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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的地域性探究

【摘要】:在方法论上,与单一民族性研究对应的,是对少数民族个别的、特殊的和全部的研究,是求“异”的研究。地域性的引入,则可实现研究方法从个别到整体,从特殊到一般(普适),从全部到简约,从求异到求同的转变,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为民族人口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1.环境决定论社会发展研究

虽然环境决定论仍存在争论,但在大尺度下研究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著名地理学家B.A.阿努钦即指出:“地理决定论即使处于最粗俗的模式下,即认定自然环境对社会生活发展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它也能促使正确认识自然界的很多地理现象”;“实践不止一次地证明,在社会发展中对地理环境的意义估计不足……是一个极大的错误”[13]。这个“极大的错误”的根本展现,在理论上是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乃至将之绝对化;在实践中是将小尺度、局部的事实/理论扩至大尺度和全局而使“真理”变成“谬误”。

如,在小尺度、局部地区“人可胜天”:或(在北极冰原上)生火使小木屋内春意盎然,或用辛勤的汗水(在荒漠上)浇灌出一个个“塞上江南”;但在大尺度和总体上所展现的,依然是天定胜人——(基于“规模障碍”)小木屋之外依旧是冰天雪地;(基于大气候的限制)即使付出再大的努力,也不可能把“塞外”变成江南。

2.地域性理论与民族人口学研究:从视野到方法论

既往民族人口学研究基本以民族性为主,地域性的引入可弥补单一民族性研究的不足,给出一些长期困惑问题的环境解——如民族人口学特征的环境趋异和民族趋同,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而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

在方法论上,与单一民族性研究对应的,是对少数民族个别的、特殊的和全部的研究,是求“异”的研究。中国是一个有55个(已识别)少数民族的国家,省、地、县三级民族自治地方(研究民族发展的单元)有780个。在民族性指导下,个别的、特殊的、全部的和求“异”的研究虽然能获得大量信息,但大量研究对象在给综合带来困难的同时,又因信息泛滥而导致对规律的淹没并由之形成复杂性障碍——这一切,都会对民族政策、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带来不便。地域性的引入,则可实现研究方法从个别到整体,从特殊到一般(普适),从全部到简约,从求异到求同的转变,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为民族人口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地域性与理性思维[14]相结合,还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引申对问题的研究。当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人口学特征时,即可大致判断出该民族的聚居地在哪里;当知道一个民族的聚居地时,即能大致描绘出其人口学特征(这也符合自然的“节约原则”和“最小熵产生原理”)。当我们的判断与事实存在出入时,又能引申对个中缘由的追究而深化对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