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地域性及其修正与贡献

——人—地关系：“古老而常新”的话题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古老而常新”的话题。早在公元前5世纪，有“地理学之父”之称的希罗多德就指出：须用地理观点研究全部历史，用历史观点研究所有地理[1]。人们也普遍认为，从经济活动、生活方式、民族特点、民族性格到风俗习惯……环境的影响/塑造都是极其广泛的。

从认知的角度，人与环境的关系有因果与无因果之分。在无因果观看来，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性质相异，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各自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2]；因果观则认为：自然规律具普适性而不存在普适性规律之外的特殊的社会规律。

按因与果的关联强度，因果观可分为决定论和“或然论”/“人地相关论”；按因与果的关联方式，决定论被区别为直接决定论与间接决定论。

——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人口特征的“塑造者”

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强调环境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人口特征的“塑造”，并认为地理环境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在拉采尔看来，自然环境“盲目而野蛮地支配着人类的命运”[3]。库津则表达了环境决定论的本质和强必然性：给我某一个国家的地图，让我知道这个国家的地形、气候、内陆水系以及他们的全部自然地理，再告诉我这个国家的天然资源、植物和动物，我就可以预先告诉你，这个国家的人民是怎么样的，这个国家在历史上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4]。（《哲学史引言》）

对直接决定论者来说，民族的生理、心理特征，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都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在孟德斯鸠看来，“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热带民族像老人一样胆怯，寒带民族则像青年一样勇敢”[5]；持间接决定论观点的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则认为，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通过生产力/经济实现的[6]。

——“或然论”：“人地相关”，“天胜人”与“人胜天”的困惑

在“或然论”（possibilism）看来，“世界并无必然，而到处都存在着或然，人类作为机遇的主人，正是利用机遇的评判员”（法，维达尔·白兰士）；“人定虽然似乎胜天，但天定似乎仍能胜人，因为各处人生活动都须受自然环境的限制”[7]（法，让·白吕纳）。“或然论”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修正和贡献是：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出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相互的——由之称作“相关原理”，纠正了“环境决定论”对环境影响的片面强调。而与“相关原理”结伴来到的，还有如下重要而被人们忽视的困惑：在何种场景下“天胜人”？在何种场景下“人胜天”？

——“数量原理”：事物的存在、存在方式为其数量及变化所规定

数量原理或数量支配原理是一个对自然、生物界和人类社会具普适性的原理，指数量和数量变化对事物的根本性[8]：

（Ⅰ）事物以一定限度的数量、空间和持续时间为条件而存在。如，沙堆到一定高度便自行崩塌；数量过剩会导致生物种群崩溃；文明越是辉煌，她所持续的时间便越短。

（Ⅱ）事物的性质和存在方式为数量所规定。月亮、地球绕着地球、太阳转而不会相反；一只蚂蚱或可给画家带来“灵感”，几亿只必定成灾；南极、格陵兰冰盖以庞大的规模阻滞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小种群与大种群：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生态对策的重要区别。

（Ⅲ）事物的质量、复杂性、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为数量，和数量变化的速度所规定。一定的规模使复杂性成为可能而是进化的物质基础（老虎对蚊子不可比拟的头颅）；生物的生存能力（力量、速度、灵活性）与种群规模反相关（鹰与麻雀）；缓慢结晶方能生成晶莹剔透的钻石，速生的树木只能做“劈柴”，流水线生产的鸡则“味同嚼蜡”。

——“层级—尺度理论”：包容—服从、不对称相干和逐级控制

从蝌蚪与她的一洼水到亚马孙雨林，一切自然、社会系统都居于地球生物圈一定的层级，具一定时空尺度和对总体的不同重要性[9]。

（Ⅰ）“包容—服从”。高层级/大尺度系统的目标、利益，包容着低层级/小尺度系统、部分的目标和利益；而后者的目标、利益却不一定体现前者的目标和利益——是故，后者对前者的服从，便成了一种合理。

