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民国文人故居揭秘

2023-07-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梁启超的故居位于今民族路四十四号，梁家后人称其为“老楼”，而他的书斋“饮冰室”是四十六号，习惯称为“新楼”，两幢意大利式楼房一院相连、比肩而立，堪称双璧。从此梁启超出版各种文集，均冠以“饮冰室”之名。关于“饮冰室”的命名，梁启超在《饮冰室自由书》的序言中作了说明：庄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广东新会（今江门市新会区）人，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饮冰子等。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为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晚年潜心学术研究，著述颇丰，有《饮冰室合集》，后人辑有《梁启超全集》。

在天津旧租界“五大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马场道）一带，汇聚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各式风貌建筑，其中位于原意大利租界马可波罗道（西马路）二十五号院内的两栋意式砖木结构小洋楼是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的故居及书斋“饮冰室”。梁启超的故居位于今民族路四十四号，梁家后人称其为“老楼”，而他的书斋“饮冰室”是四十六号，习惯称为“新楼”，两幢意大利式楼房一院相连、比肩而立，堪称双璧。从一九一五年梁启超举家迁移到此，直到他一九二九年病逝，梁启超在这里住了十四年，他最后的人生基本上是在这里度过的。

一九一二年梁启超从日本回国，那时他正积极从政，鉴于北京政治气候复杂，遂决定把家安在天津外国租界内。一九一四年，梁启超在天津意大利租界西马路（今民族路）购买了周氏一块空地，占地约四亩，准备修建寓所和书斋。

寓所由梁启超亲自设计图纸，图纸完成后，交由意租界工部局工程处审定，不料工程处提出严格的要求，标准是：新建楼房有个性，不能雷同；与周围景观谐调；兼顾艺术性和实用性。最后建成二层楼房为前后两幢，建筑面积一千一百余平方米，主楼在前，带地下室，楼内居室九间，过厅、客厅及杂房十三间。前楼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为书房、客厅、起居室，西为居室；后楼稍低于前楼，楼间有过桥走廊相连，上、下两层各六间，主要是厨房、锅炉房、杂房和佣人居室。院内还有门房和车房。这幢楼规整简朴、气势恢宏，浅色的水泥墙面和深色的窗套形成色彩对比。长方形大窗，线条简洁，采光通风效果极佳。该楼为砖木结构，石砌台阶，双槽木窗，室内装潢考究，上下水及暖气、卫生设备齐全。一九一五年，梁启超全家进住，梁本人主要在前楼东部写作、会客，楼上住家人。楼下西部则有客人留宿的房间。

“饮冰室”书斋则是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一九二四年建成。是一幢砖木结构、带地下室的二层楼房，建筑面积九百余平方米，共计房屋五十三间。这幢楼与梁启超自己设计的寓所风格大相径庭，虽同为意式建筑，但折衷主义风格明显，设计极富个性，这与当时欧洲流行的设计风格有关。楼正面有三连拱门洞，两侧为石台阶，当中一个蓄水池，池中雕一石兽，口中流水不断；楼上正面凹进，有大露台。两侧墙面凸出，为横条状水泥断块。整幢楼线条流畅，典雅浪漫。一楼大厅宽敞明亮，为书房和图书资料室；二楼有会客室、资料室和居室。梁启超晚年的政治活动和写作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一九一五年，梁启超在老楼“饮冰室”

“饮冰室”名字的由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梁启超所以为书斋取“饮冰室”这个名字，是与他的笔名“饮冰子”分不开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批判清王朝顽固派的封建专制。梁初到日本时发表文章常署名“哀时客”，至一九〇一年改署“饮冰子”。“饮冰”二字，语出《庄子·内篇·人间世》的“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句，梁启超以此表示对祖国命运的忧虑焦灼之情。特别是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用“饮冰子”作笔名的很多，如著名的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即以“饮冰子”署名。有时也仅署“饮冰”二字。一九〇二年二月，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上开辟了《饮冰室诗话》专栏，逐期撰写诗话。这是“饮冰室”这一室名的最早出现。到了这年十一月，《新小说》杂志在东京创刊，梁启超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他写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署名“饮冰室主人”。一九〇二年底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何擎一编辑的《饮冰室文集》。到一九〇五年，该书局又出版了分类编辑的《饮冰室文集》。从此梁启超出版各种文集，均冠以“饮冰室”之名。

