天就没有御寒的衣服了，妻子、女儿心里都很不忍，但是除此之外，家中已没有值钱的东西。吕思勉自己坚持要把大衣卖掉，并说“即使你们不卖，我也决不再穿”。

那几年，吕思勉除了写作之外，还分担着家中的事务，如买油盐酱醋、买豆腐浆等，都是他的事。家人生病，吕思勉又充当护士。吕思勉的女儿后来曾回忆：

我和母亲生病，也总是由他陪伴。他拿着一本书，一方银硃砚，一支笔，一杯茶，一管水烟袋，就坐在病人房里工作，不过平时低声诵读的，这时改为默读罢了。他按时给病人服药，量体温，喝水，或者问病人要不要吃点什么。这种时候，我和母亲总要求他出声诵读，因为病中听他抑扬有致的读书声，反而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听着听着，有时还跟着他默读，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居住在常州的这段时间，吕思勉身居蒿庐，心忧天下。这一时期，他开始着手《两晋南北朝史》的撰写，这部断代史，是吕著四部断代史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全书有一百一十万字，也是他写得最艰苦的一部。为了要按期交稿，他规定自己每天定稿两千字，作为一部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这是极不容易的。这一时期，除了撰写此书，吕思勉还写下许多忧国忧民的诗句。一次，他得知友人之子在抗击日寇时牺牲，写下了七绝一首：

同启琼筵醉羽觞，当年曾是并华堂。

羹葵饭叶知谁饷，欲向城南吊国殇。

一九四三年，吕思勉的《三国史话》由上海开明书店（今中国青年出版社前身）出版发行。吕思勉之所以要写这一本书，一方面是支持游击区的文化事业，另一方面也是想借助历史通俗读物进行历史教育。他曾专门作过了解，书店中《三国演义》的销量一直排名第一，三国的史事和人物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是，《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如果人们从中获取历史知识，或者用演义中的观点来评说历史人物，就会误解、歪曲历史，造成许多谬误的知识。于是，他选择以三国这段历史为题材，将自己的研究所得，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来讲述，帮助人们纠正谬误的历史观念和知识，借此来引导人们以正确的方法去学习历史。

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在沪复校，吕思勉偕女儿返回上海。次日，学校在证券大楼的八楼拨出一间房间，给吕思勉父女俩居住。一九四六年夏，吕思勉随学校迁往欧阳路的学校宿舍（址今为绿洲紫荆花园），最初居住在学校游泳池旁的更衣室，后搬入用作女生宿舍的旧式楼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吕思勉身体每况愈下，自知已不能工作，便把住房还给了学校，自己回常州故居养病。一九五五年四月，吕思勉到上海治病，因住房已还给了学校，只能暂住在女儿在虹口兴业坊（今山阴路一六五弄）租借的寓所里。这年年底，上海市高教局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生活，特地将复兴西路二七一号的一套寓所配给吕思勉一家居住。迁入复兴西路新居后，居住环境大为改善，吕思勉的精神也为之振奋。第二年五月，吕思勉抱着病躯再回常州旧居，将待整理的札记、手稿挑选出来，捆扎打包，交轮船公司托运至上海，计划将未完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深夜，吕思勉病逝于医院，享年七十四岁。十月十三日下午，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吕思勉公祭大会，虞菱将钢笔一支、手表一只、猫的相片一张，放在遗体之旁，哽咽着与丈夫诀别：

诚之，我们永别了。笔一支，表一只，是你生前常用之物；猫，是你生前最喜爱的动物。现在，你就把这些东西带了去吧！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吕思勉故居被常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修复，故居保存了吕思勉所藏的古籍、图书、字画和生活用品等二十余箱。二〇〇四年吕思勉故居全面对外开放，红木横匾“吕思勉故居”由史学家周谷城手书，常年有吕思勉生平学术陈列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