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垄断金融资本时代的当代性

通俗，指浅显易懂，适合或体现大多数人的水平。庸俗，指平庸不高尚。低俗，指低级趣味，使人萎靡、颓废。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指的是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回到马克思”，是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以适合大多数人的水平的方式去亲近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人。离开了“马克思”，“大众化”便成为庸俗甚至低俗；离开了“大众化”，“马克思”便成为大众不可亲近的神。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掌握于群众，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说服力，必须具备对当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被大众所接收或认可，那么马克思的思想终究也只是“漂浮于空中”的玄远之说。理论只有被群众掌握，才能真正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找准话语对象，确定共同话语，选好话语主题，是马克思主义能否实现大众化的首要前提。

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之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效性正经受着挑战。强烈的“问题意识”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导向。“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在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1]马克思的哲学旨趣都指向改造现实社会；他的政治经济学是宏观批判的本质经济学，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整体不合法性；他的社会主义学说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理想学说，最终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将共产主义设定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人类解放的理想状态，并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对这一结论做出了跨学科的科学论证。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学说建构过程的主要逻辑理路。因此，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硬核，进而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科学，是对历史和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客观解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真理性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的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的真理性着重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们创立和发展了的，经受了社会实践反复检验所证明了的那些科学原理，即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在具体的教育内容中，我们可以设计以下三个关于社会发展的问题：第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是怎样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是怎样的？对该问题的回答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等核心内容；第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和内容有哪些？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科学社会主义中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法的理论等等。用以上三大问题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将抽象的理论内容简明化，便于大众理解和接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实际做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释，严肃对待挑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教育者和传播者的历史责任。

以社会发展问题为路径来剥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硬核，不仅有助于大众简明扼要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还有助于大众从整体上树立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价值性。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价值性指它的方向性、合理性和思想性。价值导向性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灵魂所在，如果缺乏了价值性，马克思主义教育就只能是空洞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教育价值性的根本要求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和理论基石；二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社会理想；三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根本宗旨；四是坚持与时俱进，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品质。其中，关于社会理想和政治立场的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价值性的重要方面。以社会发展问题为导向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立场的直接阐发，是将价值性寓于真理性之中的教育方法。这种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理性范畴和价值认识范畴的双重特点，做到了教育的真理性与价值性并重。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并非仅仅为了建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创立一种能够用以指导解决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理论与方法。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说都是在关注、研究、解决不断变化发展着的现实问题中生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是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遭遇的现实问题。只有以现实问题为动因，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好政策”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理论成果的伟大作用，才能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著名教育家杜威曾讲过，在各种不确定的情况下，有一点是可以永久参照的，那就是教育与个人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系。老百姓生活中蕴藏着取之不尽的理论教育资源，要通过积极开发利用富含正确价值引导功能的生活资源提升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真正深入人民大众的血肉，宣传教育就必须选择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百姓的素材，内容上取材于现实生活，以亿万群众的生活实践作为理论发展的源头活水，提高理论的活力。

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总是马克思主义首先关注和回答的问题，这一点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具体的教育内容中，我们可以设计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毛泽东思想如何回答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所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和“打土豪，分田地”等通俗话语，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通俗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激发了亿万农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搞建设的极大热情。第二，邓小平理论如何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大白话，实话实说。经济体制改革是每一个中国人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邓小平理论着眼于中国人民从贫穷走向富裕的问题，群众一听就明白。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问题做出了怎样的探索？在体制转轨时期，市场规范缺失和党内腐败等问题逐渐突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如果说邓小平理论为中国人民指出了通往富裕之路的方向，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在一步步铺就这条富裕之路。第四，科学发展观怎样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积累了许多矛盾，其中，贫富分化、地区城乡差距拉大、失业等社会民生问题尤为突出。通俗地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围绕站起来、富起来、发展起来与和谐起来这一系列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而展开的。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这些问题都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以理论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促进了百姓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心。一种思想理论对百姓是否具有吸引力，主要决定于百姓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决定于这种思想理论对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和利益追求能否发挥引导作用。人的行为都和他的利益有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主要应通过阐释理论对促进发展、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的重要作用，增强干部群众对科学理论的认同感和理解度，让百姓认识到这个理论体系与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生产密切相关，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能够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才能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效性。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多数人理解掌握的过程。^[32]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实现大众化，其前提就是必须实现理论的有效传播，而理论有效传播的重要环节就是理论通俗读物的出版。理论通俗读物编辑出版的有效性主要由两个要素来考察：一是编辑出版读物本身的科学性；二是出版读物的通俗性和大众性。适应和满足大众理论需求，是编辑好通俗理论读物的关键。通俗理论读物的创作和出版需要重视一批集思想性、理论性、艺术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大众化精品力作，不断创新通俗理论读物的品种、样式和风格，从而不断增强理论读物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比如从1995年首次出版的《画说资本论》到2013年出版的《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或是以图文结合的形式、或是运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方式，使理论走向大众化、通俗化，大大地提高了通俗理论读物的影响力。

目前课堂上、电视里、会议中、报刊上随处可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形式化、表面化的表述。如果我们墨守成规地固守马克思的某些具体论断，那我们实际上是在亲手丢弃马克思的理论这一当代最重要的人类精神遗产。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不受这些具体层面限制的深层内核，它是关于人的实践本质的最深刻的阐发。推进马克思的事业是对马克思最好的纪念，马克思与我们的时代同行。

【注释】

[1]参见李建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2]参见尹保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载《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第72页。

[3]参见张雷声：《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构与建设》，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年第8期，第8页。

[4]参见吴晓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课题与使命》，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页。

[5]参见韩庆祥、李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生逻辑与基本路径》，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63页。

[6][美]大卫·哈维，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7]参见王晓升：《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议题》，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9页。

[8]参见魏小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趋势与新的端倪》，载《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期，第25页。

[9][德]海因茨·迪特里奇：《21世纪社会主义在拉美和欧洲的发展》，载《海派经济学》2009年第25辑，第81-82页。

[10]参见李尚德：《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动态》，载《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8期，第6页。

[11]参见安启念：《苏联解体后奥伊则尔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批评》，载《哲学动态》2009年第10期，第28-32页。

[12]参见安启念：《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突破》，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9期，第37-41页。

[13]参见安启念：《2007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节选）》，载《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第三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会议论文集》，2008年5月。

[14]参见林艳梅：《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走向——布兹加林思想评析》，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第35页。

[15]参见孔寒冰等：《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现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4-90页。

[16]参见邹诗鹏：《试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12期，第39页。

[17]参见李海青：《困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种反思性的视角》，载《哲学动态》2012年第3期，第2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21]本节的主要内容以《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为题发表在《理论与现代化》2016年第4期，第80-87页。

[22]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23]参见杨寿堪：《与时代同行 回到现实中——兼评“与马克思同行”“回到马克思”的提法》，载《学术研究》2010年第10期，第1页。

[24][匈]乔治·卢卡奇，杜章志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7-48页。

[25][德]弗·梅林，樊集译：《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页。

[26]参见孙正聿：《三组基本范畴与三种研究范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载《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3期，第6页。

[27]参见刘晨晔：《为什么马克思在当今世界依然“在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8期，第124页。

[28]参见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19日。

[29]参见郝敬之：《解读马克思的五种方式及“回到马克思”》，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11-15页。

[30]参见陶文昭：《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表现》，载《甘肃理论学刊》2014年第4期，第134-135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

[32]参见王国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探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