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自行车,从有为所在的文化路215号出发,一路朝南经过卖地瓜卖大饼的小摊、穿过放学的学生的自行车流,来到海游桥。2017年初,“掌上三门”新媒体中心、名家油画工作室、三门县摄影家协会与有为一同入驻“文创一号”。有为是“文创一号”的主要使用者,也是设施的主要管理与协调者。之前在文化路旧馆的四年半时间里,馆内的清洁工作全部由馆员来负责,有的时候志愿者也会帮忙。......
2023-07-26
2017年,发生了一件突破性的大事——我决定代表有为出去做公众演讲。
一场走出三门,走上台州TEDx[1]演讲的讲台,另一场则直接走出中国,参加哈佛大学举办的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在这以前,有为一直是偏安一隅的角色,我的个性也让我不喜欢出现在镜头前。媒体访问我能拒则拒,更不要说在公共场合做演讲了。我本想:在大时代,低调认真地把事情做了就好。
直到有一天,馆长雪娇对我说:“我一直觉得你可能要走,很没有安全感。”原来见我如此低调,一直居于幕后,她一直心中担忧我这个创始人总有一天会对这个项目失去兴趣。更意外的是,我很偶然地得知,某一次我申请一个社会创新培训项目失败,很大程度是因为组委会认为我这个“金融女”就是公益玩票而已。
“你是有为的创始人,有为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愿景是什么?”理事会成员与同事问我。原来,我的话还蛮重要的。如果领导者不去深挖组织的底层的逻辑,不去一遍又一遍地阐述自己的想法和有为所做的事情,大家对领导者会充满疑问,组织也将失去方向与活力。而我一直说得不够,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说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我的积累不够,能说出来的也不够。
那么,向前踏一步吧!
哈佛中国教育论坛是由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学生组织的,从2010年开始,每年都会请国内活跃的教育家、教育从业者到哈佛大学参加为期两天的论坛活动。2017年论坛的主题是“机遇与创新——多元化的中国教育实践”,其中有一个是“农村教育分论坛”。尽管三门县海游镇处于县城城区,却还是欠发达地区,它地处浙江,扶贫自然是轮不到的;资源呢,与城市又有天壤之别。参加同一分论坛的,还有蒲公英中学、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美丽中国支教项目的校长以及哈佛毕业致辞的首位中国学生何江。蒲公英中学做的是农民工子女的中学教育,天下溪致力于开发乡土教材和相应的教学指导,美丽中国支教多在中西部发展,何江更是中国农村学生走向世界名校的典型代表。比起其他名字听起来就极厉害的STEM[2]组或者高屋建瓴讲整个教育的环境、状态的小组,我心里想:哈,最具情怀的就是我们这组了!
我和馆长雪娇一起去的美国。临上台之前,我在旅馆里反复练习,特别紧张。英文毕竟不是我的母语,而且还要面对一群资深的行业前辈、年轻的哈佛精英,我竟然慌得用手机软件测试自己的英文口语能力是不是还保持一定的水准。
结果……我们是用母语做演讲……
我去哈佛,一则为有为发声,学着高调点。希望让人看到,有为做事,我做有为,都是认真的,二则,去看看同行们是怎么在做教育的,对比对比,看看差距。
蒲公英中学的校长郑洪老师说,它们关注的是农民工家庭的学龄儿童。蒲公英中学从工厂、街道、批发市场的各个角落寻找学生,目前已经覆盖了25个省。老师们有一套4C标准——协作(Collaboration)、课程(Curriculum)、培养专业精神(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ism)、文化修养(Culture)。它们设置艺术教育课程,音乐、体育、美术并没有被简化为“没有用的副科”,它们用这种方式触动学生的心灵。当孩子们从乡村走到城市,怎么适应环境和身份的变化?郑洪他们尝试用艺术教育去引导学生们自我思考,认真思考、寻找未来的方向。
王小平老师是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的负责人,她在分论坛上分享的是乡土教材。与蒲公英中学在做的艺术教育相似,乡土教材看起来也是个偏门别类。王小平老师说乡土教育是了解家乡,了解人,了解我们自己。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了解自己身边的故事和文化之后,能给学生带来宝贵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在实践中,他们也发现具体的项目,如绘制当地村寨的地形图,也能培养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观察、选择和表达能力。
轮到我演讲了:“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和我一样,18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四五线乡镇,大学后才到一二线城市的呢?”在座的嘉宾,有好几位举手了。
“今天我要讲的是,一座图书馆改变一座城的故事。”
“这座城,是这个样子的。”
我把数年前的PPT找出来,2011年我曾描述的大环境现在依旧没有太大的改变,不同的是,有为已经亲眼见证了更多鲜活的故事发生。
10分钟的演讲,眼花缭乱地运用了拉近距离、听众互动、抖包袱、问问题等各种小招数……5年的故事,用9分48秒讲完。好险!
