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故居正门一八八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一个男婴降生在日本横滨的云绪町一丁目五二番地。苏杰生与河合若私通生下了苏曼殊。苏曼殊父亲苏杰生这个当时尚不足百户的小镇,南距澳门仅二十余里,离孙中山故居不过二十余里,这或许是之后他与孙中山交往颇多的原因之一。简氏大宗祠是设在苏家巷东面、距苏曼殊的居所仅约百米的“私塾”,是苏家专门为本家子弟求助功名而开办的。......
2023-07-28
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改字豫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政治评论家、翻译家。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著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彷徨》、《坟》、《热风》和《且介亭杂文》等,后人辑有《鲁迅全集》。
大陆新村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山阴路(原名“施高塔路”)上,由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建造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共六排、六十一幢楼房。该建筑群造价较高,砖瓦、水泥等建筑材料都是从欧美进口而来,配套设备也相对完善,煤气灶、浴缸、冰箱等应有尽有。大文豪鲁迅于一九三三年四月携夫人许广平及幼子周海婴租住该新村九号(今一三二弄九号),直至一九三六年离世。一九五〇年,在许广平的指导下,经过修缮和布置,该物业作为上海鲁迅故居对外开放。
一九三三年,是鲁迅社会活动和写作最为频繁的一年。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四月,鲁迅搬进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处寓所:大陆新村九号。在搬入大陆新村之前的三年间,鲁迅一直居住于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北川公寓),而之所以搬离此处,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日本军队突袭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爆发。鲁迅居住的北四川路临近战区,寓所会客室兼卧室的窗户斜对着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址今为解放军南京军区航务军事代表办事处)。在鲁迅的日记中,记载了陷入战火的情形:
二十九日 遇战事,终日在枪炮声中。
……
三十日 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
在给友人的信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述:
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由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现暂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计,但尚未定迁至何处。
大陆新村九号鲁迅故居外景
在避难中,鲁迅冒险回家一瞥,结果发现寓所“除震破五六块玻璃及有一二弹孔外,殊无所损失”,然而整条北四川路“或为火焚,或为炮毁”,诸店无一开张,行人亦复寥寥。虽然鲁迅说自己不惮荒凉,可以居住在这“荒漠”之中,但是毕竟对一家三口的生活来说,终究是不便,“购买食物,亦须奔波数里”,因此,鲁迅决定或是北归,或是在英法租界另觅居屋,而时间,要待时局略定,因为其时“租金亦想可较廉也”。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鲁迅决定“居于大陆新村”,因为这个地区属“越界筑路”区域,即所谓“半租界”,后来鲁迅便将在此处撰写的杂文编为《且介亭杂文》,“且介”即是取“租界”二字之各半。
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帮助下,鲁迅化名“周裕斋”,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付房钱四十五两”,租下了大陆新村九号的寓所。这年的四月十一日,鲁迅一家正式从拉摩斯公寓迁入大陆新村九号,一直住到一九三六年逝世。
