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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民国文人故居中的怪杰

【摘要】:学博中西,有“清末怪杰”之称。青年辜鸿铭辜鸿铭的晚年主要在北京度过,居住于椿树胡同十八号,这处宅院是由一位满族友人租来赠与他的。辜鸿铭定居于椿树胡同时,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但是他的孤傲与不羁的性格却丝毫没有改变。辜鸿铭也不例外,和其他议员不同的是,赏给他的三百银元却被用来羞辱袁大总统。辜鸿铭对袁世凯的揶揄更令人叫绝。袁世凯死后,万民称快,辜鸿铭尤其大感痛快。

辜鸿铭(一八五七~一九二八),福建同安(今厦门市同安区)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翻译家、散文家。学博中西,有“清末怪杰”之称。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等,英译有《论语》、《大学》、《中庸》等,后人辑为《辜鸿铭文集》。

辜鸿铭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是一个“标准的东西南北人”。他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其父是当地华侨,其母是西洋人,高鼻梁、深眼窝、黄头发成为辜鸿铭的相貌特征。辜鸿铭天资聪颖,十岁的时候被养父布朗带到英国,从此开始接受西式教育,先是在英国,后又到德国,足迹几遍西欧。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多种文字,尤其是英文,写成文章连英国人也大加赞叹。年近而立,辜鸿铭返回祖国,此后在两广总督署和湖广总督署充当幕僚长达十七年,很受张之洞的器重。张之洞去世后,辜鸿铭一度在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教务长。民国建立后,辜鸿铭来到北京,被聘为五国银行团翻译,后应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学任教。

青年辜鸿铭

辜鸿铭的晚年主要在北京度过,居住于椿树胡同十八号,这处宅院是由一位满族友人租来赠与他的。椿树胡同属今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地区,是东四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条胡同,自东向西沟通东四南大街与王府井大街,长五百余米,因此地原有一棵大椿树而得名。据房屋档案记载,这处宅院位于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一百三十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座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

当年,这座不起眼的小院却有一个雅号:“晋安寄庐”,顾名思义,“晋安寄庐”的主人自然是一位隐居在陋室中却以彰显道德为己任的君子。辜鸿铭虽然寄居陋室,却是名扬海外,那时流传有这样一个说法: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定居于椿树胡同时,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但是他的孤傲与不羁的性格却丝毫没有改变。民国初立,成立参议会,辜鸿铭当上了议员,然而,袁世凯篡位之后,参议院就成了有名无实的“袁家议院”。袁世凯百般拉拢议员们,每次议员出席参议院会议,都可领到三百银元出席费。辜鸿铭也不例外,和其他议员不同的是,赏给他的三百银元却被用来羞辱袁大总统。

一次,辜鸿铭从会场出来,兴致勃勃地提着相当沉重的三百银元,乘着黄包车来到北京的八大胡同逗妓女玩。北京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唱名叫妓女鱼贯而过,任狎妓的人挑选。辜鸿铭每到一处妓院便把所有的妓女点一次名,然后给每个妓女一块大洋,再去往下一个妓院,直到三百银元全部花光为止。最后他哈哈大笑,嘴里还念叨着:“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也!”然后踏上黄包车,扬长而去。在辜鸿铭看来,这钱原本来得就不干净,赠与妓女,既是给她们一点物质上的救济,也是对袁世凯收买议员行为的讥讽。

张謇和唐绍仪曾试图拉拢辜鸿铭加入效忠袁世凯的队伍,他们专门宴请辜鸿铭,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并以孟子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语试图说服辜鸿铭。但辜鸿铭并不为所动,当场讽刺这两位说:“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

辜鸿铭对袁世凯的揶揄更令人叫绝。早在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处之时,有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一个幕僚将这件事作为袁世凯的得意之举告诉辜鸿铭。不料,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一九一三年四月,参议院解散,辜鸿铭卸去“参议员”的头衔。这一年,袁世凯为筹措他做皇帝的本钱,向以汇丰银行为首的五国银行团搞“善后大借款”。五国银行团的首脑们都对中文一窍不通,他们必须找一个精通各国语言的中国人来做翻译,于是辜鸿铭的生意上门了,经友人推荐,辜鸿铭与银行团代表柯德士见了面。柯德士早已耳闻辜鸿铭的大名,昔日总督府的大师爷,如今肯屈就做银行团的翻译,柯德士乐得合不拢嘴。不料,辜鸿铭上班那天了解到银行团职员的每月薪水是按照外国的规定自定的,便张口将自己的每月薪水定在六千银元的价位上。民国初年,一个中级公务员月薪不过十银元而已,他竟如此狮子大开口,着实让银行团中的各国代表吃了一惊。无奈辜鸿铭已开了尊口,银行团的富豪们恐被大名鼎鼎的辜鸿铭耻笑,只得照价付银。后来,辜鸿铭了解到五国银行团借款给袁世凯政府的真正动机后,他便毅然辞职,还留下这样一句评价:

中年辜鸿铭

一九二四年,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左四)访问北京时与辜鸿铭(左六)、徐志摩(左二)等人合影

银行家是在天晴时硬把雨伞借给你,而在下雨时收回的人。

袁世凯死后,万民称快,辜鸿铭尤其大感痛快。他在京中把酒相庆,笑逐颜开,逢人便说:“这个骗子和贱种,早就该死,死得其时也。”

其时,北洋政府颁令,要为袁世凯举行国葬礼。葬礼期间,全国举哀三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辜鸿铭闻之大为不满,不但偏偏不听这一套,反而特意请来戏班子,在家中大开堂会。他还邀来数十位中外朋友,同享此乐。于是,椿树胡同十八号院内,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犹如盛大节日一般。辜鸿铭高坐其间,听着台上的美妙戏曲,望着周围的满座宾朋,一时兴会大发,谈玄论阔,高兴不已。

然而,头场戏还未结束,在附近东单地区执勤的警察便闻声赶来。台上的演员自是最先看到警员,顿时偃旗息鼓,停止了演出。台下的辜鸿铭正拖着那条长长的辫子,一边摇头晃脑地欣赏着,一边与朋友高谈着什么。见突然没有了声息,正不明所以,后面却传来喝声:“你们竟敢如此闹法,真是目无法统。统统停了,到警察局走一趟!”

辜鸿铭猛然回过神来,见是一伙黑皮警察,吆五喝六地站在身旁。不由得大怒,兜头便骂:“他妈的,原来是你们这群黑鬼!你们瞎了狗眼,没有看到我正与朋友赏戏吗?在这儿乱嚷什么,统统都给我滚出去!回头告诉你们的吴大总监,就说我叫‘辜鸿铭’!今天,老子我正在兴头上,就不再与你们计较了。什么大总统、小总统的,不就是死了个人嘛,值得如此兴师动众……”

经此一番暴骂,众警员立时蒙了,便悻悻地溜了出去。警局亦大感震惊,只好直接报告给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也就是辜鸿铭口中的“吴大总监”。吴炳湘当然知道辜鸿铭其人,也知道这个怪老头儿有很多颇有能量的洋人朋友。他觉得,这虽是怪老头儿在故意生事,但毕竟他不是善主儿。此事万一处置不当,说不定还会与在京的外国使馆闹出什么交涉案来。于是便命人传下话去:“不要惹他,且随他去好了。”

就这样,北洋政府和无数顺民们继续为袁世凯举哀,而辜鸿铭却在自家小院里照旧看着戏。锣鼓声声,日夕不断。远近闻之,一时颇以为奇。待三日举哀之期一过,辜鸿铭的戏也收场了,他那喧闹一时的小院,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由西而中。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曾这样描写在北大执教时期辜鸿铭的装扮:

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出的人物。

一九二七年十月,辜鸿铭与夫人淑姑(左)及女儿娜娃合影

遥想当年,有这样的一对主仆和一辆洋车来往于北大红楼与椿树胡同,也确实是民国时王府井大街的一道风景

一九一七年,辜鸿铭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任北大文学院教授,主讲英国诗课程。辜鸿铭在北大,无疑是旧派学者的代表。据说当年辜鸿铭去北大应聘,招聘人员见到这样一个衣着不整、头戴瓜皮小帽、留着小辫子,一副清朝遗老样的怪老头,十分吃惊,暗道这样的人能有什么本事来应聘呢。不料,老头微微一笑,说道:“祖籍福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十岁赴欧,先后在英国、德国读书,其后还到过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语言,获得世界各学位,其中最后一个也是本土唯一一个学位是宣统皇帝赐的文科进士……”招聘人员哑口无言了半天。这时,旁边同来应聘的一个人指着他大声说:“想来他就是辜鸿铭了。”