（Ⅱ）“不对称相干”。从高层级/大尺度系统、总体到低层级/小尺度系统和部分，事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逐级减小而呈不对称性。

（Ⅲ）“逐级制约—控制”。从高层级到低层级，总体到部分，系统是逐级制约、逐级控制的。对“包容—服从原理”和“不对称相干”，“逐级制约—控制”既是一种（逻辑）结果，也是一种（保证、贯彻）必须。

——将存在变成必然的规模和没有技术解的“规模问题”

在数量原理中，数量、数量变化对事物存在、存在方式的规定既是一种现象/存在，也是一种必然；规模与层级、尺度的正相关——高层级—大尺度与大规模，低层级—小尺度与小规模的对应，也赋予“层级—尺度”相关理论以必然性。如，

由于质量（m），进而（万有）引力的差异，人类既不能脱离地球，而且还必须放弃“自由意志”随地球一起绕太阳“转圈”，和地球、太阳一起在银河系中遨游……（“逐级制约—控制”）；生物圈对人类社会在目的上的包容和人类社会对生物圈不容置疑的服从，即源于生物圈对人类社会极其悬殊的规模：巨大的生物量是多样性、复杂性，进而生物圈实现其“生态目的性”——稳定、多样、和谐、持续的物质基础（“包容—服从原理”）；规模天文量级的差异，使人类帝国的“陨落”丝毫不影响太阳第二天从东方“升起”，太阳黑子的变化，则会引起地球影响社会稳定的冷热、干湿变化。在规模将现象/存在变成必然的同时，是“规模问题”的生成（“不对称相干”）。

“规模问题”指，由规模规定和引致的，只有通过改变自身规模才能解决的问题。如，规模过大、过小都会导致生物种群的衰退或消亡，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调节（缩减或扩大）种群规模。由于规模过多过少、过大过小是问题的唯一原因，故除改变自身规模外，“规模问题”在根本意义上是无解的——规模问题的无技术解（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哈丁）[10]，或“技术失灵”，首先即是由其定义而来的一个逻辑结论[11]。

——有限性、“规模障碍”，技术的本质、“软肋”和“失灵”

“规模问题”以过多过少、过大过小为根源，有限性保留了被“无限性”取消的“过多过少、过大过小”而使自己成为“规模问题”的前提。

“规模问题”的性质表明，如不改变规模（可改变或无法改变），“规模障碍”便是无法逾越的。设0—1为技术进步的起点和极限/终点，0—9对应于技术可改变的规模，≥1对应于技术无法改变的规模——阿基米德“撬不起地球”的原因即在于后者[12]。关于“技术失灵”问题的讨论，只限于在不同程度上可改变的规模。“技术失灵”指，在“低层级/小尺度/小规模—高层级/大尺度/大规模”序列中，随着尺度的扩大，“规模障碍”增加，技术的作用减小。“技术失灵”的原因有三[13]：

第一，技术所能推动的，进而克服“规模障碍”的物质力量是有限的。

第二，技术的物质、能量耗散指向/“时间节约”本质和对物质、能量节约固有的“软肋”。技术对物质、能量的耗散，是个存在极大空间的“大数”；对物质、能量的节约，则因“天花板效应”（熵定律规定，物质转换、能量利用的效率皆因必然的耗散而小于100％）的存在是个“小数”——是故，技术虽可削弱，但永远无法改变人口—经济规模与物质能量耗散、环境冲击量和环境破坏的正相关而在“规模问题”面前“失灵”。

第三，宇宙“自洽性”的规定。自然既“不会做徒劳无益之事”（亚里士多德），也不会制造矛盾着的事物——自然在肯定“规模问题”无解的同时，便否定了“技术万能论”，规定了技术在“规模障碍”面前的“失灵”。