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三层楼建筑,红砖砌墙,红瓦盖顶,坐北朝南,同弄堂左右九幢楼房式样相仿。在黑漆铁门之内,迎面是一条狭窄的水泥通道,右侧东墙下,鲁迅时常种些丝瓜、南瓜之类的作物;左边辟有一个小花圃,鲁迅一生喜爱花草,曾在此种过桃、紫荆和夹竹桃、石榴等花木。夏秋之夜,他常独自徘徊花下,或赏花,或冥想。
鲁迅故居一角
穿过水泥通道,跨上台阶,进门的第一个房间便是会客室。客厅正中摆着一张棕黑色的西式餐桌,桌面上铺着一块印有花纹的胶纸板,四周置放五把靠背椅,会客时,鲁迅总是习惯坐在中间那把背向门外的椅子上。会客室靠窗的一边放着许广平使用的缝纫机,沿东墙则是周海婴的玩具橱和小桌椅。对面西墙壁一边,分别是书橱和邻居瞿秋白留给鲁迅的一张西式拉盖式书桌。这张书桌设计独特,台面上,有可以推上拉下的木板,瞿秋白说:“这样一走开,写不完的文件只要一拉下木板就不会被别人乱翻了。做革命工作的人,这种桌子是比较方便的。”鲁迅其实并不常在这里会客,为了保护访客的安全,他常常到内山书店(址今为中国工商银行山阴路支行)接待来访者。若是更加秘密的接待,鲁迅就会带到书店后面内山完造的家中或是领去附近的咖啡店。
鲁迅故居卧室
用花玻璃屏风门隔开的会客室后面一间,就是鲁迅一家三口用餐的地方,招待客人也是在这里。正中一张广漆方桌,周围四把烤花圆座椅,西边墙角搁着放餐具的双层碗橱。厨边是一只小方茶几和四个圆凳,东墙则是一只旧衣帽架。鲁迅饮食极为普通,平时一家三口用餐,不过“两三种饭菜,半杯薄酒而已”。然而海婴爱热闹,每次下午有客人拜访,海婴总会出现“陪客人”。其实海婴知道,虽然许广平没有招待点心的习惯,但是家里糖果是常备的,鲁迅时常会用糖果招待客人,而海婴适时出现,也就常常能分得几粒糖。到了傍晚客人要离开时,海婴又开始另一场“交涉”,为了解“独生子”的寂寞,海婴每每要留客人吃饭。其实此时鲁迅已经疲乏,许广平心里清楚,但是海婴不懂,只是一心想着人多热闹,许广平此时又不便表态,只好随口客气,却并不坚留。若是客人理解而告辞,许广平送客后便松一口气。若是客人真的留下吃饭,许广平就得奔向北四川路上的广东烧腊味店买熟食,叉烧肉、白鸡之类。回来的路上再买一条鱼,到了家急忙烹饪。海婴只管在饭桌前热闹一会,不久便到楼上睡觉了,而客人何时离开,他就不得而知了。作为绍兴人的鲁迅,不喝白酒,平时待客,也都是绍兴酒。鲁迅并不好酒,酒量也不大,一两杯酒而已,每次喝尽了杯中酒,就说:“盛饭哉!”然后劝客人再继续喝,不过客人往往也就停杯用饭了。海婴回忆,鲁迅曾告诉他,祖父极好酒,经常醉酒,甚至一次在宴席上失态掀了台面,这也让鲁迅从此引以为戒,极少醉酒。
二楼朝南的一大间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一张铁架大床,放在靠近门口的东墙边,床架上罩着许广平亲手缝制的竹布绣花帐帘,床上叠放着一床棉被和毯子,一条褪了色的红白格子被面的布被褥,一个印有“Good Evening”字样的枕头。床头放着一只两扇玻璃门的书橱,里面是鲁迅常用的一些书籍。沿着西墙依次是镜台、茶几、藤椅、大衣橱等,一幅“海婴生后十六日像”油画,悬挂在北墙面五斗橱的上方。糊着彩色格子玻璃纸的南窗下,是鲁迅工作用的单人写字台和一把木转椅。写字台上铺着一块蓝格子漆布,桌面上是鲁迅用的笔、墨、纸、砚和茶杯、烟缸,还有黄源赠送的高尔基木雕像、冯雪峰赠送的绿色玻璃罩台灯、杨之华赠送的玉石狐狸雕像等。书桌旁一把藤躺椅,上面覆盖着一条黑呢花格毛毯,鲁迅在这把躺椅上躺卧,翻阅报纸或是构思文章。一旦构思成熟,就起身坐在书桌前奋笔疾书。鲁迅的文章大多作于深夜,每当夜深,客人离去、海婴入睡之后,鲁迅就沏上一壶浓茶,用棉套捂住保暖作为茶头,这才开始工作,时常写到天将破晓方才就寝。在这里,鲁迅写下了二百八十余篇杂文,翻译了《死魂灵》、《俄罗斯的童话》等外国文学作品。
鲁迅高效的工作离不开许广平的协助,居住在大陆新村时,许广平已不再出去工作。她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家庭生活之中,不仅担当主妇,安排好全家的生活,招待众多来访的客人,而且也是鲁迅的工作助手,负责抄写、校对、取送稿件和信函。由于邮政部门的特务早已熟悉鲁迅的笔迹,他的许多信件不得不请许广平代笔,有许多事鲁迅不便出面或无力顾及,也总是由许广平出面处理。鲁迅曾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而许广平则回答他:“先生,我理解你,相信你。”就在搬到大陆新村九号的当月,记录着鲁迅与许广平曲折的感情经历的《两地书》出版了。四月十九日,鲁迅收到了《两地书》的样书和版税,五月一日,鲁迅特地穿着许广平织的毛衣神态轻松地拍了一张单人照片作为纪念,这张照片也成为许广平最为喜欢的一张。
