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大校长、小蜗居高校名人之家

2023-07-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胡为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任教时的学生，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难孚众望。这时，早有两排校工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蔡元培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鞠躬致敬。蔡元培这不同寻常的行为也预示着北大的新生将由此开始。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主要居住在东堂子胡同七十五号。

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〇），浙江绍兴人，字鹤卿，号孑民。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一生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教育制度，建立中国新式教育制度，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有《蔡元培自述》、《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教育文选》等，后人辑有《蔡元培全集》。

东堂子胡同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一条有着近八百年历史的古老胡同，它东起朝阳门内南小街，西至东单北大街，与南侧的外交部街和北侧的红星胡同（原名“无量大人胡同”）平行，长七百多米。是北京城中历史最悠久的胡同之一，也曾经是保存最完好的胡同之一。东堂子胡同七十五号，旧时的门牌是东堂子胡同三十三号，位于胡同西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进院落，建筑面积为三百六十八平方米。蔡元培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左右租住于此，正是在这里，蔡元培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有成就也最为人所景仰的一段光辉历程。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从民国开始，北大校长像走马灯般轮换着。晚清以降颇具声名的大学者、思想家严复是第一任，但被极为棘手的日常事务弄得焦头烂额，不到八个月就急流勇退；随后继任的马相伯、何燏时也先后辞职，改由工科学长胡仁源代理。胡为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教时的学生，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难孚众望。对于北大这种乌烟瘴气的腐败氛围，蔡元培当然不会不知。在写给当时尚在国外的汪精卫的信中，蔡元培坦陈了自己的心迹：

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

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意思，更为了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蔡元培不顾朋友的劝阻，毅然出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出任校长一事备受当时舆论界的关注，他刚抵北京，上海《中华新报》便在“北京特别通讯”栏中报道称：

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既有革新精神又有民主作风的蔡元培，从踏进北大校门的那一刻起就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

一九一七年一月四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黄沙扑面。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这时，早有两排校工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蔡元培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鞠躬致敬。新校长身材矮小，行动沉稳，一身中式服装，气度谦和地走下马车，摘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这些校工们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从所未有过的事情。北大——国内唯一的一所国立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的待遇，何曾把校工放在眼里。蔡元培这不同寻常的行为也预示着北大的新生将由此开始。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要向站在大门旁边的校工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北大校园内一道颇为独特的风景线。他的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反拨，更是一面教育学生如何做人的旗帜。

一月九日，北大的开学典礼。蔡元培在就职演说中，特意强调三事：“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三事之中，第一条最为重要，那是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的经典表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把北大定位为不同于一般专门学校，对北大学生提出不同于从前的要求：

蔡元培与蒋梦麟（左一）、胡适（左三）、李大钊（左四）合影

一九二一年九月，蔡元培（中）出席太平洋各国教育会议留影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肆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此后的数年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兴利除弊，祛旧布新，使陈腐的北大一变而为鲜活的北大，名副其实的北大。

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主要居住在东堂子胡同七十五号。

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蔡元培一生不置产业，每到一处便租住他人房屋。他虽然多次在北京任职，却也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房产。此次到北大担任校长，是蔡元培第七次来到北京。他原本对北京南城的房子情有独钟，在供职翰林院做京官时，曾借住过南城绳匠胡同的同乡李慈铭寓所和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此次到京后，他最初租住在南城官菜园上街陈宅，以后迁到东城遂安伯胡同四号，最后租住了东堂子胡同七十五号院的房子。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进院落，蔡元培寓此时，将一进院的五间南房（俗称“倒座房”）安置仆人和门房。二进院三间北房为蔡元培的孩子居住，前有走廊，左右各带一间耳房作厨房和储藏间，东、西厢房各三间为亲友客房，南房四间作为会客的客厅。第三进北房五间为蔡元培的卧室和书房，带走廊。当时北京房屋的租赁价格并不高，平均下来每间房每月租金一块大洋，以北大校长每月六百大洋的收入，花费区区二十多块银元租个小院似乎与蔡元培身份不符，推测其原因，可能因为当时他并未弃租遂安伯胡同四号院，因此就近在其南侧东堂子胡同择宅，方便往来。因为距离位于沙滩（今五四大街）的北京大学很近，东堂子胡同蔡寓便成为蔡元培平时校外会客、工作和休息的主要场所。

