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署书人墓志年表-填补唐代书法史研究空白

魏晋之世，铭石与书翰分作两途。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钟繇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铭石之书，其与章程、行押两书载体不同，后者多施用简牍，或帛与纸，草法行势，未见掩失，而铭石之书，先必正书上石，然后镌刻，其形质便加华饰，即使高手名匠专心勾墓，亦不能称心如意，已下真迹一等。何况刻石此道，代有传习，著名如万文韶、邵建初，堪称世家，其手法各异，又自成规矩。米芾之“石刻不可学”（《海岳名言》）及近年来碑版刻手之议，自可见刻石对书法影响之大。然而，简牍易散佚，留存不便；帛、纸又无千年之寿，秦篆、汉隶、唐楷以及历代名家书迹，大都只能凭借铭石之书流传至今。

近年来，地不爱宝，各时代之简牍、帛书、纸卷和碑版时有发现，然以隋唐而论，墓志包括释之塔铭，可谓大宗，其出土如新，诸体皆备，又有未刻之朱书，且形制小，石质细，铭石刊石，并见便捷。精善者，较之丰碑巨碣，距真迹尤近。

唐代墓志向来为研究唐史者所重，不仅墓主之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官职履历和谱系以及撰、书、刻、立者之署衔，可征信以证史，而且撰文者有如上官仪（《张士贵志》）、狄仁杰（《袁公瑜志》）、崔沔（《崔泰之志》《王方大志》）、郑虔（《郑承光志》《郑仁颖志》）、李华（《田仙寮志》）、张楚金（《张景阳志序》《左光胤志》）、柳芳（《源光乘志》）、萧颖士（《贾钦惠志》）、陆据（《源衍志》）、韦应物（《李璀志》）、崔祜甫（《卢招志》《崔缊志》《崔众甫志》《崔夷甫志》《寇锡志》）、樊宗师（《樊涚志》）、裴坦（《孙君暨妻卢氏志》）、富嘉谟（《崔志》）、邵说（《李湍志》《崔祜甫志》）、钱徽（《杨□志》《杨宁志》）、于公异（《于申志》）和梁肃（《李涛志》《李涛妻独孤氏志》），皆为有唐一代著名文人学者，其文洵足以补充存世文学史料之或缺。其中，又有名书家之文，既具文采之风流，又见史料之信值，且并为新出，尤宜珍重。诸如：

薛稷《王德表志》，圣历二年（699）三月二十九日入窒，王景正书；卢藏用《薛氏志》，景云元年（710）十一月二十五日入窒，豆卢欣期正书；《甘元柬志》，详情不明，撰于中书舍人任上；

徐安贞《萧谦志》，开元二十三年（735）九月八日入窒；《张九龄志》，开元二十九年（741）三月三日入窒；

王知敬《哥舒季通葬马铭》（武德中，或以为赝品）；

贺知章《戴令言志》，开元二年（714）十二月七日入窒；《封祯志》，开元九年（721）十一月六日入窒；《杨执一志》，开元十五年（727）九月三日入窒，杨汲正书；《王氏志》，开元二十年（732）十一月二十一日入窒；

吕向《豆卢建志》，天宝三载（744）四月十二日入窒，裴铉隶书；

李邕《崔沔志》，开元二十九年（741）十二月廿九日入窒前撰，大历十三年（778）四月八日迁葬，崔祜甫识，徐珙隶书；

刘升《魏靖志》，开元十五年（727）正月二十四日入窒，魏少游正书；

徐浩《陈希望志》，天宝八载（749）十月九日入窒；《张庭珪志》，天宝十载（751）十月入窒；

颜真卿《臧怀亮志》，天宝十载（751）四月二十一日入窒，疑伪；

吴通微《韩氏志》，永泰元年（765）九月十三日入窒；《李氏志》，大历三年（768）六月二十九日入窒；《冯氏志》，贞元三年（787）十月四日入窒，雷迅正书；《俱慈顺志》，贞元七年（791）正月十二日入窒；

张少悌《刘鸿志》，建中二年（781）十一月三十日入窒；

杨凝式《李德休志》，长兴三年（932）正月三日入窒，李光愿正书；《张季澄志》，清泰三年（936）二月十三日入窒，郭兴正书，张季鸾篆盖；《张继升志》，天福四年（939）十二月二十五日入窒，刘珙正书。

