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解析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也是引发争议最多的理论之一。每当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稳定时期，就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进行争论的高潮时期，尤其是关于绝对贫困问题的争论最激烈的时期。贫困化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关于贫困积累的规律，而贫困积累和资本积累同属于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内容，它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核心的一部分。那么，究竟什么是马克思原本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在垄断金融资本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这样的贫困呢？

第一，“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内涵。

马克思指出：“工人的绝对贫困……无非是说，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物质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48]绝对贫困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与财富的分离，即劳动者被剥夺了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一切物质财富，而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被剥夺的根源所在。绝对贫困指工人所处的除了拥有自身的劳动能力以外，其他一无所有的状况。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基本阶级的对抗关系。“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49]劳动能力由于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即被剥夺了通过劳动占有自然因素所需的物的条件，它也就被剥了生活资料。所以，仅仅考察生活质量范围的贫困状态，而忽视生产资料占有上的贫困状态，这既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绝对贫困”的原意，也不符合马克思一贯的立场和分析方法，更不符合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现实。从无产阶级的劳动从属于资本这一前提出发，只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无产阶级的劳动从属于资本，那么绝对贫困就一直会存在。因而绝对贫困是一般性规律，但该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具体的、多样的。“绝对”一词一般是讲无条件的意思，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意思。这里的绝对贫困其实也是有条件的，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框架之下。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无产阶级贫困化是绝对的，它是“一切客体都完全被剥夺的劳动的可能性”。

马克思曾经指出：“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50]这句话经常作为阐释马克思关于绝对贫困的观点而被引用。但是，这句话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为什么报酬高时也必然随着资本积累而日趋恶化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价值增值过程和生产关系再生巩固过程的统一。马克思在这句话的前面曾说：“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51]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无非是使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和延长劳动日或提高劳动强度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加强剥削从而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方法。工人的报酬即使提高了，劳动者对于资本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加深，并逐步从“形式上的隶属”发展到“实质上的隶属”。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评价李嘉图时指出：“他更应该理解，仅仅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即以生产群众的相对贫困为基础的生产形式，绝不能像他一再说明的那样，是财富生产的绝对形式。”^[52]从马克思的这些话来看，工人的相对贫困是指在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工人必须把自己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无偿地交付给资本家占有。马克思所说的相对贫困是从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所决定的分配关系的角度考察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即以生产者群众的相对贫困为基础的”。^[53]

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中，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不是位于同一层次上的两个相对立的概念。绝对贫困指工人所处的除了拥有自身的劳动能力以外，并不占有其他生产资料；而相对贫困是指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中创造的价值，而工人只得到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和分配之间的关系。绝对贫困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相对贫困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前者决定了后者，生产资料上的一无所有决定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无偿占有，绝对贫困是相对贫困的根源；后者反过来强化了前者，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分配结果进一步加深了劳动力与财富的分离，相对贫困是绝对贫困的积累和再生。

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中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东西：“劳动把劳动客观条件——因而也是把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客体性——看作他人财产的关系：劳动的异化。”^[54]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依据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积累所引起的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与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必然性。

第二，金融化使得劳动者的“相对贫困”加剧。

金融化进一步巩固了资本的地位，社会两极分化加剧。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资产阶级积累的财富越庞大，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也就越深刻。2010年，美国最富裕的20%的家庭得到了全部家庭收入的50.2%，最穷的20%的家庭得到了3.3%。而这两个数据在1980年时分别是44.1%和4.2%。2010年美国最富裕的5%的家庭获得的收入份额是21.3%，1980年这一数据为16.5%，在这30年里增速为29.1%。2010年这5%的家庭获得的收入比最底层的50%的家庭的总收入还要多。美国的基尼系数在近30年里一直在上升，从1980年的0.403增长到2010年的0.469。^[55]