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每月收入有六百块大洋，在当时也算是不错的了，但是他依旧生活简朴，不仅住得普通，平时三餐也很简单，他的夫人说他：“稀饭也吃，干饭也吃，焦饭也吃。”蔡元培早年在德国曾听有人谈论食肉的害处，后来又看到托尔斯泰著作中关于打猎惨状的描写，于是宣布不再食肉，还劝告朋友寿孝天说：“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并表明自己专食蔬食是因为戒杀。寿孝天回信引用杜亚泉的话说：“植物未尝无生命，戒杀义不能成立。”对此，蔡元培则回复说：“戒杀者，非伦理学问题，而是感情问题。”他解释说，蔬食者不是绝对不杀动物，一叶一水中也不知道有多少动物，但因为常人无法看见，所以感情也未能顾及。而对于能够看见的动物，感情则可以顾及，所以要戒杀。蔡元培坚持素食十二年，直到一九二一年十月因患糖尿病、左下腿溃烂住进德国医院治疗，医生认为由营养不全面引起，经劝告后才又开始食肉。

在北大任校长期间，他的午餐同教师们都一样。段锡朋回忆说：

有一次走过校长室门前，一个小饭铺伙计提着菜篮，说是送饭给校长吃，我就打开盖子看一看，一碟木樨炒肉，一碟醋溜白菜和几个馒头。我们当穷学生的总以为校长每饭所用，虽不是山珍海味，总亦离不了三盘四碗，谁知道竟是这样。其实他老先生一生都是这样。

蔡元培故居大门

蔡元培故居前院倒座房

蔡元培唯一的嗜好就是喜喝绍兴黄酒，年轻时是有名的“酒量如海”，爱劝酒，通常就餐常常只喝酒不吃饭。每年他都托亲友从绍兴买上数坛黄酒运去，备在家中自饮或请客。下酒菜也大多是绍兴特产，如干菜、霉千张等。逢年过节，他还要托亲友给他邮寄酱鸭、糟鸡、鱼干等绍兴年货。就连他平时用的酒壶也是从绍兴带去的锡制酒壶，里圆外方，中有夹层，天冷可充灌热水温酒。一些好友说他“每饭必酒”，其实他后来饮酒很有节制，平时自斟自饮，每餐以旧时四两为度。但偶遇知交旧好，相与宴饮，有时亦不惜一醉。后因胃病复发，每次便限饮一小盅。

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日理事项繁多，有时连吃饭的时间也不得闲。一天中午，蔡元培在北大校园一个亭子里吃饭，这时一群人拥着两个相互拉扯的学生来找校长，学生甲说学生乙打了他，要校长评理。蔡元培不紧不慢，对甲说：“如果你不该打，他打你，他是妄人，你不必和妄人计较；如果你该打，他打你，你自己看着办吧。”两学生听了此话，不发一言，躬身退出，众人也都随着散了。

虽然身为北大校长，平时公务繁忙，但是与蔡元培接触过的人，无不认为他是位和蔼可亲的人。尽管很多人慑于先生的大名，在未见面前总不免有些惶恐不安，但一交谈，就会使人很快精神放松，如沐春风。陈独秀曾说蔡元培哪怕是生气，“态度还很温和”。冯友兰在《我所认识的蔡校长孑民先生》一文中，讲到他所亲历的两件事：一次，冯从新任的蔡校长身边走过，顿时“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另一次，因事需要学校出一个证明书，按正常手续办来不及了。冯友兰大胆闯进校长室，直接去找蔡校长。蔡校长听完情况说明后，当场提笔写了几个字，并“亲切地交待”如何去文书科具体办理手续。这种不言之教，使冯友兰感受很深，几十年后都牢记在心，津津乐道，念念不忘。

