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故居：斜窗疏影闪耀十三载

2023-07-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驰名中外的观潮胜地浙江海宁市盐官镇的西南，有一座南隔城墙与钱塘江遥遥相望的庭院式建筑，这便是一代大学问家王国维先生的故居——“娱庐”。王国维出生时，他的父亲王乃誉已经三十岁了。王国维九岁时，三十八岁的父亲娶海宁叶砚耕之女为继室。一八八六年王国维九岁时，其父王乃誉在西门附近建造了一座新宅，全家迁离双仁巷老宅，搬进了新居“娱庐”，这便是保存至今的“王国维故居”。

王国维（一八七七～一九二七），浙江海宁人，初名国桢，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古文字学家、古史地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著有《静安文集》、《曲录》、《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观堂集林》等，后人辑有《王国维遗书》。

驰名中外的观潮胜地浙江海宁市盐官镇的西南，有一座南隔城墙与钱塘江遥遥相望的庭院式建筑，这便是一代大学问家王国维先生的故居——“娱庐”。

王国维，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即公元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出生在当时的海宁州城盐官镇双仁巷。这条巷子之所以得名“双仁”，纪念的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颜杲卿。王国维出生时，他的父亲王乃誉已经三十岁了。王国维三岁时，生母凌氏就病逝了，因为自幼丧母，王国维便由姑祖母范氏及叔祖母抚养成人。王国维九岁时，三十八岁的父亲娶海宁叶砚耕之女为继室。王家衣食之源，主要依靠父亲王乃誉所赚取的并不富余的银两。

据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追述：

我家原属小康，洪（秀全）杨（秀清）之乱，遭逢变故，仅剩薄田二十来亩，老屋一幢，祖父乃誉公游幕各方，仅得糊口。

王乃誉少年时代，战乱不断、生活漂泊动荡。因为太平军进攻江浙，王乃誉一家逃难到了上海。其间，祖父、叔父相继去世，王乃誉逃难中无力安葬，只好向亲友乞讨举债，草殓了事。之后，一贫如洗的王乃誉到一家茶漆杂货铺做学徒，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以后，上海的这家茶漆杂货铺迁回海宁硖石镇（今硖石街道），王乃誉就回到了故乡，做学徒、做生意、替人营生，身份卑微，待遇低，也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后来听说一个亲戚在江苏溧阳县令任上，王乃誉就主动投奔。这是王氏家族经济条件开始转折的起点，也是王国维出生以后父亲所提供给他的生活与教育平台。

王乃誉一生南北奔波，为衣食而替人做嫁衣，郁郁不得志，晚年穷愁，“名不出乡里”，自然就将王氏家族的兴旺发达、门楣重振、声名显赫的希望寄托在长子王国维的身上了。王乃誉以儒吏之身、私馆之人，深刻了解在科举选士的知识教育背景下读书考试的重要性，因此对王国维的培养尽其所能悉心调教。七岁时，王国维发蒙念书，就读的是海宁城里的一个平常私塾。塾师潘绶昌，字紫贵，为人笃实，所授课本无非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幼学琼林》之类。王国维勤勉努力，不长时间，所读的书便都能闭目成诵了。不过，王国维虽跟着塾师雒诵，但对《大学》里那套“致知格物”、“修齐治平”的教言兴味索然，对《中庸》则颇为倾心。在王国维看来，儒家哲学的源头在《易经》、《中庸》；《中庸》里有着诸多合乎“天道”、“人道”的哲理。所以，在他青年专攻哲学时，总对《中庸》赞不绝口。

青年时期的王国维

王国维故居内景

在结束庠生潘紫贵四年的启蒙教育后，父亲又为王国维选择了陈寿田作为私塾先生，教授时文八股、骈文散文、古今诗歌，开始了科举的准备阶段。

陈寿田在当时可以说是个新型的知识分子。他曾就学于京师同文馆，而他在同文馆里的老师正是海宁同乡李善兰，李善兰是中国近代有名的科学家，有很高的数学造诣，在同文馆里任算学总教习。陈寿田接受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教育，因此他的知识结构远胜于当时一般的学者，更有别于乡间的塾师。所以，王乃誉决意让长子改换塾师，确有一番苦心。尽管陈寿田先生在初期的同文馆里未必学过多少洋文洋书，但在当时的私塾里能有这样一位师从过“西学”大家的老师，已属难能可贵；他教王国维读的，也无非是“四书”，再加上每月选读若干篇散文、骈文、古今体诗，但王国维的古诗文根底，包括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文、唐之诗等，却从这里得到了培植。