张庭珪、刘升、李邕诸志的出土，更是有助唐代书法史的研究，填补了书家无志的空白。

（一）初 唐

墓志自南北朝定型以来，其方形石（或砖）质，边长一般为五十厘米至一百厘米，常附有附顶形志盖，并成一盒，为圹中重要附葬品，其性质虽与墓前碑石包括墓阙、神道、墓表一样，但刻制工艺日趋细巧，至隋益见精善，入唐更是焕然有文明气象。大凡刻石工师，门户既立，世代传袭，手法不允稍改，况且唐初书志人，多出技术人员，并为无名之辈。加上当时无论台省楷书手，抑或州、县书令史，也和工师一样，大都是杨隋乃至周、陈的遗民，书法积习未改，入唐后依旧故我。即使从贞观初年起，政府便设书馆授徙，置书科取士；唐太宗又力倡右军风骨；欧阳询、虞世南秉承睿旨敛入规矩，且教示楷法，其后，褚遂良又集欧、虞之长，高扬通变精神，终以瘦润华逸启开李唐门户，然而其影响之所及，教化之所致，时在武后朝，或更后，贞观年间尚未能及见东风之化雨，更遑论武德之书势，此也便是墓志书法每每附骥于社会书势而不克趋前之原由所在。综观唐初墓志书法，虽渐见端严俊朗，精密有加，贞观末年，也间有遒媚可观者出，然终是隋日格局，拙重或出北朝遗俗，秀劲或绍江左流风，其典型可称且著名者唯其昭陵八石，即：

《杨恭仁志》，贞观十四年（640）三月十二日入窒，1979年秋出土；

《长乐公主志》，贞观十七年（643）九月二十一日入窒，1962年出土；

《刘娘子志》，贞观十八年（644）二月五日入窒，1972年3月出土；

《王君愕志》，贞观十九年（645）十一月十四日入窒，1972年11月出土；

《薛赜志》，贞观二十年（646）十二月十四日入窒，1974年4月出土；

《李思摩志》，贞观二十一年（647）四月二十八日入窒，1992年2月出土；

《统毗伽可贺敦延陀志》，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十一日卒，合葬于其夫李思摩之茔，1992年10月与夫志同时出土；

《文安县主志》，贞观二十二年（648）三月二十二日入窒，嘉庆年间出土。

其中《文安县主志》出土较早，其典丽华美之文章，工整有法之书品，尤著名于近世，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四以为是志“书法在欧、褚之间”。朱翼庵《欧斋石墨题跋》卷二称“笔意极似《十三行》”，且有“唐志当以此石为最善，虽以《砖塔》之见称当世，予以为远不及”之谓。

至于署名欧阳询之《温彦博志》，赵明诚《金石录》第五七七不记撰书者姓名，《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第一册《北京卷》收有该志拓本，末题“银青光禄大夫，贞观十年六月，欧阳询撰”，不见并书两字，且与《唐代墓志汇编》贞观○五二据周绍良所藏拓本录文有异。周氏之拓有“东北道招慰大使十年六月贞观检校太子右庶子”一行插入序后铭前，即连接“其词曰”后作同一行。末又题“银青光禄大夫欧阳询撰并书”字样，为一行。是或即觉罗崇恩《香南精舍金石契》所谓“此亦复刻本，然尚有典型，较前与近世之生造伪品远矣。其脱落处，或就空格补刊，当是不谙文义人据剪本、旧本入石也”者。按，温彦博卒于贞观十一年（637）六月，其年十月二十二日陪葬，新、旧《唐书》记之确凿分明，两引上石所书“十年六月”者，显讹。其实两石“脱落处，或就空格补刊”者，全如《萧胜志》之“刺史褚遂良书”六字，《刘智志》之“武功苏灵芝书”六字者，出自近人增添，盖画蛇之作，不足以征信。然此石不失为佳刻，楷书谨严有法，盖出自台省老手，亦堪可记述。

墓志书法一入高宗朝，渐见妍逸，至武周长安年间（701—704），尤趋畅朗，有唐一代新风，融入其间，秀劲宽博，已是华润有加，尽脱陈隋遗制。名书家始见参与，署书人姓氏者也并见增多，著名的便有敬客《王公砖塔铭》和欧阳通《泉男生志》两通。

