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故居：斜窗疏影，民国文人

2023-07-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一九三八年七月初，陈独秀夫妇抵达重庆。正当陈独秀苦闷发愁的时候，前清进士杨鲁承的孙子杨庆余邀他到石墙院去住。随后，他向陈独秀发出邀请，请他有空上鹤山坪石墙院去看看。陈独秀点点头说：“也是。”后来，由于陈独秀没有继续编辑杨鲁承的书稿，杨家也就不再管吃，但还是让陈独秀在石墙院长住。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十里铺（今属安庆）人，原名庆同、乾生，字仲甫，号实庵。政治家、思想家。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著作有《独秀文存》、《陈独秀著作选编》等。

陈独秀一生东奔西走，反清，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老子党”，反法西斯，反“托派”……八次被通缉，四次坐监牢。一九三七年最后一次获释时，他已是一身疾病、心上有“无数伤痕”的老人。几经考虑，陈独秀最终选择来到四川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而这里，也成为他人生最后的栖息地。

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南部五举乡鹤山坪的石墙院是陈独秀度过人生最后四年的地方，这里原是清光绪年间贡士杨鲁承的故居，也称“杨家大院”，又因四周以条石砌成丈余高的围墙，故名“石墙院”。其四合院的建筑风格极具清代川东民居特色。院落占地面积一万四千余平方米，四周青山绿水，空气清新，风光如画。

一九三七年八月，陈独秀获释出狱，九月九日，他离开南京前往武汉定居，并与潘兰珍正式结为夫妻。在武汉，陈独秀偶尔到大学演讲，多数时候“闭门不出”，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后来，陈独秀感到武汉不是久留之地，最终决定前往重庆。一九三八年七月初，陈独秀夫妇抵达重庆。但仅仅逗留了一个月，陈独秀又感到留在此地“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八月三日他们抵达江津后，最初居住在江津东门城内的郭家公馆，后移居黄津街八十三号延年医院。延年医院由陈独秀的同乡好友邓仲纯开办，陈独秀一度认为住在此处既免去了房租，又便于邓仲纯照顾自己的病体，是可以长久安居之所。

然而陈独秀在江津过得并不惬意。虽然邓仲纯诚心希望陈独秀与自己同住，但是邓仲纯的妻子认为陈独秀依附于他家，是个累赘，总在暗地里给陈独秀脸色，而陈独秀性格倔强，轻易不向他人低头，摩擦也就在所难免。

一九三七年春，陈独秀在狱中

好在当地乡绅邓蟾秋、邓燮康早年深受《新青年》的影响，对陈独秀很是仰慕，他们见陈独秀常常流露出对生活的不如意，不愿意寄人篱下，便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经叔侄的共同努力，费了很大工夫，终于在离县城三十余里的施家大院找到了一处住所。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陈独秀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施家大院的孩子太多，吵吵闹闹没完没了，让他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读书，更无法专心致志修改他筹划已久的《小学识字教本》。正当陈独秀苦闷发愁的时候，前清进士杨鲁承的孙子杨庆余邀他到石墙院去住。

原来，陈独秀住到施家大院不久，一天去镇上寄信，途中驻足于一个旧书摊，一本线装《皇清经解》手稿，引起了他的兴趣，作者是杨鲁承。他问卖书人杨鲁承是谁，卖书人说：“只知道是江津鹤山坪人，清朝进士，其他的不知道。”陈独秀翻了一会儿，把书买了下来。

隔日，陈独秀与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在茶馆中闲聊，提到此事。邓蟾秋说：“杨鲁承是清朝二甲进士拔贡，写过不少书，家中有几箱子手稿，来不及整理就死了。”陈独秀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邓燮康说：“杨鲁承有三个儿子，都已去世，只有一个媳妇杨彭氏还健在，家中事都由她料理。”陈独秀说：“如有可能，想和杨家后代见一面。”邓氏叔侄便托人带信给杨彭氏，杨彭氏有个儿子杨庆余，很想出版祖父遗著，希望有一位名人校正并作序，听说陈独秀对祖父书稿有兴趣，正中下怀，立即赶到了县城。陈独秀见到杨庆余后，十分高兴。问他祖父的书稿都是些什么内容。杨庆余告诉他：“有《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解〉》，还有《群经大义》、《杨氏扈林》、《龙溪日记》等。”随后，他向陈独秀发出邀请，请他有空上鹤山坪石墙院去看看。

鹤山坪地理偏僻，高挺的山嘴，宛如仙鹤挺立，鹤山坪因此而得名。石墙院为四合院，靠山而临水，就建在“仙鹤”头顶上，占有风水宝地之利。石砌高墙门楼，白墙黑瓦，大门前有一块空场地，是当年杨家搭台唱戏、拴马、停轿的地方。空场地四周，有稀落的贫寒农舍。正对大门是正房，房内有客厅、卧室；正房左右乃偏房，建有库房、厨房等二十余间。房外四周长着一棵棵茂密的黄桷树，远看绿荫如盖，气象非凡。当年建造石墙院时，正是杨鲁承官运亨通、家业兴旺之时，他在江津请了最好的建筑师和石匠修建了这座冬暖夏凉的“杨氏山庄”。如今家道中落，石墙院才不见了当日的红火风光。