一八八六年王国维九岁时，其父王乃誉在西门附近建造了一座新宅，全家迁离双仁巷老宅，搬进了新居“娱庐”，这便是保存至今的“王国维故居”。新宅偏离当时繁华而又喧闹的海宁城区中心，四面依田傍水，环境可谓恬静而清新。王国维曾在这里专心学习诗文时艺，研读“前四史”，度过了整整十三个春秋。少年时的奋发读书，为他日后学术事业的腾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娱庐”是一幢颇具江南特色的庭院，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前为平房，后为楼房，中有天井，总面积约五百二十九平方米。主建筑为前后两进，前进平屋，三门九檩，单檐硬山造；后进为三间九檩楼房，乃王氏家眷的卧室、书房等。两进间左右两侧配有厢房。院中呈有前、中、后三个规模相当的天井。整座庭院古色古香、和谐明快。虽然不可与豪门之家的深宅大院相比，但也确实达到那时的小康居住水平了。

现在所见的这座王氏故居地处周家兜，北临小河，南隔城墙与钱塘江相望。何谓“兜”呢？这是杭、嘉、湖一带的乡语，王氏姻亲的罗振玉侄女罗庄曾做过解释：凡一水之尽头，曰“兜”。所谓某兜者，皆水至此，兜转不流也。王乃誉选定这个“一水之尽头”的兜上建宅，正是为着给儿辈创造幽适的读书环境。少年王国维每日远眺窗外“日夜两翻覆”的钱塘江，面对不息的潮水他曾填词《蝶恋花》，歌以咏志：

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

终古越山洞里，可能消得英雄气？

说与江潮应不至，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

千载荒台麋鹿死，灵胥抱愤终何是！

十一岁那年，正月二十六日，叔祖父王嗣铎因病去世，年已四十、在溧阳县署充幕僚的王乃誉回故里奔丧。下葬之后，“稍稍置金石书画图籍”的王乃誉守孝在家。“遂里居不出，以课子自娱，发行箧书，口授指画，每深夜不辍。时先兄（王国维）才十一岁耳，诗文、时艺早洛洛成诵。”颇具艺术才华、盼子成才的王乃誉倾心指点王国维读书。从现存的王乃誉日记中可见，他对儿子期望较高，要求也严。然而，天才并非生来就露光芒。少年王国维忧郁、羸弱，而他的父亲王乃誉则把希望、慰藉几乎全部集中到教育长子成才上。他把少年苦学比为“磨镜”，教导王国维下苦功，炼意志，打好学问的底基。

虽然王国维在父亲的教导下进步很快，但由于教子心切，王乃誉对少年王国维的苛责也是在所难免，他曾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话语：

王国维故居外景

可恨静儿之不才，学既不进，（又）不肯下问于人。而作事言谈，从不见如此畏缩拖沓。少年毫无英锐不羁，将来安望有成！……患吾身之后，子孙继起不如吾。

王乃誉自视甚高，又对儿子几近苛刻。他不分析王国维性格寡言不苟言谈的特点，不研究儿子“不肯下问于人”的原因，却大有责难之意。王乃誉极工书法，据王国维回忆，其父始学唐人褚遂良和宋人米芾，四十岁后改学明人董其昌。一些书法爱好者看到他的书法作品后认为王乃誉颇得董其昌真谛，不仅形似，而且探得神髓。考虑科举和交际的需要，王乃誉向王国维灌输书法艺术。可事与愿违，虽然王国维勉力苦学，但事实上他对书法不感兴趣，心思也不在书法上。为此王乃誉曾以失望、沉痛的心情在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日的日记上写道：

初为静（安）指示作字之法。游衍随意，尚不足□。盖久闲欲骤坐定，甚难。可知懒惰害人，而人不自觉，犹马之脱辔，鹰之脱鞴，一纵不可复收。

恨铁不成钢，严父口吻溢于言表。父与子的隔阂与其说苦恼着王乃誉，倒不如说是折磨着王国维。其时，王乃誉虽然极力要求儿子走科举的“正道”，但其时他自己就与此道格格不入。王乃誉读过不少书，但从未应过科考，他著述甚勤，有诗集、游记、画稿、古钱等方面的著作。王国维曾回忆他父亲的文化生活：

遍游吴越间，得尽窥江南北诸大家之收藏，自宋、元、明、国朝诸家之书画，以至零金残石，苟有所闻，虽其主素不识者，必叩门造访，摩挲竟日而去，由是技益大进。年四十，归，遂不复出。惟一游金陵，一沿桐江，观富春山，登钓台，皆不数月而归。归后，日临帖数千字，间以素纸作画，躬养鱼种竹，以为常课。

父亲的这些兴趣爱好当然会对少年王国维产生极大的影响。游览把玩之间还能著书立说，说明王乃誉并非懒散文人，而是有着一种执著精神，即“独学”习惯，而这种秉性其实影响了王国维一辈子。正如王国维同父异母的弟弟王国华在《王国维遗书》的序中所言：