《王公砖塔铭》，上官灵芝撰，敬客正书，显庆三年（658）十月十二日入窒，明万历年间出土。敬客，出自河东右族，事迹无考。此碑以秀雅见称于明清诸论书家如王澍、毛凤枝，至叶昌炽《语石》尤见推重，有“今世所珍者，莫如《砖塔铭》”之评。

《泉男生志》，王德真撰，欧阳通书于司勋郎中任上，调露元年（679）十二月二十六日入窒，1922年1月20日出土。该志书法精整，较《道因法师碑》后十六年，更见成熟，尤胜前碑，或以为即小欧之代表作。朱翼庵《欧斋石墨题跋》卷二曾与《道因碑》比较，以为“《道因》实步趋《皇甫》，此志则脱胎《化度》，兰台晚年书如有出世者，必可颉顽率更，与《醴泉》《温彦博碑》相出入矣”。又题诗称：“大欧《化度》小《泉君》，前者《黄庭》后《洛神》。想象母徐铭志美，幽光犹作九原春。”是志由险峻而趋入淳蓄，不独为欧阳通书入通会之典型，亦乃初唐书势善学欧体者风范之所在。

署名为武周朝名相狄仁杰所撰并正书的《袁公瑜暨妻孟氏志》，久视元年（700）十月二十八日入窒，1929年12月出土。狄氏虽无书名，但其书法精整遒劲，俊气逼人，足可窥见武周时代士大夫间的书法造诣。

其他不署名的墓志书法，著名的有《李文志》，麟德元年（664）二月十八日入窒，《梁师亮志》，万岁通天二年（697）三月六日入窒。又有其弟师暕志即《梁寺志》，朱宾撰，郑庄正书，垂拱四年（688）十一月十七日入窒，甚见称于《语石》）以及萧瑀两女《法乐志》《法灯志》二石，永隆二年（681）三月二十三日同时入窒。其峻利秀逸，或精严雅劲与端庄华丽，也堪称一代佳刻，为初唐名品。

至于昭陵陪葬墓志，尤其近年出土的诸石，精整可喜，除署名张玄靓正书上官仪《张士贵志》，敬客师正书崔行功《王大礼志》二石外，其他亦不愧出自台省书人之大手笔，信然如叶昌炽之言“唐碑渊薮”者。初唐墓志书法之典型，毕见具备，洵足以供后世之研究。谨录新出者如下：