位于重庆江津南部五举乡鹤山坪的陈独秀旧居石墙院，因圈砌丈余高的石墙而得名

陈独秀旧居具有典型的清代民居风格

石墙院的清幽环境正合陈独秀的心意，他由衷地赞美说：“此地乃是好地方，风景独特，幽静安谧，隔绝一隅。在此地居住，定悠闲自得，是潜心著书的好地方，正合了我的心意，难觅栖身之地啊！”

杨庆余早就有意邀请陈独秀到石墙院居住，便很干脆地说：“这里房子有的是，只要先生愿意上山来，我包吃包住。不过我也有个条件，请您抽时间帮助整理我爷爷的遗著，出版前给写个序。”陈独秀想也没想，便答应了。

偌大的石墙院，住的人不多，杨庆余让佣人腾出近三十平方米的正房和两间小房子供陈独秀夫妇居住。陈独秀从此开始静下心来，一面整理杨鲁承的遗著，一面修改《小学识字教本》。夫人潘兰珍做家务之余，在院墙旁的空地上新开垦了一块菜地，两人各得其所。

一次，陈独秀夫妇上江津县城，邓燮康问起整理杨氏遗稿之事，陈独秀说：“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看了两遍，写得还算不错，有价值。”邓燮康说：“章太炎不喜欢杨鲁承的东西。”

原来有一次杨鲁承听说章太炎到了四川，便兴冲冲带着《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解〉》去见章太炎，章太炎看完书稿后，在后面写了“杂乱无章”四字。杨鲁承十分恼怒，拿起书稿就走了。

陈独秀听完后哈哈大笑说：“杂乱无章没关系，只要稍加整理，就会有理有章了。章太炎很小气，想不到给人家看书稿也这么小气。”回到鹤山坪后，陈独秀继续整理杨鲁承书稿，不过慢慢地，他也没了兴趣。一天，江津县县长龚灿宾来鹤山坪见陈独秀，谈起杨鲁承书稿的事。陈独秀说：“开始看还不错，看多了，就不对胃口了。杨对群经的创见不如四川的廖季平，对诸子的阐述不如胡适之。”龚灿宾说：“你是以人之短比人之长。”陈独秀点点头说：“也是。”

后来，由于陈独秀没有继续编辑杨鲁承的书稿，杨家也就不再管吃，但还是让陈独秀在石墙院长住。从搬到石墙院的第二年开始，陈独秀和潘兰珍开始单独开火做饭，为了节省开支，他们种植了不少时令蔬菜。杨庆余觉得过意不去，也常常主动帮助干一些淋粪、松土的活。陈独秀为了感谢杨庆余，挥笔泼墨写下了“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的条幅送给他。

石墙院的环境让陈独秀感到心情舒畅，在那段时间里，他很少生气、烦恼，高血压也逐渐缓解。他每日读书、著作、会客，虽家徒四壁，却也清闲安逸。

陈独秀在石墙院的物质生活是非常贫乏的。在包惠僧的印象中，石墙院里的景象是这样的：

他们院里堆了一大堆土豆，是陈独秀和潘女士种的。他们用的家具是些破桌子破椅子，生活很苦。

一九四一年冬天，陈独秀向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借《武荣碑》帖，心有所感地写了一首诗，诗中自比唐末五代时期的名僧贯休，描述了他那个时候寄人篱下、几近完全靠他人施舍度日的清苦生活状况，至今读来仍让人感慨不已。诗曰：

贯休入蜀唯瓶钵，卧病山居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欧阳竟无大师接诗自然理解陈独秀的意思，很快便将《武荣碑》帖借给了他。不久，这首诗被欧阳竟无及其朋友从江津传到了重庆，立即激起了老友们对陈独秀的极大同情，友人朱蕴山立即提着买来的几只鸭子赶到鹤山坪去看望他。

陈独秀旧居灶房

来到石墙院，院子里冷冷清清的，没有人声，他敲开院门，潘兰珍将他请到屋里，告诉他老先生的胃病又发作了。朱蕴山看到床上的陈独秀身体状况已远远不及往日，只见他痛得大汗淋漓，勉强与朱老友打了个招呼，双手捧腹，并不时地翻转着身子。潘兰珍扶其吃过药，朱蕴山努力地安慰了他一阵，待其病情稍稍安定下来，两人才开始交谈。

朱蕴山一边谈，一边环顾破屋四处，一床一桌，几架书，几条凳子，其余再无像样的家什。隆冬刺骨的寒风从破旧的窗户吹进来，冻得人直打冷战，这里哪里有半点的温馨！他望着床上病容憔悴的陈独秀，不禁深深地叹了口气。

平日的物价对靠人接济的陈独秀一家已是勉力维系，年底时更是捉襟见肘。人们置办年货的举动使本来物资供应紧张的江津地区物价较平时一下子高出好几倍，这对于陈独秀夫妇来说无疑是在过名副其实的“年关”，洋溢着喜庆的即将到来的春节竟似一场灾难。

