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居地人口变化的特征是，西部增速极显著慢于东部而增量极显著大于东部；西北增速快于西南而增量显著少于西南。在人口恢复和平稳发展阶段，西北增速快于西南；在快速增长阶段，西南快于西北。表2-31953—2010年中国各普查年分聚居地的少数民族人口变化续表资料来源：表2-2。......
2023-07-27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的地域性理论与实证：教育、离散效应
【摘要】：受教育程度、离散效应和边缘—胁迫效应，显著强化着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的环境塑造力。胁迫效应可被视为一种“发展压力”。
受教育程度、离散效应和边缘—胁迫效应，显著强化着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的环境塑造力。
1.受教育程度：一种综合性的环境塑造力
受教育程度既是一种为环境所塑造的民族人口学特征，也是对民族人口学特征进行再塑造的具综合性质的环境力。环境不同，带来受教育程度的民族差异和空间分布的地域性——以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为聚居地的民族高于以西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海南、西藏）为聚居地的民族，以东部（西部之外的省区市）为聚居地的民族高于以西部（西北、西南）为聚居地的民族（表6-3、6-5）；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又规定着其他民族人口学特征的差异——在（中国2010年55个已识别民族）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民族人口学特征的31种关联中，极显著25项占到80.65％。（表9-2）
表9-2 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与空间离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
续表
资料来源：表2-14、3-18、4-17、4-18、5-13、6-22、7-10、8-11、8-12。
2.离散效应和作为机制的“边缘—胁迫效应”
“边缘—胁迫效应”（edge-coercion effect）是离散效应的作用机制，包括相互关联的边缘效应和胁迫效应。
生态学意义上的边缘效应[5]（edge effect）或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界效应（boundary effect）指，在不同环境单元的过渡地带，特别是在边缘和边界，不同环境单元自然、社会、文化、经济因子，由于空间的接近—交互作用的强化而变得十分活跃；而在每一环境单元的内部，环境，特别是社会、经济因子，由于空间的阻隔—交互作用的弱化而处于低活跃程度，乃至近乎“休眠”状态。由是，形成民族人口学特征现代性与人口空间分布离散度正相关的离散效应，和与首位分布率（人口数量最大地域的基尼系数）反相关的基尼效应[6]。即，人口的离散度越高，空间分布越分散，便会形成越多的与其他民族交互作用的过渡地带、边缘和边界，处于活跃状态成员的比例便越高，人口学特征/人口现象在总体上便趋于现代；民族人口学特征趋于现代，成员的活跃程度越高，便会推动人口在地域上的扩散，空间分布离散度的提高和系统的进一步开放。
反之，离散度越小，或空间分布集中程度和首位分布率越高，民族的大部分成员分布在少数（如1～2个）地域，与其他民族交互作用的过渡地带、边缘和边界便越少，处于活跃状态成员的比例便越低，人口学特征/人口现象在总体上便趋于传统型；而民族人口学特征趋于传统型，成员的活跃程度越低，便会进一步形成对地域扩散，离散度提高和集中程度下降的障碍，系统也由之趋于封闭。
胁迫效应可被视为一种“发展压力”。指居住在同一环境中，特别是边界、边缘的不同民族，由模仿、攀比、自我—社会舆论约束、“羞耻按钮”[7]形成的一种共同胁迫和发展压力，这种胁迫/发展压力会进一步强化边界效应和离散效应，形成“边缘—胁迫效应”，推动人口学特征现代性的发展和在共同地域中的民族趋同。
由是，不同空间分布形成不同边界效应，进而各少数民族形成差异悬殊的离散度和基尼分布（表1-9）；离散度也被深深地打上了环境的“烙印”——以东部为聚居地民族的离散度，显著高于西部；以西北为聚居地民族的离散度，显著高于西南（表1-9、1-11）；离散度的不同，又关联/影响着其他民族人口学特征的差异——在（中国2010年55个已识别民族）离散度与民族人口学特征的31种关联中，相关及以上25项占80.65％，显著及以上18项占58.06％，极显著9项占29.03％。（表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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