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性质探讨

2023-07-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结合经济全球化在当代的新表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进行了新的探讨和分析。而且，他认为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与社会主义的本性是相关联的。久加诺夫认为，全球化是伴随人类整个历史的一个客观、必然的进程，因此全球性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多斯桑托斯进一步指出，少数国家利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世界经济进行控制，“这就是所谓‘全球化’的框架”。

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结合经济全球化在当代的新表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进行了新的探讨和分析。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从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资本主义的首创。列宁也指出，垄断性金融资本的本性是推动国际化、全球化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眼于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来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沿袭了这一方法，在探讨经济全球化的性质时，更侧重于从生产关系的视角来进行研究。

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创始人保罗·斯威齐指出，资本的积累本性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全球化既不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一个条件，也不是它存在的一种外在表现，而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一个过程。事实上，自资本主义于四、五百年前作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社会形态来到世间时起，这一过程便开始了。他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就其最深刻的实质而言，是一种扩张的制度，它既有向内的扩张，也有向外的扩张。资本主义一旦站稳脚跟，就会既要求取得自身发展，也要向外扩张。全球化在各种各样的发展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但全球化本身并不是一种驱动力量。斯威齐指出，就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而言，“它依如在现代历史的整个时期内所表现的那样：是一个始终在扩张、但时常会爆炸的资本积累过程”。^[16]

英国经济学家戴维·麦克莱伦就西方右翼和左翼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麦克莱伦认为从广义上来说，右翼把全球化欢呼为社会生产力增长的一个进步过程。就像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副主任的弗兰西斯·福山最初阐述的那样，他们把全球化看作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普遍胜利，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引起民族国家的灭亡，且不用对现行不规范的市场进行粗暴的政治干涉。而仍然倾向在国家范围内寻找解决方法的左翼要么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神话，要么认为全球化没有什么新东西。因此，传统的解决办法，例如凯恩斯的需求管理依然有效。在此基础上，麦克莱伦更为直接地指出，所谓的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而且，他认为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与社会主义的本性是相关联的。从更广的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就其本性而言是包括全球化在内进而与历史发展的本质相一致的。“在我们受遥远事件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接，以及我们自身通过自己的选择——不论多么小——具有全球的影响这一意义上，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所期望的内涵是相吻合的。”^[17]

对当前所处时代的认识与理解全球化的本质是密不可分的。乌克兰学者E·H·哈尔拉缅科和A·B·哈尔拉缅科在乌克兰《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杂志上撰文指出，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完全相符的跨国垄断主义者同盟之间的瓜分世界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垄断资本主义的跨国化是“全球化”的实质。^[18]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是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及其变化的基础。从这个基础上看，经济全球化与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资本主义变革联系在一起，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扩张的结果。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制度也在向深度方向做剧烈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试图在全球取代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残余。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指出，在目前条件下，极为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性地阅读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久加诺夫认为，全球化是伴随人类整个历史的一个客观、必然的进程，因此全球性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但是，它们并不是由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产生的，而是由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资本主义或者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产生的。“这样一来，由‘全球化’这一术语所表示的当代现象的最普遍的定义是：使劳动社会化遍及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形态。”^[19]“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形态”，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经济全球化论述的思想核心。

从生产关系上来看，经济全球化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主导理念来看，全球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巴西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认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多斯桑托斯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一种反动政策，其反动性在于力图把今天的世界拉向倒退，把世界经济拉回到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统治的时代。他并不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绝对的“自由主义”，相反，这种“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实际上仍然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因为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是相当强的。要认识到全球化框架中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有很大的欺骗性。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使得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工人运动和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加强了，西雅图发生的反全球化运动就表明了这一点。多斯桑托斯进一步指出，少数国家利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世界经济进行控制，“这就是所谓‘全球化’的框架”。^[20]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也普遍认为，全球化趋势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在其著作《希望的空间》中，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戴维·哈维旗帜鲜明地指出，全球化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成功地使工人相互之间永不停歇地竞争，从而瓦解了工人阶级运动。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认为，全球化所表现的跨国经济活动的增强，使各国大公司一方面竞争压力增大，另一方面又可以较自由地摆脱国内限制，这导致大公司既必须又有可能降低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这种趋势形成了新自由主义产生的背景。新自由主义可能使资本主义面临一个停滞、动荡甚至崩溃的未来，但是资本主义在短期内无法重新回归调节主义国家以应对危机，只有在世界发生重大动荡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以后才有这种可能。科茨指出，当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无论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不断增加的经济一体化意义上，还是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地理大扩张来看，都给发展新的调节主义的国家设置了障碍。^[21]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以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迅速而自由的流动为其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更精确地说，是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新马克思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批判，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它既是生产社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扩张过程。沿着这一基本思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全球化性质的研究在不断深化和发展。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全球化性质的研究虽然更多地围绕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展开，但是，从生产力视角所进行的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与两极分化同行并进。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有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以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两极分化为视角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明确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两极分化，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成员之间，产生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由于价值规律的全球化和市场的全球化，又由于货物和资本市场可以全球化，而劳动力市场不能全球化，因而必然导致世界的两极分化，“劳动力市场分割成许多板块的情况，必然使世界经济中的不平等状况恶化”。^[22]阿明把两极分化定义为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历史和理论的中心问题。他认为，从这个角度上看，边缘结构的建成和演变，以及它们相对于中心结构的特征，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十分重要的意义。^[23]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也指出：“全球化是客观现实，它显示了在这个星球上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然而，乘客们旅行的条件是极其不平等的”；“这种全球化是富国进行统治的工具，是加深各种不平等并使其永久化的因素，是发达国家之间为了控制现今和未来的市场而激烈竞争的舞台”。^[24]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也指出，作为全球化的经济体制，以发达国家大企业为中心的财富的积累和第三世界各国庞大的贫困积累，作为世界规模上的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再现了《共产党宣言》的两极分化论的正确性。^[25]

在分析了全球化趋势与新自由主义和两极分化之间的相关性的基础上，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预测了全球化的性质向社会主义发生转变的可能性。卡斯特罗指出，当今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思想、标准和原则统治着的世界。他强调，古巴不反对全球化，也不可能反对，因为这是历史规律；古巴所反对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卡斯特罗认为，全球化本来会使各国人民更加紧密地进行交流和联系，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对第三世界最可耻的再殖民化。因此，卡斯特罗认为，世界上既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也有互相声援的、主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卡斯特罗主张，第三世界各国应该用互相声援的全球化来应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指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和趋势。由于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了人们经济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因此社会主义运动一定可以在第三世界国家重新得到加强。通过跨国反全球化运动和其他的反制度运动，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帝国主义行径的斗争，使得社会主义目前正重新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为了理解新自由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性质以及为劳动人民创造更多的选择，应当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国际合作的作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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