鲁迅平时工作繁忙,少有时间与许广平相对晤谈,于是,他就想方设法找机会和许广平交流。他经常晚上工作到很晚,当他收拾好东西准备就寝时,发现许广平已经酣然入睡。为了能作一些弥补,他便尽量在许广平入睡前,在许广平的床边陪她聊聊天。每当这时,电灯是不开的,在窗外路灯的映照下,鲁迅用征求意见的口吻对许广平说:“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然后,两人就会平躺或对坐聊着,从国家大事、文坛情况到朋友往来、琐碎家事,纵情任意,无拘无束。有时谈兴正浓,鲁迅也会暂时忘记自己的工作,孩子似地向许广平要求:“我再抽一支烟好吗?”有时,许广平劳累了一天,听鲁迅说着说着,渐渐进入了梦乡,鲁迅就悄悄起身,走到书桌前,打开电灯,继续自己的工作。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九日,鲁迅在送给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第三部的扉页上题诗一首: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鲁迅爱子周海婴的寝室是这幢楼房中最明亮最宽敞的一间,室内陈设简洁,除了桌子、椅子和一张五尺大床,其他都是藤制家具。
鲁迅四十九岁得子,对海婴非常疼爱,不料鲁迅对儿子的宠爱竟惹来非议,说鲁迅溺爱孩子,更有甚者造谣说鲁迅“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大开筵席,祝孩子的周年”。对这些谣言和指责,鲁迅十分愤慨,后来写下了一首传诵一时的七言绝句: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其实据鲁迅自己说,他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并不考虑传宗接代之事,然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事实上,海婴出生之后,鲁迅真的如他自己所说,“加倍服劳”,“为孺子牛”。海婴刚出世,医生建议请奶妈,鲁迅却不同意,执意自己照料。可是他与许广平并无育儿经验,对别人的经验又不肯相信,除了医生的话之外,就只好求教于“育儿法”之类的书籍,结果闹了许多笑话,也吃了不少苦头。
鲁迅摄于大陆新村寓所附近
例如给海婴哺乳一事,按照书上说的是每三小时一次,每次若干分钟;有的说是每次五分钟;有的说是每次哺一只奶,留一只第二次哺,交换哺乳,较为丰足。然而人终究不是机器,无法像书上写得这样规律的。海婴有时吃了几口就睡熟了,推也推不醒;有时他醒了,但未到时间,便也不许吃,一任他啼哭。时间久了,许广平不安起来,便和鲁迅商量,鲁迅却说瘦些不要紧,没有病就好了。结果到了两个多月,海婴患感冒,去看医生,量了量体重,医生说这不对,海婴的重量只相当于两三个星期的孩子,便询问二人怎么回事,鲁迅便如实相告。结果医生告诉他们:不能只喝母乳,应该在新鲜的牛奶里面加粥汤、滋养糖等,分量照月份增加,如此一段时间,海婴才逐渐肥胖起来。
鲁迅早年学医,对医学颇有心得,但他为人谨慎,轻易不替人看病或是开处方。唯独对海婴,鲁迅出于怜子之心,常常自己亲自诊疗,而海婴则视这样的时刻是“最快活的时刻”。上海的夏日天气闷热,海婴总会长一身痱子,又红又痒,一不留神,抓得溃破化脓,就更加难受。为了让海婴舒服些,鲁迅买来“兜安氏”的痱子药水,晚饭后,海婴跑到父亲的床上躺下,鲁迅则准备好一个有盖的小碗和一块天然软海绵,先将药水摇晃几下,待沉淀在下层的药水混合均匀,然后在小碗里倒上一点,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海婴的胸上或是背上。每涂好一面,许广平便在一边用扇子扇干,之后再涂另一面。直到天色黑尽,鲁迅又要开始工作,海婴才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无可奈何地回到三楼,在自己的床上进入梦乡。
鲁迅对海婴的疾病十分关心,费去不少精力,但对自己的疾病,却极不看重。一九三六年初,鲁迅已开始为疾病所纠缠,六月十五日,鲁迅拍了一张X光胸片,确诊了肺病,而且已确认此次病症不轻。然而鲁迅却十分乐观,认为经过治疗,今后倘“小心卫生”,“那就也可以像先前一样拖下去”,如果“拖得巧妙”,“再活一二十年也可以的”。然而事与愿违,鲁迅的病情,却是一日一日愈发加重了,及至十月十七日下午,鲁迅应邀冒着凉风去拜访友人,从友人家中出来,鲁迅又到内山书店转了一圈。晚上,鲁迅和周建人谈起准备搬家到法租界的事,由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一旦战争全面爆发,大陆新村所在的虹口地区难免受到影响。鲁迅告诉周建人,看到房子合适就定下来,不必再和自己商量。然而,就在这一天深夜,鲁迅因为受风寒再次发病,次日,病情急剧恶化。十九日晨五时二十五分,一代文豪鲁迅先生不幸逝世,终年五十六岁。
鲁迅一家三口留影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遵照他的遗愿,搬出了大陆新村九号,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大陆新村的中国居民几乎全部被日本侵略者赶走,鲁迅的故居也被日侨占用。
一九五〇年,上海鲁迅故居得以恢复,在许广平的指导下,经过修缮和布置,大陆新村九号再现了鲁迅生前居住时的原貌。而曾经居住在“且介亭”的这一家三口,今天已在另一个世界团圆了。
有关斜窗疏影:民国文人故居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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