——性质：包容主观能动性，本质、大尺度的环境决定论

新环境决定论是一种包容主观能动性，本质、大尺度的环境决定论。人不会消极地屈从于自然，但自然绝不允许，人也绝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凌驾）加于自然之上。（1）数量、数量变化对事物存在、存在方式的规定性（数量原理）；（2）“高层级—大尺度—大规模”系统（生物圈，母系统）对“低层级—小尺度—小规模”系统（人类社会，子系统）在目的上的包容和后者对前者的服从（“包容—服从原理”）；（3）人/技术的力量（所能推动的物质、能量）极大地小于自然的力量，相互影响处于极不对称态——人的主观能动性因之被限于“小尺度”（“不对称相干”）。

——人—地关系的度量：技术，层级—尺度和规模

自然力的作用与层级—尺度、规模正相关，人/技术对自然的影响与层级—尺度、规模反相关。即，随着层级—尺度、规模的缩小，人/技术对局部环境的影响增强；随着层级—尺度、规模的扩大，环境的决定性作用上升，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增强：在田头搭一个凉棚只是举手之劳，而动手给田里移栽的每株黄瓜苗覆瓦遮阳，则费工、耗材而远不如天边上飘来的一片云……“人定胜天”被限定在“低层级—小尺度—小规模”场景；在“高层级—大尺度—大规模”场景，自然力仍主宰着一切。

——人—地关系的道德判断：生态系统的“正向演替”

随自身数量增加和技术发展，人类已把自己变成了影响“全球变化”（覆被—气候）的“全球因子”——可改变地球面貌的外营力……但须明确和强调的是，人类即使凭借技术（人口爆炸也是极重要的原因）毁灭了生物圈，也不会影响人—地关系的决定论和大尺度本质：太阳依旧从东方升起，月亮依旧绕着地球转……风依旧刮，雨依然下……

在人—地关系中引入的道德判断——“一个事物，只有在她有助于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否则，她就是错误的”[14]，既是为了保证生态系统的正向演替（positive succession）和生物圈的“多样、稳定、和谐、持续”，也是为了在“破坏场景”下从逻辑上保持人—地关系的“一以贯之”，和提醒人们，节制自己的破坏性以保护生物圈！

[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地理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539。

[2]“生产方式”决定论持无因果人—地观：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更不存在必然性。决定社会面貌、社会制度性质和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3]金其铭，杨山，杨雷.人地关系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79。

[4]金其铭，杨山，杨雷.人地关系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70。

[5]人地关系论[M].1993：71-72。

[6]人地关系论[M].1993：70、76。

[7]人地关系论[M].1993：104、115。

[8]原华荣.“小人口原理”——文明的脉动、启迪、挑战和应对（第2卷）[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3：141-144。
在这里，事物的数量是个宽泛的概念，既指与质量对应的多少，也指含范围、大小的规模，进而与之密切相关的（时—空）尺度和层级。

[9]“小人口原理”——文明的脉动、启迪、挑战和应对（第2卷）[M].2013：144-146。

[10][美]加勒特·哈丁.对《公地的悲剧》一文的再思考[A]//赫尔曼·E.戴利，肯尼思·N.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C].马杰，钟斌，朱又红，译.范道丰，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67-175。

[11]“拯救”、“回归”和“人类革命”——“小人口”原理（第4卷）[M].2013：35-36。

[12]找不到足够长的“杠杆”——6.36×1026千米，为宇宙直径（按156亿光年计）的4300倍（当然也在宇宙中找不到“支点”），是阿基米德无法撬起地球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将技术的应用涉及此类问题，试图改变大气环流/青藏高原气候，乃至月球、地球轨道，那只能是有限性缺失的妄想！

[13]“拯救”、“回归”和“人类革命”——“小人口”原理（第4卷）[M].2013：32-34。“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耗散强度，把社会推向人口—经济的“高位均衡态”而在历史上创造了一个个辉煌但必然“短命”的“盛世”。

[14][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3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