当金融泡沫破裂之时，最先感受到切肤之痛的是工人和其他过度借款的人。工人家庭通过借债来维持其消费水平，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却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财富，尤其是金融资产，是收入的来源，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反映了财富不平等的扩大。泡沫经济时期股价上涨使得日本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股票是有钱人的金融商品，实际上一半以上的股票被最高收入阶层所持有。企业间的互相控股是日本的特色。如果把股东仅限于个人的话，只有10%～15%的人持有股票。日本发行的股票总数中，80%是由金融机构以及公司等法人所持有的。^[56]在泡沫经济时期，持有股票的个人不过是少数高收入者而已，能享受到股价上升好处的只是一部分富裕者及法人，普通劳动者难以从繁荣的股市中分到一杯羹。2009年，美国底层90%的家庭只占有17.3%的金融资产。最富裕的1%的家庭拥有全国42.4%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基金、银行账户等），而1983年这一个数据为33.1%，其间增长了7.5%。如果考察最富裕的5%的家庭，该数据从1983年的58.1%增加到2009年的63.5%，增长幅度为9.3%。^[57]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不断扩大，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长久以来未能解决的难题：积累的过程取决于工资的不断降低，而它最终却要依赖以工资为基础的消费来支持投资和经济增长。

2007年金融危机来袭，使得美国经济再次进入低谷，其后两年逐渐走出衰退。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相比起工人工资，公司税前利润增长得较为迅速：利润增长了5720亿美元（57%），而工资则减少了1210亿美元（2%）。在2007—2009年间，公司税前利润增加了3880亿美元，而工资总收入只增加了680亿美元。公司利润在以上两类收入的增加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85%。这一数据达到了历史新高。在以前的四个衰退时期，这一比重分别是54%、0、10%和9%。^[58]

从2011年开始，就持续周期不一的各种失业率而言，美国的数据都有所下降。但是，在经历了2007—2009金融危机以后，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这说明危机对普通劳动者的打击是巨大的。所有工人的真实工资自20世纪70年代有所下降，比40年前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从1999年到2012年，拥有两个收入获得者的中等家庭的真实收入水平也下降了约9个百分点。然而，从1982年到2012年，公司税后利润占GDP的比重上升了7个百分点。2012年公司利润达到了近50年来的历史新高，即占GDP的10.8%。在经济从危机中逐渐复苏的时期里，最上层的1%的人的得到了美国全部收入增长总额中的95%。2002年至2012年间，人口底层90%的家庭其平均收入（初开资本性收益）下降了11%，而最顶层的0.01%的家庭其平均收入则上涨了76%。^[59]

第三，垄断金融资本时代劳动者的“绝对贫困”依然存在。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依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突出表现为生产能力的无限增长和社会有效消费需求有限增长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当代集中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凸显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局限性。这些矛盾依然支配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决定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格局和基本走向。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再处于一无所有的状态，生产力水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格局提出的社会化要求愈益强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不断的自我调整中去应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在促进资本占有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有改良性质的、调整资本占有方式的资本社会化措施被提出来了，其中最典型的方法是职工持股计划。职工持股计划是美国经济学家和律师路易斯·凯尔萨（Louis Kelso）根据他的“双因素经济论”提出的。他认为在现代经济中，劳动价值论的作用退化了，而资本创造财富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经济已不是一个劳动创造价值的单因素经济，而是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财富的双因素经济。西方经济体系的失败之处在于不仅没有铲除贫困，而且使得贫困不断向中产阶级蔓延。贫困并不能通过就业而根治。人们有权力要求过富裕的日子，而资本是后工业社会中维持生活水平的核心工具。凯尔萨指出，马克思没有看到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工作的性质，而且改变了工作的目的。自动化的机器运作取代了人的劳动，这就说明不仅仅是劳动创造了财富。但他指出，如果仅仅少数人掌握和拥有资本，那么势必剥削和主宰广大的非资本所有者——无产阶级。凯尔萨和马克思一样，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源于资本与劳动的分离，由此带来了财富与劳动的分离、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的分离，更进一步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金钱政治和阶级斗争。但是，两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两种方案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价值论，指出抽象劳动是唯一的价值实体。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弊端，在于资本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无偿占有了剩余价值。祛除这一弊端的唯一出路在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劳动者成为资本所有者，实现所有权的转移。而凯尔萨的“双因素经济论”认为，现代经济是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财富的双因素经济，而且资本创造财富的作用越来越大。依据资本所有权而得到的对生产成果的收益权是合理的，而不是剥削。美国的经济政策宣称每个人单凭工作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它们还暗示了那些拥有资本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假定工业贫困可以通过工作和就业得以治愈。凯尔萨否定了以上观点并指出，只有资本才是每一个后工业经济中生活微细系统的中心成分，解决的方案在于改进资本主义制度。于是他提出了“民主资本主义”的概念。走向“民主资本主义”的直接途径就是采取经济措施使每个公民都有权成为资本工人，广为人知的方法就是职工持股计划。对大资产阶级来说，小额资本的社会化并不会影响其垄断地位，而且政府也为实施ESOP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对广大劳动者来说，他们也愿意用劳动收入购买小额股票，以期获得更多收入，因此ESOP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例如，在2013年Carl Warren公司被评为美国年度最佳ESOP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44年，为员工提供了长达70年的所有权和诉讼管理服务。这家由雇员所有的公司雇佣了超过350人，共设有35个办公室。1975年公司开始实施ESOP，38年后公司和雇员股权所有者们更加致力于完善ESOP。雇员股权所有者们以企业文化为荣，和公司一起共同享有所有权。^[60]

