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地域性理论与实证研究:建议与效果

1.地域性理论与民族团结和地区发展

◆地域性理论：强民族性和分裂主义的“消解剂”。

◆“包容—服从原理”：处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的准则。

◆聚居地烙印：发展和保护是推进民族人口现代性进展的基础。

聚居地烙印，或聚居地性质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的规定性表明，民族地区的发展——经济、社会、教育，和保护——生态/环境、民族文化，是推进民族人口现代性的基础。

◆离散效应：民族地区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原动力。

民族人口学特征现代性与人口分布空间离散度、首位分布律显著相关表明，离散效应是民族交往、民族地区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原动力。

◆教育效应：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和巨大推动力。

民族人口学特征现代性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正相关表明，教育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和巨大推动力。

◆地域趋异与“适宜性政策真空”，民族趋同与“政策摩擦”：民族政策调整的出发点和基础。

假定政策是以民族性为背景制定并“适合”对象整体的。是故，由人口学特征地域趋异造成的“适宜性政策真空”，和因民族趋同引起的“政策摩擦”，便提出了调整民族政策的“诉求”并成为民族政策调整的基础。一方面，地域趋异性的存在使同一民族或多或少的部分人口不能为“适应”该民族整体的政策所“涵盖”而形成“适宜性政策真空”；另一方面，在（多个）民族聚居地，又因“适宜性政策”的不同而形成“政策摩擦”[19]。

而同一环境中的民族趋同则为民族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基础或可能性——由于聚居地各民族人口学特征的“趋同”，以地域性为背景制定的政策，便能“涵盖”、“适合”聚居地的各个民族，由之解决（同一民族的）“适宜性政策真空”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政策摩擦”问题。

2.基于地域性理论的民族团结和地区发展建议

第一，消解“强民族性”，科学处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推进“去政治化”和“文化化”，增进公民意识，强化中华民族意识，培养、巩固国家认同，反对分裂主义。

以地域性理论——民族性的环境可塑性/非刚性，民族人口学特征的可变性和分布地域性消解“强民族性”；按“包容—服从原理”，科学处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客观认知文明演替背景下历史民族关系（人口压力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推动力，农耕文化是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汉族欺压少数民族是对历史的误读），推进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和“文化化”，强化中华民族意识，增进公民意识[20]，培养、巩固国家认同、中华文化认同[21]，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分裂主义。（附录二）

第二，围绕“去极端化”，严厉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维护社会稳定[22]。运用舆论、宣传、教育和法律，将宗教宣传限定在宗教场所，阻断社会“宗教化”，维护“世俗社会”；积极、妥善处理民族纠纷，教派之争、教民之争，宗教场所和财产纠纷；教育内容“科学化”，严格禁止在中小学开设宗教和与宗教相关的课程，严禁各种宗教活动进校园，也不得允许学龄儿童在学习时间出入宗教场所。

第三，围绕环境保护，大力建设美好家园和西部生态/环境屏障体系。

围绕环境保护，以各级，特别是国家自然保护区为骨架，强化环境和野生生物栖息地保护，加快生态修复和森林、草原建设；落实生态补偿制度，推动生态移民和“新农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荒则荒）原则，封山育林、退耕还牧……大力建设美好家园和西部生态/环境屏障体系[23][24]。

第四，围绕“去贫困化”，合理产业的布局和结构，发挥资源优势，接轨“一带一路”倡议，增加居民收入，积极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围绕“去贫困化”[25]，从发挥西部资源优势出发，接轨“一路一带”战略，大力调整、合理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完善产业体系，延长产业链；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减少在第一产业就业的人口和农林牧渔劳动者；大力发展互联网、交通和运输，畅通信息、物流，弱化“区位瓶颈”；鼓励、推动产业转移，着力缩小与东中部的差距；关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问题；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增加居民收入，积极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第五，围绕增加就业，着力解决民生问题。

围绕增加就业，着力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等重大问题，提高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水平，加快改善民生，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稳定。

第六，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大力加强民族之间的往来和国际合作（经济、文化），积极、有序地推动人口流动。

第七，积极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民族地方教育。

九年义务教育是一项具公益性、普及性和强制性的教育制度。之于政府，是对社会的一种义务——公益性服务；之于公民/代理人，则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对国家、社会而言的，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义务。是故，应积极推进，并作为公民以后从事社会性活动的限制性条件。

第八，以民族平等为原则，继续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多胎生育，预防人口比例失衡和由之而来的民族矛盾；降低死亡率，提高人口素质。