再三考虑之后，陈独秀认为，只有离开这个地方才能根本缓和严峻的生计问题了。他向人打听到贵州的贵阳物价较低，便打算迁到那里。

一九四二年一月，陈独秀写信给友人杨鹏升，告诉他自己打算迁居到贵阳：

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虽未全好，或可冒险乘车往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

然而，他静下心来思虑一番，再迁居贵阳太不现实。贵阳距此迢迢千里，山重水复，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不知能否到达目的地？即使可达，人生地疏，举目无亲，岂不将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困难？于是二月十二日，他又写信告诉杨鹏升，表示仍住在原处，取消了辗转南方的打算：

贵阳之行已决计作罢，终以病体不胜此跋涉也。

虽然陈独秀取消了南行的计划，但他的信却引起了杨鹏升的深深不安。他知道，这位老人个性虽然刚烈、率直，但不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绝对不会以多病之躯行此下策，南迁计划的取消，在很大程度上正表现出他已走投无路。从这些来信中，杨鹏升可以想见陈独秀夫妇的生活境况已严峻到了何种程度！他深深地叹息着，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陈独秀给他写对大字联，然后汇去了现金一千元作为书联的报酬。

抗日战争时期的陈独秀

接到杨鹏升的汇款，陈独秀万分感动，这凝结着老友无限牵挂之情的一千元，对他们夫妇来说无疑是“久旱之望云霓”。在感激之余，他又突然为自己告诉杨鹏升南迁之事而后悔起来，这似乎是在变相地向老朋友伸手要钱，虽然自己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思虑，但对于外人来说，又如何能脱得这样的嫌疑？于是他很快在四月五日给杨鹏升写了回信，修改了他去贵阳的原因：

前次移黔之计，主要为川省地势拔海较高，于贱恙不宜，非为生活所迫。

对于杨鹏升寄来的钱款，他说：

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复觉惭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前敬提大联，恐未曾寄到，来函云收到者，欲伪造此言以慰我耳。

看来，对于杨鹏升的“良苦用心”，陈独秀早已洞察于胸。他本可以装作糊涂，让他的朋友继续对他进行着“美丽的欺骗”。但是，他的率真绝对容不下这些糊涂，对于这些不得不接受的帮助，对于这些已无返还和报答可能的资助，除了表示感激之情、深深愧疚以外，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陈独秀在石墙院的健康状况是十分糟糕的，饱受高血压、心脏病等病痛的折磨。一九四一年二月，陈独秀好友汪孟邹曾致函胡适，向他介绍了陈独秀的近况。信中说：

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高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是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迫，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

同年春天的一天，江津县县长罗宗文来拜访陈独秀，听陈说患有心脏病后，告诉他当地有一种说法，玉米缨能治心脏病。陈独秀这天很高兴，还为罗题写了唐代诗人杜甫《曲江二首》诗中的一首：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随后，陈独秀便经常托人从乡里弄些新鲜或者晒干的玉米缨来煎水喝。后来，他又从当地的老中医那里打听得一民间偏方：蚕豆花泡水喝，可以治疗高血压。由于无钱买贵重的药，陈独秀就想方设法找人或自己与潘兰珍一起去摘些蚕豆花来，晒干了熬汤服用。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最后却正是蚕豆花要了自己的命。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日上午，陈独秀喝了蚕豆花熬的汤后，感到腹胀难受，一夜未能睡好。原来是因为南方天气多雨，蚕豆花在阴雨天里发霉变质，熬的汤里有毒素，陈独秀是中了毒。此后肚子时好时坏，五月十七日早晨在上厕所时，陈独秀竟晕倒在地，苏醒后浑身冒冷汗，并开始发烧。

五月二十二日陈独秀再次晕倒，幸亏好友邓仲纯医生抢救，才苏醒过来，但病情并没有好转，反而不断加重。五月二十五日，陈独秀知道自己不行了，对一直陪伴自己的好友何之瑜说：“我要和你分别了，谢谢你照看我。”并嘱咐自己的书稿和后事由何之瑜、三子陈松年等处理。五月二十六日，包惠僧的妻子来看望陈独秀，弥留之际，陈独秀对包惠僧的妻子说：“要是惠僧来了多好啊！”听到消息，包惠僧次日便从城里赶来，但此时陈独秀已处于昏迷之中。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上九时许，陈独秀最终没能睁开眼睛见到前来看望他的包惠僧，他带着无限惆怅离开了人世。

今天的石墙院已经成为全国保存最完好的陈独秀生前居住地，三进院落基本保持原貌，陈独秀当年居住的耳房、饭厅、书房也都完整保留，院落中花坛里的一株玉兰是当年陈独秀所植。除了旧居，这里还保存了棕箱、皮箱、衣柜、砚台、铜茶壶、皮包、衣物等三十余件陈独秀遗物。二〇〇〇年，陈独秀旧居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陈独秀故居：斜窗疏影，民国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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