职工持股计划的日益普遍也可以从美国雇员薪酬组成结构的变动中反映出来。美国雇员薪酬包括工资和补充报酬两个组成部分。1997年雇员工资所占国民收入份额低于1959年4.2个百分点，雇员附加报酬所占国民收入份额却高于1959年的6.7个百分点，雇员附加报酬在雇员薪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59年的7.6%上升到1997年的16.9%。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职工持股的普遍运用一方面使得企业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另一方面加大了经理阶层和企业普通员工之间收入分配的失衡，经理层与职工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商业周刊》每年公布职工与经理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1990年CEO的平均报酬是工人的84倍，1995年是140倍，1998年是326倍，1998年则跃升到416倍。^[61]

ESOP计划也将企业经营的部分风险转移到职工身上。有研究者指出，“ESOP既不是取得成功的灵丹妙药，也不是治愈失败的药方”。^[62]这一计划潜在的好处是使工人在企业中有一点利害关系，可以获得部分税收减免。潜在的负面后果就是沉重的债务负担，一旦公司破产，工人们就会失去他们的退休储蓄。正如拉特杰斯大学管理与劳动关系学院（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Labor Relations，Rutgers University）的教授克鲁斯所指出的：“实际上，职工持股只是公司经营是否顺利的一个影响因素而已”。还有文章更为明确地指出：“如果其他的办法都失败了，那么就把部分普通股交给工人。这似乎已经成为美国私人公司的新信条……任何想要据此来缅怀罗伯特·欧文（‘工人合作之父’）或路易斯·凯尔萨（在1956年提出实行ESOP的美国律师）的精神的人，恐怕都不免失望。凯尔萨在《资本主义宣言》一书中曾倡导工人们在公司决策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现实中没有一项协议显露出任何相关的征兆。”美国雇员持股中心负责人罗森指出，ESOP并不是神奇的。现今的ESOP计划仅仅着力于获得狭隘的财政目标，而并不是要与工人建立摆脱偏见的联系。^[63]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职工持股的实践表明，职工持多数股是职工持股的非典型情形。从大量的个案来看，这种情形在职工持股中并不多见。美国国家员工所有权中心（NCEO）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实施职工持股计划的非上市公司中，只有1/5的职工持股计划拥有绝对的控股权，而在公开上市公司中这一比例仅为1%。一般而言，职工持多数股只有在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如企业濒临破产和倒闭、雇主即将退休而无继承人等。美国威尔顿钢铁公司的职工持股就是一宗典型案例。1984年，该公司面临破产，为了使公司免于清偿的命运，职工以自愿降低工资的方式，利用银行贷款买下企业的全部股权。1994年，美国第二大航空公司UAL公司在出现财务困难并面临被接管的威胁时，也使职工购买了公司55%的股份，公司希望以此降低成本、增进职工的所有者意识，后来，公司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超过了像西南航空公司这样的竞争对手。1994年，英国图立斯拉塞尔公司则是由于家族成员想卖掉公司股份，而又不愿抛弃帮助建设公司的职工们，因而使职工持有企业全部股份得以实现。由此可见，职工持多数股大多被当作一种应对危机的手段，是在个别有产者继续经营遇到困难因而企业职工处于相对优势的情形下发生的。因此，一旦危机过去，成功的职工持股企业容易向资本主义传统股份制企业重新回归。^[64]