第九，客观看待西部与东中部的差距，谨防地方的急躁情绪和国家的大包大揽；处理好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积极、稳妥地推进民族地区发展，改善聚居地的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26]。

[1]相近概念为人口的地域性。指人口在区域内的相似性和区域间的差异性，即在地理、历史条件相似的特定的地域内，人口发展过程具有相似的特征，而在两个以上具有地理、历史条件不同的地区，人口发展过程则有明显的差异——如人口的水平地带性。

[2]可塑性（plasticity）泛指事物在外力作用下可改变和变化的属性——物质、生物、人和社会可被塑造的一种可能性。在物理学那里，指固体（如胶泥、塑料、大部分金属）在外力（包括加热）作用下发生形变并保持形变的性质。之于生物，指生物体在未达到成熟/稳定水平之前，其结构、形态和功能在环境影响下发生变异的属性；从“适者生存”看，是生物——既是个体的，也是种群和生态系统的——对新的或变化了的环境（某种生物也是另一种生物的环境）做出的一种响应/适应，如同加衣御寒那样必然、自然和必要。
【环境引起的表型变化或人对环境的生理适应】　在寒冷的北方，人的鼻梁高、鼻腔长（温暖冷空气以保护肺），体型高大（在增加热容量的同时减小单位体积的散热面积以提高保温效果）；在炎热的南方，人的鼻梁低、鼻腔短（不必对空气加热），体型小（在减小热容量的同时增加单位体积的散热面积以提高散热效果）——南方青年身高在近二三十年的迅速增加，则是生存环境变化的结果：户外体力活动显著减少，营养显著改善和空调的普遍。（说明：散热速率与散热面积正相关；体积变化快于面积变化——由是，体型增大，单位体积散热面积减小；体型减小，单位体积散热面积增加。）

[3]趋异、趋同最初是生物学概念，这里系借用。趋异（divergence）指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同种或同一品系昆虫逐渐形成不同特征的现象；趋同（convergence）指生活在同一/近似环境中的不同种昆虫逐渐形成相似特征的现象。

[4]这里须强调和明确的是，降阶带来塑造力地域单元空间尺度变小，在民族趋同情境下是塑造力单一性的增加，在地域趋异情境下是地域单元数量进而塑造力多样性的增加。不论空间阶层如何，在同一地域同时发生的，一方面是某一民族人口学特征的趋异，一方面是各个民族人口学特征的趋同。民族人口学特征，之于某一民族是具体、各异而民族的，之于由各个民族形成的共体是抽象、相同而地域的。

[5]李博，杨持，林鹏.生态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14-315。

[6]离散度与基尼系数的增加反相关——离散度越高，首位分布率便越低，基尼系数的增加便越迟缓。基尼效应在这里是对离散效应从另一个角度的观察。

[7]羞耻心是一种强有力的自我约束力和奋发向上的推动力。羞耻按钮指对这种约束力、推动力的“唤醒”和“启动”，这里的具体含义是对“落后”的“避免”和改变“落后”的意愿。参见：[美]加勒特·哈丁：生活在极限之内——生态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禁忌[M].戴星翼，张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425-426；[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结构（第6版，下）[M].邱泽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99-100。

[8]对自然因子而言，其身份也是双重的——既是人文因子的“塑造者”，也是可被人/技术改变的对象。

[9]由此而来的问题还有：社会规律特殊论，和对自然规律的普适性的否定。

[10]民族人口学特征地域性概念的提出，地域性理论和与之相关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而延至今。（除以下知网所列外）参见第一作者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联合国人口基金∕国家统计局P33招标项目，1992）；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地域性研究（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12）；论人口分布的规定（经济地理·学术论文集，第12卷，1992）；中国人口分布的合理性研究（地理研究，1993年第1期/中国地理，1993年第3期）；新人—地关系：从“开发之后”看“开发之中”（李克强之问与胡焕庸线之破.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期）。
据中国知网/CN（www.cnki.net-快照），在1993—2018（6月）的25年中，地域性研究的文献8510篇，而人口分布地域性、人口学特征地域性的研究文献则甚少。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的地域性1篇：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再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电子版，2016，原华荣、张祥晶）；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地域性5篇（3篇为第一作者）：除上1篇外，增加中国少数民族在业人口分布的地域性研究（柴达木开发研究，1993年第4期），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文化分布的地域性研究（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人口学1994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7年第3期）；人口分布的地域性6篇（4篇作者为第一作者及学生）：除以上3篇外，增加中国高等教育人口的地域性研究（博士论文，2007）。