蔡元培性情温和，日常无疾言厉色，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这不是说蔡元培是个“好好先生”，没有阳刚之气。他对大是大非问题是严肃不苟的。北大曾发生过一次“讲义费风波”。学生因不肯交讲义费，聚了几百人，要求免费，气势汹汹。但蔡元培坚执校纪，不肯通融。一时秩序大乱。见此，蔡元培一改谦和温恭的形象，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我跟你们决斗！”包围他的学生们纷纷后退。这也是蔡元培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了维护学校大局而不得不发狠。

其实蔡元培最为爱护自己的学生，常常替自己的学生作保。有一位考取北大的新生叫马元材，得知要交一份由在京做官的人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便给蔡元培校长写信道：

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

几天后居然收到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回信：“弟元材谨启”，只见信中写道：

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蔡元培重视同友人的社交活动，东堂子胡同蔡寓接待过的社会名流无法统计。胡适曾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来访，与主人相谈甚欢；周氏兄弟也曾上门求见，如《周作人日记》一九二〇年十月六日载：

至东堂子胡同访蔡先生，托买世界语书。

陈独秀更是独往独来，高谈阔论。蔡元培假日常和北大师生去香山卧佛寺一带郊游，有时携友到西四广济寺听讲佛经，朋友间还经常礼尚往来。蔡元培知道周氏兄弟喜好搜集汉碑图案拓本，常花钱购买后赠送。周作人到北大不久，即接到蔡寄送的定州石刻拓本四种，并到蔡寓“观龟甲兽骨文字”。鲁迅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记述：

夜得蔡先生函并《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像》、《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像》、《苏轼等访象老题记》拓本各二份。

蔡元培夫妇在家待客是有选择的。他在《祭亡妻黄仲玉》一文中称妻子“对于北京妇女以酒食赌博相征逐，或假公益之名以鹜声气而因缘为利者，尤慎避之，不敢与往来。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据沈迈士回忆：

有一次我在蔡先生家和他谈话，来了一位客人，提了礼品求见蔡先生。先生严辞谢绝，并把礼物推出大门之外。

一九一九年的五月，东堂子胡同七十五号院悠闲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谈判节节败退，而千里之外的蔡元培在家中由担忧到不安，最终转为气愤。五月二日，蔡元培走出家门，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向他们讲述了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利的情形。蔡元培告诉学生，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何思源后来回忆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温文尔雅的蔡校长如此激动过。全场群情激奋，学生们个个热血沸腾。于是大家决定在五月七日举行示威游行活动。

蔡元培故居鸟瞰

然而时局可谓风云突变，仅仅在蔡元培召集北大学生开会的一天后，北洋政府密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准备秘密在和约上签字，此事是绝对的机密，对内外完全封锁消息，国内民众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知道这封密电内容后，立即坐马车赶到东堂子胡同蔡元培家，将密电内容如实透露给蔡元培。蔡元培立刻在晚九点，紧急召集了北大学生代表来东堂子胡同寓所中开会。也就是在如今的倒座南房里，蔡校长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学生。

这一夜，这座小院通宵忙碌，以北大为首的各学校代表，穿梭往来，筹划对策。这座东堂子胡同七十五号，俨然成了学生运动的“前敌总指挥部”。第二天，五四运动爆发。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少学生被捕入狱，甚至有生命危险。蔡元培怎能在家中静坐，他再次走出东堂子胡同的书斋，联合其他十四所学校校长前往总统府、教育部、警察厅请愿，要求释放学生。当被捕学生终于返回北大时，蔡元培为他们开了热烈的欢迎会，勉励他们。本以为此事就可风平浪静，怎奈树欲静而风不止。北洋政府将蔡元培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甚至派出了特务、密探，到东堂子胡同蔡寓踩点，意欲行刺蔡元培，还要炸毁北大。蔡元培迫于各方压力，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虽然学生进行了“挽蔡运动”，但最终蔡元培还是离开了北大。不知是否因为东堂子胡同承载了蔡元培太多的悲欢离合，不久后蔡家便搬出了这座小院。

此后小院的主人几经变更，最终变成大杂院，住了十几户居民。直到二〇〇一年左右，由私人出资、政府指导，对故居进行了修缮和恢复，最终挂牌成为蔡元培故居，而北大的后人们从此也有了一处重温历史、缅怀校长的所在。

蔡元培：大校长、小蜗居高校名人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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