关于“饮冰室”的命名，梁启超在《饮冰室自由书》的序言中作了说明：

庄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以名吾室。

当年，梁启超受光绪皇帝之命，百日维新，后变法失败，梁启超被清廷通缉，逃亡日本。面对国家内忧外患，梁启超忧心如焚，唯有“饮冰”，才可以解“内热”降体温。梁启超“饮冰室”的命名，正是借这个典故中的“饮冰”一词，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之情。不过那时的“饮冰室”只是一个文化符号，并无实体。所以，当梁启超晚年定居津门生活较为安定之后，便将自己寓所的书房命名为“饮冰室”。到了一九二四年“饮冰室”书斋即“新楼”建成后，这座名副其实的“饮冰室”便成为他治学、读书的房舍，也了却了他多年来的心愿。而早就号称“饮冰室主人”的梁启超，直到这时才真正成了“饮冰室”的“主人”。

梁启超一生政治活动中有三件大事：一是成为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之一；二是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三是反对张勋复辟。这三件载入史册的大事中，有两件就是发生在天津故居和“饮冰室”中的。

一九一五年起，袁世凯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复辟帝制活动，一帮文人组成筹安会为其称帝复辟制造舆论，鼓吹帝制。这一年的夏秋之际，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蔡锷将军以治病就医名义来津，到梁启超寓所与之商讨，这里遂成了从云南爆发并波及全国的讨袁护国运动的策源地。梁启超本人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一文中曾记述了这段历史：

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即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穷图匡复。

筹安会发起一星期后，余乃著一文，题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当吾文草成，尚未发印，袁氏已有所闻，托人贿我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余婉谢之，且将该文录寄袁氏。未几袁复遣人来以危词胁喝，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来者语塞而退……袁方欲收揽人心，不肯与大狱。余亦居天津租界中，未一次入京。故袁亦无从加害于余，然侦探固日日包围于吾则也。

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庐，后此种种军事计划，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

一九二四年，梁启超（左三）接待来华访问的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左二）

饮冰室外景

此后蔡锷公开举起反袁大旗，宣布云南独立，其有关文告皆为梁启超事先预为写定。梁启超亦于十二月中旬离津南下，翌年三四月抵广西，成为西南反袁护国运动的灵魂人物。护国战争后蔡锷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梁启超深痛之，在“饮冰室”前厅中悬挂了一幅高一米左右的蔡锷将军巨幅肖像作为纪念。“饮冰室”中除了蔡锷的画像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人的照片或画像，可见蔡锷在梁启超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一九一七年六月，安徽督军张勋率三千“辫子军”进京，解散国会，驱逐总统黎元洪，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梁启超在“饮冰室”与朋友们一起商讨反复辟对策，积极参加讨逆斗争，任讨逆军总司令部参赞，一应重要文电亦是出自“饮冰室”。

当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授国学时，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随后停顿片刻，眼睛看着天花板，慢悠悠再说第二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其实梁启超的高傲自负并非妄自尊大，这个十三岁中秀才、十七岁考中举人的“有些学问”的人，涉猎广泛，著作颇多，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他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一九一八年前后，梁启超决心脱离政坛，专事教育和著述，“饮冰室”就是梁启超晚年著书立说之所。十多年间，他在“饮冰室”书斋写了六十多部著作。如《欧游心影录》（一九一八年）、《清代学术概论》（一九二〇年）、《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九二二年）、《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九二二年）、《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九二二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九二四年）等。梁启超并不是一个只埋头做学问的人，在写作之余，他经常到各地演讲，仅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十六个月里，他就在全国各地演讲三十四场，平均每个月演讲两场还多，而且演讲内容“五花八门”，“先秦政治思想史”、“美术与科学”、“情圣杜甫”、“市民与银行”、“人权与女权”、“历史统计学”等等。据史料记载，梁启超每次演讲，会场内外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人山人海。这也验证了他在清华园讲台上说的一句话——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而梁启超心中的讲坛，绝不仅是学校里的讲台，而是广阔的社会大讲坛。

“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这是梁启超的名言。闲暇时，梁启超非常喜欢打麻将。据他的弟子杨鸿烈回忆：

我有一次到了北海快雪堂，看见梁氏方进早膳，兴致很高，谈了相当长久的时间。我听人说梁氏订例，访客谈话以五分钟为限，这是为应付某些“烂屁股”久坐聊天，妨碍工作而设。那天有好些高级知识分子来访问梁氏，他们原是熟人，见面更无所不谈，随后他们要求梁氏举行一次公开演讲，但他却婉辞道：“对不起，你们所订的演讲时期，恰和我的四个人的功课时间相冲突。”于是他们便回头询问我：“是不是你天天都要到此请梁先生讲书？”梁氏听见，莞尔而笑，说道：“非也！是我和几个朋友，搓搓小麻将，作方城之戏！”