《牛秀志》，正书并篆盖，永徽二年（651）四月十日入窒，1976年4月出土；

《段简璧志》，正书并篆盖，永徽二年（651）八月二十三日入窒，1978年出土；

《张廉穆志》，正书，永徽六年（655）二月九日入窒，1972年11月出土；

《韦氏志》，正书并篆盖，显庆元年（656）十月十八日入窒，1974年8月出土；

《唐俭志》，正书并篆盖，显庆元年（656）十一月二十四日入窒，1978年3月出土；

《五品宫女志》，正书并篆盖，显庆二年（657）二月十四日入窒，1974年出土；

《尉迟敬德志》，正书并飞白盖，显庆四年（659）四月十四日入窒，1971年冬日出土（其碑文出自许敬宗）；

《苏娬志》，正书并篆盖，与其夫尉迟敬德志同时入窒，又同时出土；

《宇文修多罗志》，正书并篆盖，显庆五年（660）三月三日后入窒，1972年5月出土；

《郑仁泰志》，正书并篆盖，麟德元年（664）十月二十二日入窒，1971年出土；

《程知节志》，正书并篆盖，麟德二年（665）入窒，1986年4月出土（其碑文出自许敬宗，畅整正书）；

《李震志》，正书并篆盖，麟德二年（665）十一月入窒，1973年5月出土；

《王氏志》，正书并篆盖，与夫李震志同时入窒，又同时出土；

《婕妤三品亡尼志》，正书并篆盖，麟德二年（665）十二月入窒，1974年9月出土；

《韦珪志》，令狐德棻撰，正书并篆盖，乾封元年（666）十二月二十九日入窒，1991年出土；

《李志》，刘祎之撰，正书并篆盖，总章三年（670）二月六日入窒，1971年出土（其碑文出自高宗撰并行书）；

《斛斯政则志》，正书并篆盖，咸亨元年（670）十一月十日入窒，1979年4月出土；

《赵王李福志》，正书并篆盖，咸亨二年（671）十二月二十七日入窒，1972年5月出土；

《燕氏志》，正书并篆盖，咸亨二年（671）十二月二十七日入窒，1990年5月出土（其碑文出自许敬宗，高正臣正书，万宝哲刻字）；

《阿史那忠志》，崔行功撰，正书并篆盖，上元二年（675）十月十五日入窒，1972年6月出土；

《典灯志》，正书并篆盖，仪凤二年（677）十二月二十六日入窒，1975年出土；

《元万子志》，正书并篆盖，仪凤三年（678）二月十四日入窒，1978年1月出土；

《唐嘉会志》，正书并篆盖，与夫人元万子志同时入窒，又同时出土；

《优昙禅师塔铭》，正书，仪凤三年（678）六月八日后入窒，1979年出土；

《昭仪志》，正书并篆盖，永淳元年（682）十月十一日入窒，1979年出土；

《临川公主志》，郭正一撰，正书并篆盖，永淳元年（682）十二月二十五日入窒，1972年春日出土；

《安元寿志》，郭正一撰，正书，光宅元年（684）十月二十四日入窒，1972年出土；

《金氏志》，正书并篆盖，永昌元年（689）正月十三日入窒，1986年1月出土；

《三品亡尼志》，正书并篆盖，长安三年（703）九月二十二日入窒，1986年3月出土。

其中《尉迟敬德志》盖为飞白书，初唐之绝少见者，尤足以矜重之。

（二）盛 唐

质以代兴，妍因俗易，唐代书法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与文学、绘画诸艺术同声同气，互为影响，由沿袭陈隋而自开新境，因百花齐放而高峰竞起，至开元、天宝年间乃为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墓志书法步趋其间，亦并同演进。

大凡朱书铭石，有提腕、悬腕、枕腕三法。丰碑巨碣，悬空作业，多用提、悬二法；而志铭仄小，多用枕法，即空海和尚所记左手置右手下的所谓枕腕法。且南朝以来，志铭书法多近写经抄书，兼用指法，后经士大夫铭志，又多依平常书写积习，不独有行书上石，其指法、草意也渐见流露。若遇工师名匠，更是形具神生，尤近简牍帛纸者。铭石华饰之手法，经初唐而至是，已见精善。

开元、天宝年间，名才士与名书家所书的志石益多，存世可见者有如韩筠《陈泰暨妻房氏志》，岐王李范《李贤志》《李嗣庄志》，姚崇《石映志》，刘怀信《静泰塔铭》，魏少游《魏靖志》，李志暕《法澄塔铭》，阳伯成《薛璿志》《李肃邕志》，张若芬《张休光志》，元光济《郑湛志》，僧温古《景贤塔记》，玉真公主《金仙公主志》，李守礼《高淑志》，萧定《惠源和尚志》，杜昱《优婆夷未曾有志》，褚庭诲《程伯献志》《李氏志》，崔宗之《王冰志》，僧湛然《郑德曜志》《李氏志》《郑昱志》，裴《裴稹志》，卢肃《赵琼琰志》，张旭《严仁志》，赵骅《李符瑞志》，徐珙《慕容相暨妻唐氏志》《□教志》，裴炫《豆卢建志》，张少悌《王四娘塔铭》《屈元寿志》，蔡希寂《蔡希周志》《李琚暨妻薛氏志》，史惟则《王志》，徐浩《玄隐塔铭》《张庭珪志》，李思诠《荣王第八女志》，韩择木《棣王琰志》《南川县主志》《朱氏志》，薛邕《魏氏志》，席彬《刘感志》，胡霈然《周献志》，田颖《刘元尚志》《张希古志》，顾诫奢《高元珪志》，刘秦《唐玄宗第五孙女志》，苏灵芝《刘奉智暨妻孙氏志》，以及书手王玄贞、李九皋、陈瓌和画家李凑诸石，不仅在盛唐不失为名书佳石，且大都是中国书法史上仅见而具信值的珍贵资料，尤其近世出土的，除了前面已见引述外，褚庭诲、张少悌之行书，蔡希寂、李凑之正书，韩筠、释湛然之隶书诸石，尚可补叙之。