就这样,我完成了在世界名校的第一次演讲。
分享结束后,哈佛的学生们一拥而上,询问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图书馆的更多信息。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他们内心对理想的向往。许多同学表示会多多帮助我们转发,到浙江时必须来三门这个理想的地方“朝圣”。
为什么我们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会受到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邀请,得到大家的响应呢?
也许是因为我们对理想的一点小小的坚持;也许国外的教育者们敏锐地感觉到了我们作为社区教育机构的创新性与前沿性;也许我们难能可贵地实现了商业思维与公益思维的结合;也许,有为身上还有好多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的魅力与可能性……
而下一次演讲,会是在我曾经就读的剑桥吗?我心中不禁生出一点期望。哈哈,请原谅我的小小陶醉。
哈佛一行,除了与当下的同行相见,我也和未来的同行们见了面。我能感受到,即使在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哈佛教育学院的学生们也很焦虑,焦虑于怎么找工作,焦虑于怎么提升个人能力。中国的就业形势,隔着大洋彼岸,也传递到了这群年轻人身上。我一方面很理解他们,毕竟,我也经历过这些。对即将踏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最怕的感觉也许就是迷茫与无助吧。
另一方面,我又不禁生出一些作为“教育者”的担忧:如果连做教育的人都如此短视,把关注点集中在技能与就业上的话,那么受教的人又会怎样呢?同样,为什么剑桥大学许多学生,毕业时也主要纠结就业这个问题呢?他们维持生计的技能已经很高了,不是吗?为什么这么多名校毕业的学生,就业的第一选择仍然是金融、咨询等貌似最容易短期扬名立万的行业呢?这真的有点可惜,不是吗?
当然这不是说技能类的工作不好、不再被需要。
我只是在想,现有教育教授我们维持生存的技能已经很多了,我们的大脑已经很满了,而教授我们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课程却非常少。人们去学校,难道只是为了学习维持生存的技能吗?20世纪工业时代的教育,能为面临人工智能(AI)竞争的下一代做好准备吗?人之所以为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学习,又是哪些教育在提供呢?
这又不得不让我思考,有为在做的是什么?有为要提供的是什么?教育的优势在哪里?如果社区教育教的还是书法班,那么与学校教育的差异又在哪里?我们是不是要再往前迈一步,通过有为让大家更多地思考生命教育?
这一点反思,是之前的我完全不会想到的。长久以来我是在用大脑去思考,很少用“心”生活,是有为的成长与在有为的经历,令我拥有更丰富的一面。
第二次出去演讲的机会,又来了。台州有个年轻的社会组织“台州小地堡”,要办台州地区的TEDx,邀请我去演讲,有了哈佛论坛走出去的第一步,我也更从容了一些。一直以来我们局限在三门这个小小县城,影响力若要扩散,也许可以先尝试从三门县到台州市。台州的公益机构不在少数,有又酷又有热情的年轻人做TEDx演讲,“台州小地堡”的发起者们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回到家乡,也渴望把在外了解到的文化资源落在本地。而隔壁临海市是在吴善灵部长眼里文化底蕴厚重的邻居,那里有一群年轻人开了一家名叫“五月”的工作坊,用影像发掘本土匠人,用文化创意增加一座城的温度,守着一方乡土。“乡镇凋零”不会出现在这些热情的年轻人的词典里。
我心里明白,一两次论坛改变不了什么,持续发声更重要。想做的事情大了,格局会更大,就更要专注去做。
【注释】
[1]TED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以其组织的TED大会著称,在TED大会上,来自世界上的思想领袖和实干家会分享他们热爱的事业及观念,以传播“值得传播的创意”。——编者注
[2]STEM,即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的首字母缩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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