先兄一生淡名利，寡言笑，笃志坟典，一本天性，而弱冠内外，其有承于先君子者尤众。

“先君子”指的正是王乃誉。父与子本性同脉，都是淡泊名利，一心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

十五岁时，王国维正式参加科举考试。勤学不辍的他不负众望，岁试夺得海宁州第二十一名，然后州试入学，成为州学生员。考中秀才之后，王国维读书更勤，同时也更加追求自己的兴趣所在。他曾说自己十六岁时“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拿出儿时积聚的压岁钱，购读“前四史”，此时的王国维才算是出诸个人嗜好的“志学”，他那“三代两汉之书烂熟于胸”的学问就是由此而奠基的。

在十六岁前后，王国维与同在盐官的陈守谦、叶宜春、褚嘉猷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商磋学问。考上秀才之后，王国维与他的这几位友人被当地父老乡亲尊为“海宁四才子”，而推他为第一，冠绝济辈。据陈守谦记述，那时他们每天都见面，“上下古今，纵论文史；或校勘疑误，鉴别异同；或为词章，彼此欣赏”。在这样的聚谈中，王国维的独立不羁之才，开始展露了出来。

一八九二年和一八九三年，王国维两次赴杭州参加科考，均名落孙山。据王乃誉日记记载：

静儿杭（州）回，知考而未取。自不思振作用功于平日，妄意自为无敌，及至临场数蹶，有弃甲曳兵之象，尚何怼于有司之不明，实愚而好自用也！

科考失利的打击和甲午前夕社会思潮的变化让王国维不再沾沾于章句之学，他的兴趣开始转向考据之学。然而，父亲王乃誉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少年首要的是把文章写得光彩流利，不宜过早去搞考据。他对王国维与几位少年友人高谈阔论，指斥前辈文章中的疑误，考查古书注释中的纰缪，颇有异议，并严厉地批评说，这样钻古籍，喜考据，“名为高，实则懒；名为有学，不苟且，实则无作为耳！”然而王国维却自有主见。他秉性耿介，并不以为凡前辈皆有学，凡“经师”评不得。学问面前，原应无分尊卑，一视同仁。十八岁时，王国维就撰文“条驳”大才子俞樾的《群经平议》，让父亲深感不安，然而却也挑不出什么毛病。王国维卓然不群的学风在那时就得以显示：不畏权威，敢与名人争高下；在学问上是则是，非则非，不做谦谦君子。这也正是后来令梁启超、陈寅恪等同时代学者钦敬不已的“学者人格”。

王国维故居书房

一九二五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教师合影，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一八九四年，在父亲的刻意安排下，王国维考进杭州的崇文书院，为再次参加乡试做准备。然而，就在这一年，甲午海战爆发，中华泱泱大国败于小日本，隆隆炮声让无数国人顿悟、反省，各种新思潮也如潮水般涌入。王国维曾自述：

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亦不能专力于是矣。

新学给原本就对科举不感兴趣的王国维带来了希望，然而此时王乃誉已年逾半百，指望着长子尽快成家立业，对王国维一心想出国留学，王乃誉只是摇头叹气，对他说：“新学”虽好，但一家十口，就靠几亩薄田，哪能供得起你留学？做买卖赚钱，也不是你所长，还是照老章程去应考吧，纵非高官厚禄，取个功名，也多条谋生之路。父命难违，王国维不得不去应乡试，然而此时王国维的心思已全不在此，最终“不终场而归”。

科举再次落第之后，王国维已到及冠之年，一八九六年十月，他遵从父命，与同邑商户莫寅生之女结婚。婚后的王国维自得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他一面在私塾任教，一面又不得不在父亲的督促下再次攻读八股，准备科举考试。婚后第二年八月，王国维再赴杭州应试，但由于“不守时文绳墨，不肯入时流”的缘故，仍未考中。至此，王国维算是完全断绝了科举求功名的想法。

舍弃科举，对王国维来说，如同扔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尤其是读到《时务报》之后，王国维为之深深吸引，其中开办学校、废除科举等主张，为他打开了全新的视界。那钱塘之畔的依依垂柳、晓风残月，已无法滋养一个郁郁勃勃的壮硕生命。一八九八年，王国维供职于上海《时务报》的友人许家惺因事离职，便推荐了王国维接替他的职位。怀着对外来文化的美好憧憬，王国维打点行装，辞别新婚的妻子，告别了魂牵梦萦的故里，也告别了“未解歌吟事”的幼年，去往上海寻觅新的出路。

此后的数十年间，王国维也曾多次回到“娱庐”小住。王国维去世后，故居曾一度中落，长年失修而致破漏不堪。一九八五年六月至九月，当地政府对王国维故居进行了大面积的整修，基本恢复了故居的原来面貌。二〇〇六年，王国维故居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文人故居：斜窗疏影闪耀十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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