褚庭诲行书《程伯献志》，刘彤撰，开元二十七年（739）正月二十七日入窒，盖书于给事中任上。庭诲，唐初名儒褚无量之子，开元五年（717）登文儒异等科，与徐浩同年，官至给事中。其名或作廷珪，廷，盖庭之讹。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有称：“时人谓之小褚……李邕之差肩也。”此志出自《圣教》而加遒逸，风神并见丰茂，盖一盛唐行书之典型。

张少悌行书《屈元寿志》，申屠泚撰，天宝九载（750）三月十五日入窒。张少悌官至将作少监，以善书知名当代，颜真卿撰《李光弼碑》，而属其铭石，赵崡《石墨镌华》卷二有评“殊劲拔清圆，深得右军行草遗意”，盖不负时誉。是志，早《李光弼碑》十四年，尚具鲜妍，似为前期书法。张少悌又撰有《刘氏（鸿）权宁志》，志述其妻即翰苑书人刘秦之妹刘鸿，正书，甚精善，建中二年（781）十一月三十日入窒，亦近世出土。是志虽不署书人姓氏，然以其一代善书人，书铭妻石，当不宜另委于他人，或并出其手，属最晚之书迹。若是，张少悌两石，一行一正，一早一晚，洵可知其书法之嬗变。

蔡希寂正书两石，《蔡希周志》，张阶撰，天宝六载（747）十月十九日入窒；《李琚暨妻薛氏志》，张阶序，韩液铭，天宝七载（748）七月二十九日入窒，并端庄劲拔，不愧其弟蔡希综《法书论》“深工”之誉，尤其《蔡希周志》有称：“公讳希周，字良傅……公其先陈留济阳人……曾祖衍，隋晋王府东祭酒；王父元凯，皇清河郡漳南县令；列考勗之，汝南郡吴房县令……公即吴房府君第四子也……公同气九人，羁孤不振，诸兄未遇，群弟好书，生事废落，日阙无储。”又，其前有题“第七弟朝议郎行洛阳县尉希寂字季深书”云，弥可补史之阙。希寂同气九人，参《法书论》“第四兄缑氏主属希逸，第七兄洛阳尉希寂”之记，希周乃希综之兄，希逸乃其弟。希综所称“第四兄者”，或包括诸姐在内。

李凑正书之《李氏志》，乃左补阙张之绪为其亡妻所撰，天宝十一载（752）二月二十四日入窒，1925年6月22日出土。是志，李凑书于广陵仓曹参军任上，或以为有唐墓志风格特殊者，独存魏晋人笔法，其实此书并不工，乃书者平常写判书牍手段，唯刻手高明，不见铭石华饰之陋习，故其书指法、草意，殆无一失，与他志迥然有别。李凑，李林甫之侄，以擅画见称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据其“初为广陵仓曹，天宝中贬明州象山县尉，年二十八”云，是书盖早年之作。

唐代墓志，以楷、行书为大宗，隶书甚少，叶昌炽光绪年间撰《语石》，所见仅五石，且其中初、盛唐三志，皆不署书人。近世出土志石，隶书渐见增多，现今可见，署书人名者，神龙至天宝五十年间，竟有十二石，谅可裨益书史之研究。其中徐浩《张庭珪志》和顾诫奢《高元珪志》已见前章引述外，其他尤可称述者，当推韩筠《陈泰暨妻房氏志》和释湛然《郑德曜志》两石。

韩筠《陈泰暨妻房氏志》，志文亦出其手，神龙二年（706）十二月二十七日入窒，隶书古逸，虽入楷法，然尚未见唐隶陋习。韩筠，事迹无考，以其署“敕选”，盖得唐中宗李显之御简，为当时一善书者。隶书入志而署书人名者，以此石为初见，盖可记述。

释湛然《郑德曜志》，卢僎撰，开元二十八年（740）十一月十九日入窒。湛然（711—782），时为大福光寺僧，俗姓戚，常州（今属江苏）人，为天台宗智者法师五代传人，左溪朗公之法子，时称“荆溪尊者”，赞宁《宋高僧传》为之立传。以真、行书名世，吕总《续书评》有“子云（萧子云）之后，难与比肩”之评。近世河南偃师出土有其撰并正书《李氏志》（天宝元年正月三日入窒），书法出自钟繇而更加丰逸，盖缁流善书而别具一格者。是志隶书风神不及楷书，而精能不在其下，适可见当时虽高僧亦不免俗，每每寄情书法，一专多擅，且并效新体，不见落伍。

