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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点:劳动过程的变革

【摘要】:在垄断金融资本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呈现出许多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新特点。关于劳动过程和阶级结构等,只有一些抽象概念并不够,我们还需要在更为具体的分析层次上说明时代变迁中的新特征。金融服务劳动的生产性是十分突出的。由于管理工作和办公室工作在19世纪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劳动过程,这使得马克思对分析这种现象的早期尝试略显不足。

在垄断金融资本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呈现出许多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新特点。在马克思著作中从属性质的和无关紧要的分析,在今天看来却是生产方式中的重大问题。关于劳动过程和阶级结构等,只有一些抽象概念并不够,我们还需要在更为具体的分析层次上说明时代变迁中的新特征。

第一,金融服务劳动的生产性日益突显。

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资本家雇用服务劳动并不是在他积累资本的时候,而是在他花费利润的时候。因此,服务劳动被看作一种非生产性劳动。在现代社会,当雇人进行服务性工作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活动、成为生产经营的一部分之后,社会对服务劳动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垄断金融资本时代,金融服务劳动更是已经发展成为利润的主要来源。马克思也没有作过专门的论述,但他也曾经指出:“服务无非是某种使用价值发挥效用,而不管这种使用价值是商品还是劳动”。[66]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是服务劳动不同于有形产品的突出特点,这种劳动发挥的效用本身就变成了一种商品。今天,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在社会财富的生产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商品的生产也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无形商品的生产,生产商品的劳动也开始由物质生产劳动扩展到精神生产劳动。马克思也没有作过专门的论述,但是,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的生产劳动问题的论述,对我们现在理解第三产业的各类服务产品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界定,并不是以物质生产领域或非物质生产领域为根据的,而是着力于直接的或间接的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不管是直接从事物质生产,还是间接从事物质生产,这样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我们再往前推一步,如果生产的是非物质产品呢?马克思在他那个年代对生产劳动界定的认识,应该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经济现实的发展而发展:不仅直接的或间接的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是生产劳动,而且直接的或间接的从事产品生产的劳动也是生产劳动。金融服务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可以改变企业组织结构和企业规模,能够提高投融资水平和效率,还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金融服务劳动的生产性是十分突出的。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息息相关,现如今金融服务行业已经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

所以,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界定往前推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可以不对第三产业、第四产业作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区分,它们的劳动只要是间接地从事物质产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并扩展到间接地进行产品生产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扩大生产劳动的外延,这就是我们结合时代的特征对马克思劳动关系理论尤其是劳动价值论所做的一种发展。这无疑将劳动的范围进行了拓展,也就使得对劳动范围的界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制造业,金融、服务、教育以及文化等产业的劳动也包括在内。

第二,“中间阶层”的队伍更加庞大。

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使得从事金融业和相关管理工作的办公室人员增加,管理工作本身已经变成了劳动过程的一部分。马克思曾经指出:“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67]在马克思那里,“总体工人”还是一种理论的抽象。当历史演进到垄断金融资本时代,这一抽象的理论获得了进一步的现实诠释:与金融服务相关的从业者们也成为“总体工人”的一部分。这使得对原先单一的直接劳动者的理解变得更加复杂,也使得抽象劳动的主体进一步扩大了。上文曾经指出,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确切地说,应该是“三极分化”:包括“掌权者”即资本所有者、少数专家和大量机械般动作的人。部分从事金融服务的人员成为专家,马克思时代“劳动—资本”二元对立关系,逐渐演变为“资本—非技能劳动—技能劳动”的三元对立关系。从资本积累的基本领域来看,虚拟资本的积累已大大超过实际资本的积累。因此,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还对实体经济领域的从业人员产生了挤压,间接地减少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和在业工资。

随着经济金融化的发展,“大量机械般动作的人”中的一部分从车间走进办公室,“少数专家”也逐渐扩大成一个人数众多的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群体,所谓“中间阶层”的队伍日益庞大了。这似乎破坏了马克思的两极阶级结构,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提出了挑战。在这些“中间阶层”中,少部分人通过占有资本而成为“掌权者”阶级中的一员。一个人要凭借拥有资本而成为资本家阶级,他就必须占有足够的财富,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争取成为这个阶级成员的唯一条件。但是,随着经济金融化的发展,资本家阶级向职业经理人敞开了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的占有是由于取得了经理职位,占有财富不再是唯一途径。“中间阶层”中的大部分人成为办公室职员,即通常所说的“白领”。马克思的反对者们曾依据大量办公室职员出现的事实,证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化”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从表面上看,以办公室职员为代表的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发展体现了“非无产阶级化”的趋势,但真正的结果是创造了一支庞大的新型无产阶级队伍。重要的不是劳动的具体形式和工人的具体职业岗位,而是它作为雇佣劳动为资本生产利润的实质。一般来说,根据在生产资料占有中的关系把工人阶级界定为必须把劳动力出卖给占有劳动手段的人的阶级,这一点并无太大争议。问题在于在当前的情况下,当这个定义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职业阶层时,重要的并不是单纯的定义,而是定义的应用。由于管理工作和办公室工作在19世纪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劳动过程,这使得马克思对分析这种现象的早期尝试略显不足。

与金融服务相关的从业者们到底是工人还是资本家?其实,所谓“中间阶层”的表述本身也代表了一种态度,它主张社会结构中的某些职位不能简单地归为任何一种阶级地位。在这一态度的启发下,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建立了一个新概念,那就是“阶级关系内的矛盾定位”(contradictory locations within class relations),其基本要点在于:不要把所有的地位都看作是唯一地定位于特定的阶级,从而看作是具有其自身权利的内在一致的阶级特征,而是应当把某些地位看作可能具有多重阶级的特征;它们可能同时处于多个阶级之中。这些地位的阶级性质是派生出来的,以它们所隶属的基本阶级为基础。通过判断“中间阶层”对货币资本、物质资本和劳动的控制关系,以及每一种控制关系中的“级别”——全部控制、部分控制、微量控制和没有控制,工人和资本家可以根据三大控制维度上完全的两极分化来界定;包括管理者等在内的“中间阶层”的阶级特征,则从对某些(并非全部)维度拥有全部或者部分控制(高级行政人员),延伸至对货币资本和物质资本完全没有控制而对劳动只有部分或微量控制(领班和生产线主管)等等。赖特的理论突破了对“中间阶层”进行单一阶级定位的传统思维,与关于劳动过程从本质上趋同的结论之间形成了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