[11]规模越小，改变规模障碍所需的投入越小，进而难度便越小；反之，规模越大，改变规模障碍所需的投入越大，进而难度便越大。是故，民族人口学特征的改变，如同煮鸽子蛋、鸵鸟蛋，小规模民族易而呈快变化，大规模民族难而呈慢变化。

[12]对因果观的讨论，参见原华荣：《“拯救”、“回归”和“人类革命”——“小人口原理”（第4卷）》，中国环境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256页之“因果律”：真理的“门槛”；偶然与必然；“新自然法则”质疑；自然是决定论的。

[13][俄]B.A.阿努钦.地理学的理论问题[M].李德美，包森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9，220。

[14]理性思维是认知的指路明灯：她在哪儿，她是那个样子（事实）——她是那个样子，她必定（高概率）在哪儿（推论一）；她在哪儿，她必定（高概率）是那个样子（推论二）。参见《“小人口原理”——“拯救”、“回归”和“人类革命”（第4卷）》第249-251页。

[15]原华荣.“小人口原理”——文明的脉动、启迪、挑战和应对（第2卷）[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3：144-146。

[16]扬恕，李捷.分裂与反分裂：分裂主义研究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7]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跨越千年，内涵丰富而具多种解释的概念。本研究取进步和“合目的性”之意。如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人口流动性增强、受教育程度提高、妇女解放等。
现代（modern）一词于10世纪末被首次使用，指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区别古代与现代；人类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黑暗时代、中世纪、现代时代（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和后现代时期（汤因比）；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的一种信念（哈贝马斯）……
现代性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思想变革。现代性指与资本主义起源、发展密切相关，为应对社会组织制度、法制体系，世俗化价值观念乃至审美认知方式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而展开的一项强大、艰巨而长期的社会变革和精神变革。
现代性是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指启蒙时代以来新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这是一个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信念的，为未来而生存的，向未来之“新”敞开的新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发展的新的时间观念——为我们提供了看待历史与现实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生存与奋斗意义纳入这个时间轨道、时代位置和未来目标之中的时间观。（汪晖）

[18]正指标，指指标值上升/增加，人口学特征的现代性增强；负指标，指指标值下降/减小，人口学特征的现代性增强。须指出的是，个别指标变化所体现的人口学特征现代性增强是有限的而不可绝对化。如，人口性别比在高于正常值和少儿系数处于高位时的适度下降，离婚率一定程度上升是妇女解放的体现等。此外，个别指标变化由于原因的多样而无法作出与现代性方向有关的判断。如未婚率，下降既可因于早婚，也可由于年龄结构；上升既可因于晚婚，也会由社会—经济动荡引起。

[19]“适宜性政策真空”体现着民族性——“历史地域性”与变化了的、“再塑造”民族性的力量——“现实地域性”的矛盾。调整民族政策即是对变化了的环境的适应。

[20]在推动“去政治化”和“文化化”同时，还应强化“族群”概念，淡化“民族”意识；确立“公民社会”（由平等、公平、平等公民组成的社会）意识，增进与公民“个体”关联的意识和权利，淡化与“群体”关联的意识和权利。

[21]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C].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马戎建议以“族群”替代“民族”——作为具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群体的“族群”（ethnic groups），和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政治实体的“民族”（nation）之间，存在重要而本质的差别。本研究也是在“族群”意义上使用“民族”这一概念的。

[22]在严厉打击“三种势力”中，要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理性、平和执法，杜绝忽视公民人格尊严、激化社会矛盾、危及社会稳定的执法言行，避免陷入“维稳—治乱—治民”怪圈。（参见：王银梅、李龙.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实证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23-27。）

[23]原华荣.西部开发中的有关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A].彭德、杜春发.西部开发及其社会经济变迁：中加比较研究[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22-27。

[24]建设西部生态/环境屏障体系既是西部的，也是东中部而全国的。除“转移支付”等政策扶植外，东中部的参与既是一种“支援”，更是一种“义务”，而且是必需的。为了落实、保证这一参与，建议组建“流域环境共同体”（如长江、黄河），把东部、中部与西部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绑在一起”。

[25]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既是与东中部比较而相对的，也是收入低而“绝对的”；既是从扶贫、建设小康社会而言部分的，也是经济滞后而整体的；既是环境脆弱、交通不便而区位的，也是向东部倾斜而政策的（由东向西的梯次推进加剧了东西差距）。

[26]西部开发中的有关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A].2010：2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