至于隶书名石《戴令言志》，贺知章撰于太常博士任上。开元二年（714）十二月七日入窒，近世洛阳出土。志盖亦隶书。书作方体，出自北朝而见唐人气象。叶昌炽《语石》以为出自贺知章并书，盖属臆断，恐难征信。

（三）中 唐

“安史之乱”后，中原遭破坏，郭子仪曾记当年情景：“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1]刘晏致书权相元载亦言：“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2]永泰年间（765—766），颜真卿官居二品，而举家食粥，这也是事实。“戊申之年，葬者通岁”（李昂《李邕志》），戊申即大历三年（768），值代宗即位初年，时趋升平，诸多乱世权厝之柩，迁神崇邙，归葬先茔，孝子贤孙，亦莫不竭力丧事，然撰文铭石，多出简陋，刻工亦见草率，盛唐景象已不复可睹，即如一代名书家李邕，生前碑版照四裔，其文、其书，天下景仰，千古流传，而死后墓志，族子著作郎李昂之撰述，已见平平；书手铭石之生涩，刻工镌字之粗劣，尤可扼腕，为之叹惜。其后，有唐王朝经历大历之苟安、贞元之休息、永贞之革新，至元和削藩六十五年来，逐渐具兴复气象，“不图贞观、开元之化，复睹于今日矣！”^[3]文学艺术亦随着元和之治而繁荣发展。其间，书法人才荟萃，复显昌盛。

李肇《国史补》记当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卒，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云，谀鬼之风甚炽且盛。名书家如刘秦、徐浩、张少悌、吴通微、韩秀实、皇甫阅、徐珙、沈传师、归登、柳公权诸人莫不应人所请，伏案铭石。近世出土，尤以徐珙为多，凡四石，并隶书，特近徐浩气格。^[4]徐浩名高一代，碑版四裔，存世尤以隶书为多，王澍《虚舟题跋》直谓“唐人隶书之盛，无如季海，隶书之工，亦无如季海”。其子侄如璹、现、璲、珰、玫和珽、琐、玚以及珙等群从兄弟多善书，唯隶书之外，楷书可见者甚少，参阅近世出土的徐琐《李皋志》，劲雄古拙，亦全出其叔季海之法，其家学传统之久盛，自可概见。无独有偶，近世出土之中唐志石，书者以孙氏为多，且并出盛唐名才士、颜真卿座师孙逛一族。如其侄公辅（弟遘之子）贞元五年（789）有撰并正书《孙君暨妻李氏志》；其孙即桂州刺史孙成之子保衡，永贞元年（805）有正书裴坦《孙君暨妻卢氏志》；审象，元和二年（807）有正书孙保衡《郑炼暨妻孙氏志》；侄孙景商（弟遘之孙），开成五年（840）有正书所撰《李氏志》，大中六年（852）正书旧铭《孙廿九女志》。同时，又有行书名家孙藏器，或为其群从兄弟。此第三代也。第四代则有孙备、孙储（景商之子）和孙琐（景商之侄）。第五代又有孙纾、孙徽、孙、孙纲、孙綮（逛之后）和孙郑九、孙阿陀（遹之后）以及孙郢等群从兄弟诸人，书法并见不俗，盖出自孙氏家学之渊源。是亦可知唐代士族书法教育之传承。

中唐志石出自非名书家手笔，而精善可喜，堪称上品者，有刘钧《大德演公塔铭》（杨叶撰，贞元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入窒）、崔巨雅《李辅光志》（崔元略撰，元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入窒）、寇立《窦氏志》（王众仲撰，元和十二年闰五月十三日入窒）和崔倬《崔洧志》（崔耽撰，开成元年二月十四日入窒）四石，并正书。其中崔倬即大中五年（851）宋州刺史任上墓刻颜真卿《八关斋会报德记》者，其有叙称“倬自幼学慕习鲁公书法，才不能窥涉其门宇”云，《崔洧志》下距仅十五年，盖可见其慕习颜书之不诳。