饮冰室内保存完好的大型书柜

梁启超赠给二弟梁启勋的照片

除了打麻将，梁启超将临帖写字也视为一种消遣，在寓所的书斋里，随处都悬挂着一些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羊兔狼毛所制的毛笔，一张既长且大的签押桌横放在中间。上面经常有一个放置雪茄烟的盘子，这是梁氏作文构思的“刺激物”。梁启超的书法，由北魏碑体脱胎而出，很有新意，为时流所称誉。他每天必定要有侍役磨墨，隔一晚的墨汁，即倒去不用，而劣纸也一概拒绝使用，管、毫、墨、纸，处处考究，所以梁氏的笔迹书法，墨光焕发，得者都珍如瑰宝，人争模仿。

梁启超和他的弟弟启勋都嗜好听戏，还都曾亲自创作过传奇剧本。在饭后午睡之前，梁启超总让家人开一下用手摇动的落地大型收音机，听几出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名角所唱的京戏，在当时尚无无线电收音机，这已经算得是最高的享受了。有趣的是，梁启超对西乐亦很能欣赏，大概在一九二一年前后，号称全世界第一人的小提琴大家，美籍奥地利人弗里茨·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一八七五～一九六二）巡演欧美，绕道日本来华，未到北京以前，梁启超在《晨报》撰文介绍推荐，说如不前去东城真光电影院聆听克莱斯勒所奏名曲的，便是没有文化水平的野蛮人，于是北京大中学生们典当衣物，纷纷去购买售价昂贵的入场券。甚至被人戏称为“大老粗”的大总统黎元洪也定了包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并向克莱斯勒赠送鲜花大提篮。梁启超亦上台致介绍词，推崇备至。

由于常年操劳和熬夜写作，梁启超的身体越来越差。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血尿不止的梁启超住进协和医院，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即使是身体每况愈下，他照例每日挥毫自娱。在家书中，他活灵活现地描摹“老白鼻”（幼子梁思礼乳名，即英文Baby的音译），模仿家中女仆，把“乡音无改鬓毛衰”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看惯了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经历了一次次的失望、凋敝，心底竟然还是一派灿烂和天真。或许，这就是趣味给予梁启超最好的补偿吧。

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梁启超一住院，就写信给孩子们：

我要你们知道我快活顽皮的样子，昨晚医生检查身体，说五十岁以上的人身体如此结实，在中国是几乎看不见第二位的。

不幸的是，协和医院在梁启超身上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手术。功能正常的右肾被切除，病变的左肾仍然留在体内。此事梁启超当时即已知道，好友伍连德探听到，手术是协和的院长刘瑞恒主刀。此后，梁启超多次入协和医院治疗，但已无法根治。临终前，梁启超看见报纸上对协和医院和西医的指责谩骂不绝如缕，考虑到西医刚刚进入中国，正在起步阶段，他强撑病体，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

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启超关心的还是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梁启超去世后，梁氏家族的家庭经济状况迅速恶化。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夫人王桂荃将旧楼卖给天津富商郝莲舫。梁家则全部搬进新楼居住。于是，两座建筑之间砌起了高墙，原院落分成了两部分，门牌号也分成了两个。抗战爆发后，家庭经济更加困难，王桂荃便将新楼整体租与恒昌绸布店，楼里改成账房、库房，还住进了伙计们，但是唯有楼里的“饮冰室”书斋坚决不租。后来家人或奔赴后方或出国，王桂荃在新楼的后院盖起一座小楼，孤独一人勉强度日。一九五〇年，王桂荃决定与在北京的子女们团圆，便以“梁氏亲属会”的名义将“饮冰室”新楼和后面的小楼卖给了公家，售价为约三千匹布，梁家在天津的生活从此结束。

今天的“饮冰室”已作为“天津历史风貌保护建筑”予以保护和开放，此处，虽然没有了硕儒秉烛夜读的场景，也见不到梁氏子女们的欢笑与嬉闹，但宁静的空间中却充满了历史的味道：走进客厅，你似乎就可以看见当年梁启超在这里秘密策划护国战争，反对张勋复辟；会见胡适、严复、张伯苓、严范孙、梁漱溟……这里仿若当年天津最负盛名的文化沙龙。“饮冰室”，对于梁启超而言，象征着人生的傍晚和秋天，这里不仅是梁启超的故居和纪念地，也是梁启超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见证。

梁启超：民国文人故居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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