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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预对垄断金融资本时代的影响与解决办法

【摘要】:对生产无发言权的工薪阶层正逐渐成为重要的劳工力量,他们取代了先前广泛分布于农村和城镇的小业主,由此发展起了一种新型的、具有人与人之间团队关系的社会经济氛围,这显然不利于主要代表企业利益的不干涉主义小型政府的继续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通过全面价格管制、配给和物资调拨等措施使国家干预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解决的办法是扩大政府的作用,担当起维持充分就业的职责。

19世纪德国社会理论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预见:在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对政府服务的需求将有绝对和相对的增长。这被称作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非农行业的发展是由市场内部供需双方的相互作用推动的,这使市场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对生产无发言权的工薪阶层正逐渐成为重要的劳工力量,他们取代了先前广泛分布于农村和城镇的小业主,由此发展起了一种新型的、具有人与人之间团队关系的社会经济氛围,这显然不利于主要代表企业利益的不干涉主义小型政府的继续存在。在获得市场有形物的同时,社会更加强调的是经济具有人性的一面:促进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公平”、充分就业、为个人发展提供教育机会而不仅仅是为市场提供人力资本、对健康的长期关注、像样的住房、养老保险、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平等机会、环境安宁宜人等等,诸如此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通过全面价格管制、配给和物资调拨等措施使国家干预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战争红利滚滚而来,美国经济成绩斐然。对于和平时期的经济运行如何决策,有些人认为广泛的经济计划化切实可行,另一些人则担心消费需求的扩大将带来通胀压力。罗斯福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在内政上改变了政府职能的观念,人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从此属于政府的责任。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检验我们进步的标准不是看我们是否为富裕者锦上添花,而是看我们是否使贫困者丰衣足食。”[40]从他开始,美国政府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提上日程,而且大胆地抑富助贫,实际上逐步超越了政府对经济的“不干涉主义”,再回到纯粹放任自流经济已不可能。杜鲁门推出的“公平施政”纲领允诺要让“每一个美国人都有机会从我国日益增长的富裕中得到他们公平的一份”。虽然一些计划不了了之,但“罗斯福秩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胜利成果得以巩固,并为艾森豪威尔构建“丰裕之国”打下坚实基础。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成为人丁兴旺、安居乐业的富足盛世。罗斯福新政、杜鲁门“公平施政”纲领与艾森豪威尔的“丰裕之国”作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指导思想,是美国步入现代市场经济的体现。积极的政府支出与计划投资,表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计划化倾向加强。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宏观经济理论,虽然并未直接探讨个人收入分配均等问题,但是其有效需求理论以及为如何增进有效需求而设计的宏观经济政策,间接地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通过提高居民收入而增加的有效需求,能够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国民财富增加。从表面上看,凯恩斯主义研究的是生产问题,但是实质上探讨了如何促进收入增长的问题。凯恩斯指出在经济衰退时,应通过降低工资的办法来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刺激投资、摆脱危机。但是,他又认为不应直接降低货币工资来实现上述目标,而需要通过利用通货膨胀、提高物价水平的办法降低实际工资来实现,这样既可以刺激投资,又因为货币幻觉的作用使工人不至于反抗。《通论》发表后引来了许多追随者,新古典综合派既是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学派在理论上的结合,又是两者在政策上的结合。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思想。20世纪50年代,新古典综合派主要根据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的理论,提出了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他认为,经济停滞不是用自动调节的教条所能解决的。解决的办法是扩大政府的作用,担当起维持充分就业的职责。这一思想与战后美国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谋而合。

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那样,政府支出会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例如,州际高速公路体系的建设促进了经济增长,它既能直接创造出就业岗位,又能间接提高生产和销售的效率。美国政府的军费支出对于刺激需求、扩大生产具有更为独到的作用。哈里·马格多夫指出:“军工需求能刺激和支持对资本品的投资,也能推动产品研究,发展并创造出新的行业。军工订单对很多行业都产生了显著、有时甚至是决定性意义的影响,如造船、机器工具与其他的机械产业、通讯设备等等……战争用品订单的膨胀为资本品行业提供了援助和慰藉。在1985年,军队购买了航空业产品的66%,造船业产品的93%以及通讯设备的50%。”[41]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发生之前的5年里,军事支出与投资的比例虽然达到了20世纪后15年的最低点,但仍然相当于全美私人投资总额的1/4。2001至2005年间,随着战争的进行,美国政府的军事支出急剧增长。同期的房地产热使得这5年里平均每年的官方军费支出只占到了私人投资总额的28%,似乎与从前差别不大。但如果忽略掉民用建设方面的投资,这5年里的官方军费支出相当于非民用私人投资总额的4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