至于名才士吕恭《吕渭暨妻柳氏志》及《柳氏志》（并吕温撰，贞元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入窒）；符载《李氏志》（并撰，篆盖，元和七年八月七日入窒）；名刻工屈贲《张惟暨妻王氏志》（并撰，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入窒，清光绪二十三年出土）、《张曛志》（并篆盖，崔归美撰，元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入窒）以及以重金求得萧子云飞白书“萧”字者皇室李约之《杨珽志》（魏则之撰，大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入窒）和以奸邪著名、恶颜真卿令奉使李希烈竟殁于贼者权相卢杞之《卢涛志》（并撰，大历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入窒）并正书工雅，且近世出土，未经泐损，也洵足珍贵，宜加称述者也。

（四）晚 唐

唐代书法教育，自贞观二年（628）于国子监内设置书学以来，殆成制度。后经“安史之乱”，间有破坏，至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加以整顿，确定西京书馆生徙十员，东都三员，其虽少于贞观、开元年间，然反正拨乱，尤于培养专门人才，中兴书法事业，以致追仿唐太宗、唐玄宗之风，则厥功至伟，诚如路隋《上宪宗实录表》所言“今之举盛烈者，贞观、开元、元和而已”。树之前因，报以后果，晚唐志石书法一变中唐流风，自圆厚紧密而趋峻秀疏朗者，正是元和年间“葺国学以振儒风”^[5]，艺文一变者影响之所及。

至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敕准国子监所奏翰林待诏、覆定《石经》字体官唐玄度有关九经字体之报告，即依大历年间国子司业张参《五经字样》为准绳，诸经之中别有疑阙，旧字样未载者，乃与校勘官同商较是非，取其适中，纂录《新加九经字样》一卷，附于《五经字样》之末，用证纰误。九经字体之刊石（后称《开成石经》）于国子监内，不但对书馆学生、在学生徙，就是对士林中人尤其台省书者以及社会文化的厘正文字，也是有着很大规范作用的。按“书契之作，适以记言”，其记言者，无论铭石，抑或书判，都必须字形正确规范。张参《五经字样》与著名的颜元孙《干禄字书》，其注重字形，讲究正体，历来被视为有唐正字学的经典著作。适在同时，杨汉公又于湖州重墓颜真卿所书《干禄字书》（开成四年），影响甚大。“夫筮仕观光，惟人所急。循名责实，有国恒规。既考文辞，兼评翰墨，升沉是系，安可忽诸”^[6]。其立石树典，功名是用，有助于楷书字体趋向统一而更具规范。晚唐志石较之初、盛唐乃至中唐文字，通、俗之骤减，正体字之渐增，盖归功于唐文宗刊立《石经》以正文字者。

晚唐志石，多出经生、书手以至于刻工如韩师复辈手笔，其素质平俗，不堪入流，故书坛寂然，已入每况愈下之境，从中稍可称述者，唯有出自翰苑中人如毛伯贞、朱玘、唐远、张宗厚、史颀、毛知俦、董咸、郭弘范、毛知微、那希言、张元龟、王谦逢、董瓌、姜仁表、阎湘、王正己诸人之所书诸石（包括志盖），其中以毛伯贞、朱玘、张宗厚最为著名。

毛伯贞，大中中叶以舒州、襄州长史充任翰林待诏，以篆书名世，《宝刻类编》收有其篆额七石，其中有柳公权《韦元素碑》一通，柳公权乃一代名书家，且亦善篆，又喜篆额，著录所见甚多，而《韦元素碑》独留属毛伯贞篆额之，参阅近世出土的《吕氏志盖》（毛伯贞并撰，吕文广正书，大中五年七月十二日入窒）和《阊知诚志盖》（郑晦撰并行书，大中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入窒）两石篆书，并作玉箸篆，圆劲朴厚，诚不失晚唐名篆手笔，柳公权自宜退避三舍，虚左允属其题写额款矣。

