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的理论分析：人、国家与战争的结论

战争是得不偿失的，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诺曼·安吉尔坚持不懈地以其滔滔雄辩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论证。在“恐怖平衡”（the balance of terror）的影响下，人们日益发现有些人在言谈话语中似乎认为，随着近年来战争科技的进步，安吉尔在50年前首倡的这一观点已然得到证实。然而，就安吉尔想要表达的思想而言，这一点始终是正确无误的。安吉尔是一个具有19世纪时代特色的理性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他所关注的远非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相对收益或损失，而是以下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在最好的情况下，战争也将使人们脱离生产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comforts）的工作岗位；在最坏的情况下，战争则会摧毁人们已经创造出的一切。战争也许会达致资源的重新分配，但是只有劳动，而非战争，才能创造财富。也许不是从某个国家或者部落的角度，而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战争永远都是“得不偿失的”。

然而，战争却不断反复发生。人性中的兽性也许会以杀戮为荣，而人性中的理性则会予以抵制。战争与战争威胁促使人们思考实现和平的条件。但是，对于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中的一些直接而且极为紧迫的方面，貌似理性审慎的思考中也许包含有一些非理性的观点。毫无疑问，任何一项和平计划，无论其有效性是仰赖于和平主义外交、武力征服、道德训诫，抑或是心理—文化层面的再调整，至少都是以我们所持有的关于战争根源的理念为其基础的。诚如我们在导论中所讨论的，我们对战争根源的估计不仅取决于我们的预先假定，而且同样取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事态发展。因此，针对我们所设想的战争根源而展开的系统研究，便成为评估和平条件的一种直接方法。我们的主要关注并非是要建构一些模式，以期能够从中得出促进和平的政策，而是要考察这些模式赖以为基础的预先假定。如此一来，该问题便成为一个学术问题。由于政治家的政策以及学者的兴趣和研究过程是性情、经验、理智和事件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产物，因此该问题所涉及领域的范围也要远为广泛得多。政治家所持有的意象对于政治实践具有重大的影响。

当兰克论证道，国家的对外关系决定了它们的内部状况，他的这一论断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外交在19世纪的欧洲是如此重要，接受过外交训练的政治家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实施国家内部治理的方式方法有时会与处理国家间事务的技巧不谋而合。对此，我们只需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例即可。在他们那个时代，外交呈现出（也往往具有）弈棋的许多特点。对于这一点，俾斯麦对1885年至1887年巴尔干危机的娴熟操纵，也许为之提供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演示的机会。但是早在19世纪初期，对于国际关系而言，国家内部的诸多因素已然变得日益重要。随着这些因素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出现了这样一种日渐增强的趋势，即根据各国的国内状况来对国家间的关系加以诠释。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英国自由主义者中间，梅特涅的实践和兰克的断言被彻底颠倒。有人则试图将设想的国内治理中的方法和奖惩措施——例如司法解决和公共舆论——用于解决国家间的事务。

某一种意象的风行因时因地而异，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意象能够足以解释一切。因此，俾斯麦之所以对可能与俄国结盟心存疑虑，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对俄国国内不稳定的担心。弈者必须考虑不同棋子的重要性，以及可能的招法；而在国际政治中，不同国家的重要性则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在1859年6月间写给一位意大利记者的信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表达了他对意大利民族自由事业的同情，但是他也为英国的袖手旁观辩解道：如果有一天英国为了捍卫其自由而不得不与法俄联盟兵戎相见，奥地利便是英国唯一可以依靠的盟友。¹根据第二种和第三种意象，往往可以分别对穆勒的思想和俾斯麦的政策予以充分的描述，但是（尤其是）当他们在思考国家政策的可能性时，每个人的分析中都包含有来自不止一种意象的要素。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但是，某个人如果坚信某一种意象，将会影响他对其他意象的解读。较之穆勒，俾斯麦更倾向于将目光投向欧洲地图——棋局；而较之俾斯麦，穆勒给予更多关注的则是各个民族及其政府——弈者——的特性。

梅特涅和俾斯麦不仅是国际事务中的外交家，而且也是国内事务中的权谋高手；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是，20世纪的政治家则更为经常地将党派政客的手段转用于对外政治领域。援引前文曾经用过的一个例子，伍德罗·威尔逊清楚地看到了第三种意象分析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素，即每个人的政策均取决于其他人的政策。鉴于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专制国家，由此他认识到，即便是非专制国家有时也必须准备使用武力以捍卫自己的利益。然而，他确信民主国家是和平的，因为它们的政府反映了民众的期望，故此他预言人们将会迎来这样一个时刻：所有国家的内部状况不仅令战争的不断爆发成为不可能，反而成为永久和平的保证。威尔逊对第二种意象的强调导致他对第一种和第三种意象作出了独特的解读，但却并非对它们全然视而不见。