利润分享制和股权分散化的实施，反映了战后资本主义企业产权关系和分配关系适应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一面。但是，股权分散化与大资本集中化并行不悖。雇佣劳动者的家庭金融财产不能脱离金融垄断资本而独立存在，这样，雇佣劳动者对资本的间接从属由于工人持股而更加深了。ESOP的实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其不彻底性源于错误的理论根基。关于劳动价值论与多元价值论，这是一场持续已久的争论。尽管自动化的机器运作取代了人的体力劳动，技术创造已逐渐将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从生产过程中排挤出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抽象劳动不再是唯一的价值实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内的“劳动”，并不仅仅局限在体力劳动的范围之内。马克思所讲的“总体工人”，不仅包括了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而且也包括了从事脑力劳动的技术工人。尽管在现代经济中资本创造财富的作用越来越大，但资本终究也只是物化劳动的积累。双因素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最大的分歧，体现在两者对资本索取剩余价值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ESOP可以被看作凯尔萨所提倡的“经济民主”的形式之一。且不论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就ESOP旨在将资本所有权部分地转移到工人手中这一点来看，它毕竟是进步的。当代资本主义在逐步汲取社会主义的因素。凯尔萨曾经指出，“民主资本主义”的经济应是一个私有的、自由的经济，是资本工人和劳动工人广泛合作创造物质的经济。人们有权通过提供足够的经济力量参与生产，从而获得足够的收入来享受生活。市场经济是个均衡系统，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当财富积累到超越本身的生活所需时，就变得无用而有害，剥夺了别人要求资本的权力。凯尔萨设想人人拥有资本且拥有的资本量不超过自身的生活所需，不会剥夺他人拥有资本的权利。这一美好愿望在资本主义社会恐怕很难实现，因为积累是资本的天性。事实上，工人持股仅仅是一种分配方式，工人的股票也仅仅是他所获得的劳动报酬的凭证。工人作为小股东不可能同资本分享权力，相反，资本却通过职工持股制把雇员的储蓄同企业效益联系起来，并得到员工忠于企业的好处。

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职工持股的实践来看，职工持有企业少数股份是职工持股的主导形式。在这种情形下，形成了以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与劳动联合占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职工持股本身不过是象征性的，企业主体上还是资方的资本联合。例如，从1973年到1988年间，日本上市公司中职工持股会持股的比重仅在0.66%～1.42%之间。甚至在职工持股会成为第二大股东的日本电信电话股份公司中，职工持股会的持股比例也仅为0.97%，还不及第一大股东大藏大臣65.62%的1.5%。英国职工持股企业中，职工手头持有的股票也非常有限，有半数以上的企业职工所持有的股份资本还不到1%；只有为数不多的公司职工持股超过了投资保护委员会所规定的10%的限度。在美国，3/4的企业职工持股计划拥有相应公司的股票少于25%，并且这个比例的中位数是10%；在布雷斯（Blasi）教授研究的562个公开公司中，职工平均只持有本公司13%的股权。^[65]

2011年美国“工作着的穷人”（the working poor，即在劳动力市场中至少停留27周以上，得到的收入却仍然低于官方贫困线的人）的总比重为7.0%，只比2010年的数据减少了2个百分点。在逐渐走出衰退的过程中，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的“工作着的穷人”的比重却在逐渐增加，从2007年到2011年分别为6.4%、6.9%、7.9%、8.1%和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