朱玘，《宝刻类编》记其碑版七石，大都行书铭石，今已无片石见存。近世出土有《仇氏志》，唐宣宗撰，系奉敕行书，唐远篆盖（已佚），大中五年（851）八月四日入窒。书出《圣教序》，雅劲有法度，几无当时翰苑习气。刻工强琮，与刻玉册官强琼，其名并出玉字，或为兄弟辈，其署中书省刻字官，当亦为玉册官内老工师，翰苑奉敕所书如《平原长公主志》《贵妃杨氏志》《崔氏志》，并出其手，手法精善，不下于刻字名匠邵建和、邵建初兄弟，故尤宜是志书法形质并精，最见传神之特佳者也。是时，朱玘以中散大夫守茂王（愔）傅，充翰林待诏。

张宗厚，亦当时名家，《宝刻类编》记有碑版五石，唯存世已不可得见。近世出土有《平原长公主志》（独孤霖撰，毛知俦篆盖，强琮刻字，咸通四年四月十七日入窒），《贵妃杨氏志》（刘允章撰，董咸篆盖，强琮刻字，咸通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入窒），《晋康公主志》（卢深撰，毛知俦篆刻，咸通七年七月三十日入窒）三石，并奉敕书，前二石为楷书，后一石为行书。行书无足观，院体风貌殊多，唯其楷书健劲峻险，为晚唐书风之典型，或出自柳公权之影响。^[7]

至于名石《柳老师志》，又名《柳氏长殇女志》，柳仲郢所撰（会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入窒），书法遒劲疏朗，纯出柳氏家法。又有《陈兰英志》，柳知微所撰，大中四年（850）十二月十一日书，亦具柳氏规矩。以上两石，一兄以志其妹，一夫以记其妇，或以为即撰者所自书。其果若如是，盖亦可见柳公权家学之后劲。

晚唐志石可称述的，还有《程修己志》一石，温宪撰，程进思正书，程再思篆盖。咸通四年（863）四月十七日入窒。程修己（804—863），晚唐著名书画家，志记称其书画事二则：一，“公于草隶亦精绝，章陵（唐文宗）玉册及懿安太后（郭氏）谥册，皆公之书也。丞相卫国公（李德裕）闻有客藏右军书帖三幅，卫公购以千金，因持以示公。公曰：‘此修己绐彼而为，非真也。’”李德裕多蓄古物，时称图书之府，记述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程修己所临右军帖，竟误以为真迹而购以千金。是亦可见程氏学王字之善精。二，“公尝云：‘周侈伤其峻（□□□昉），张鲜恭其淡（张太府萱），尽之其为韩乎！’又曰：‘吴怪逸玄通，陈象似幽恚，杨若痿人强起（庭光），许若市中鬻食（琨）。’”周昉、张萱、韩幹、吴道子、陈闳、杨庭光、许琨皆中唐一代名画家，其微词如此，足见程氏之自诩，是或可供研习美术史者参考。此志楷书，清劲秀雅；篆书，古淡遒健，为晚唐别具一帜者，殊可称美。进思为程修己长男，再思乃第三子，其兄弟书出家学，而不受翰苑流风所陶染者，亦当为一时杰也。

（选自笔者著《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

【注释】

[1]〔后晋〕刘昀：《旧唐书》卷一百二十《郭子仪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449页。

[2]〔后晋〕刘昀：《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三《刘晏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511页。

[3]〔唐〕崔群：《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册文》，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22页。

[4]清代叶昌炽《语石》记珙为浩之子，然珙于天宝元年（742）已书陈齐卿《慕容相暨夫人唐氏志》，三载（744）撰书《□君夫人□教志》又署洛阳进士，而浩生于长安三年（703），天宝元年（742）仅为不惑，且《古迹记》明言为长男，则珙不当为浩之子。按浩子璹、现、璲、珰、玫及兄浚子珽、琐、玚并从玉，珙盖为其群从兄弟。

[5]《元和三年试制举人策问》，见北宋宋敏求编纂的《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六，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98页。

[6]〔唐〕颜元孙：《干禄字书》序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页。

[7]张宗厚，生平未详，据出土志石可知，咸通四年（863）任右威卫长史，六年（865）任泗州司马，七年（866）任凉王府谘议参军。史有记张宗厚者，幽州节度使张弘靖从事，为一轻侻之人，《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九《张弘靖传》有记长庆元年（821）七月甲寅，因幽州军乱，囚张弘靖，“执韦雍、张宗厚辈数人，皆杀之”。咸通上距长庆有四十年之多，其非同一人者，盖甚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