辜鸿铭上课的第一天,当他出现在北京大学校园的时候,他的装扮让那些风气渐开、追求新潮的学生们大为惊讶,心想这是从哪个博物馆里拉出来的老怪物?后来一打听,得知他竟教的是英国诗,学生们更为诧异。然而辜鸿铭对周围投来的目光熟视无睹,大摇大摆地进了红楼,来到教室里,撩起马褂,登上讲台。他用眼光扫视着台下满脸稚气的学生们,一时间,教室里鸦雀无声。辜鸿铭依然一声不作,伸出枯瘦的手,在为他准备的粉笔盒里,拣出一根粉笔,转过身准备板书,不料这一下就将脑后的辫子完全暴露给学生们了。

后来,有些同学实在忍不住,便当面问他:为何还留着这前清的辫子?辜鸿铭回答说:“我这条辫子是有形的,想去掉是很容易的,剪下来就是。可是在我看来诸位的辫子却是无形的,谁敢说诸位心里精神上不残留着一条辫子呢。”整个教室立时安静下来。然后,他又语重心长地说:

诸位也许笑我痴心于清室,准确来讲,我并非忠于王室,而是忠于中国的政教,忠于中国的文明。我留着辫子,这是一个标记,我是要告诉世人,我是老大中华末了的一个代表。你们辫子是剪掉了,但融在你们血液里的华夏文明,是想抹也抹不掉的。

在北大,辜鸿铭一向以特立独行而著称。蔡元培在北大发起进德会,意在提倡新的道德观,要求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辜鸿铭最反对“不嫖”和“不娶妾”两项了。他说:“蔡校长搞进德会我不反对,因为他是好人,但我反对另一位好人加入进德会,他就是辜鸿铭,因为我是名士,自古名士哪一位不风流?”

椿树胡同十八号(今柏树胡同二十六号)及周边今貌

年轻的胡适从美国回到中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意气风发,辜鸿铭却批评他所持乃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并言:“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另一次,在北大教员会上,辜鸿铭公然扬言:“如果今天没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时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差点气晕了过去。

有一年,一个毕业班的班长请辜鸿铭给他一张照片贴在毕业簿的同学录中作为纪念。没想到辜鸿铭火冒三丈地说:“我又不是娼妓,用什么照片?如果你不怕花钱,给我铸个铜像做个纪念岂不是更好?”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在各种压力之下请辞校长,辜鸿铭积极挽留,但他的理由却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众人大跌眼镜。

辜鸿铭居住的椿树胡同十八号面积虽小,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座独门小院是当时社会名流竞相拜访之地。日本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来到北京时,他行程中最重要的事项就是来这所小院拜访辜鸿铭先生。在这座“壁间悬着碑版,地上铺着地毡”,“不失为潇洒可爱的屋宇”,虽然他未能避免辜鸿铭的一番冷遇,但这次拜访仍成了他对北京、对中国最重要的记忆。

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也曾专程拜访辜鸿铭,屡次被拒后仍不死心,最终得以踏入辜宅。他后来记录下自己对这座宅院的印象:

我经过一个破烂的庭园,被领进一个低而长的房间。设备稀散,有一只有能转动的盖的美国式书台子,两只黑木椅子和两只中国式的小桌子。靠墙有书架,架子上有许多书:其中大半当然是中国书,可是其中也有英文的、法文的和德文的哲学的和科学的书;还有几百本未加装订的研讨学术的杂志。墙上没有摆书的地方,挂着一卷卷的各种书的联对,我猜想那些都是孔子的语录。……那是一个冷静、空虚、不安适的房间。

让他没想到的是,刚跨入屋内就被辜鸿铭抢白了一番:“你们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你们一招手就非来不可?”这番话让毛姆无言以对,下不来台。

一次,辜鸿铭在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友人们皱着眉头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却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

晚年辜鸿铭穷困潦倒,只有通过讲学维持生计,有时甚至无钱买米。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一个法国人和几个德国人以非常谨慎的方式帮助他——怕伤了辜鸿铭的自尊心。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辜鸿铭病故于椿树胡同宅中,终年七十二岁。

辜鸿铭去世后,他的一双女儿投奔了苏州的一座寺庙,落发为尼,椿树胡同十八号也被归还给原主人。一九六五年椿树胡同被改称“柏树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又改称“瑞金路十五条”,后复称“柏树胡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今柏树胡同二十六号的辜鸿铭故居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自此鸿儒不再,这位惊世奇才的遗迹也就此消失,唯留无限遐想在街巷庭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