根据第三种意象，在一个有着两个或者更多国家的世界里，每个国家都寻求促进一系列的利益，而在它们之上又不存在一个能够赖以提供保护的机构，那么，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便将持续存在。但是很多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修正主义者却否认（或者至少是极力弱化）下述这一可能性的存在：即在一个由政治或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构成的世界里，依然会爆发战争。对第三种意象的理解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除非各国保护其自身存在的这一最低利益成为所有国家的最高利益，而且每个国家都完全相信所有其他国家都能够坚决地遵从这一限定，上述期望才会被证明是正确合理的。通过指出这一前提条件，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种种期望中所具有的空想性质可谓一目了然。通过质疑他们对第一种意象的诠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批评。但是，此处所涉及的要点——强调某一种意象往往会歪曲（尽管很少会排斥）另外两种意象——也许已经足够清晰明了。全神贯注于第三种意象可能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因此只对这些效果予以短暂的关注，也许对我们更为有益。

尽管从社会学家的视角来看，政府只不过是诸多社会制度中的一种，但它同时也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如果忽视第二种视角，那么第一种视角就会把我们导入歧途，对于这一点，本书第三章和第六章分别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予以了阐释。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是决不可能发生的。无政府状态孕育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而政府则为和平创造了条件。在国家间依然盛行的自然状态常常导致可怕的行为，但是迄今为止尚未使我们无法生活。斯宾诺莎、卢梭以及康德的非历史分析揭示了文明社会的发展逻辑，同时清楚地阐明了为何这一逻辑不能使人们跨越建立独立国家的阶段，而去直接创立一个世界政府。然而，在国际领域，犹如在国内领域一样，如果无政府状态是根源，则结论显而易见，即政府就是药方；即便是在前述病症中的疾病⁽¹⁾并不致命的情况下，这一药方也是正确的。但是，该问题却由此成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凝聚一个社会所需的力量，取决于组成该社会的诸要素的多样性。在世界联邦主义者的笔下，仿佛在我们面前只有两种选择，统一或者灭亡（unity or death）。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坚称：“世界政府是必要的，因此也是可能的。”²但是，证明了对某一机构的需要，却并不能就此使之成为现实的存在。一旦试图建立世界政府，我们将会在试图实现统一的过程中死去，或是实现了统一却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第三种意象，正如前两种意象一样，直接导向了一种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在每一种意象中，都会首先确定一种根源，然后据此来理解所有其他的根源。第三种意象与世界政府这一解决方案之间的逻辑联系的力量是如此之强，以至于足以令一些人认为，世界政府不仅具有诸多价值，而且能够轻易地实现。³倘若能够建立起世界政府，就不再会有国际战争发生，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尽管倘若该世界政府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么毫无疑问将会导致内战的发生。如果再度审视前两种意象，下述观点同样也是正确的：倘若每个国家都是完美无缺的，那么就不会有战争发生；诚如在一个社会中，倘若其成员都是完全理性的人，抑或是完美的基督徒，也将永远不会发生暴力冲突。不幸的是，这些论断虽然正确，但却毫无价值。它们体现了无懈可击的同义反复所具有的那种令人无法质疑的特性：完美无缺的国家或人不会做坏事；在一个有效的组织里，具有高度破坏性的、离经叛道的行为是被禁止的。对某个单一根源的关注要求人们几乎做到心无旁骛，这一现象有助于解释下列诸多令人困惑的事实：奥古斯丁的悲观主义；行为主义学者无法为和平提供解决方案；许多自由主义者为了产生某种结果（无法设想该结果会因人类有意识的努力而产生）而对历史力量的依赖；以及社会主义者每当未能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便要找出一种堕落因素的倾向。这也有助于解释，那些最彻底地运用单一根源分析方法来解决该问题或者几乎所有其他问题的人，为什么常常会时而满怀希望，时而又陷入绝望。有些人相信，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就必须改变一些在某个经过清晰界定的领域内发挥作用的要素。然而，一旦发现在该领域实现改变（即便真有可能实现的话）显然将十分缓慢，而且缺乏足够的推动力，那么上述这一信念就会令人陷入绝望。人们不断地被如下这个双重问题所难倒：阐明如何才能产生那些“必要的改变”；以及证实下述断言，即被视为必要的那些改变将足以实现我们所希望的目标。

与之相反的论点——即所有的根源也许都是相互联系的——则不接受如下假设：存在着某个单一的根源，该根源可以通过分析被分隔出来，而且可以通过明智的政策加以消除或者控制。该论点也反对只围绕一个或几个假设展开研究，却毫不考虑所有根源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某个单一意象直接得出的解决方案是不完善的，因为它们所基于的只是片面的分析。每种意象的片面性产生了一种张力，促使我们将其他意象也纳入分析之中。就第一种意象而言，变化的方向是从人到社会和国家，这代表了洛克的观点，却与柏拉图的观点背道而驰。第二种意象则涵盖了上述这两个要素。人创建了国家，国家同时缔造了人；但是这依然是一种具有局限性的观点。人们被引导去探询更具包容性的各种根源之间的关系，因为国家是由国际环境塑造的，而人则是由国内和国际环境共同塑造的。对于在前文数章中我们所考察过的学者而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非完全根据某一种意象来著书立说。迄今为止我们仍在探究这样一个问题，即对重要性程度加以区分将会导致的后果，由此也说明了前几章内容的复杂性，但是现在，上述讨论却使得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即说明这些意象如何能够被相互联系起来却又不会歪曲其中任何一个意象，变得略微容易了一些。

苏联是目前引发战争的最大威胁，这一观点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认为一旦苏联不复存在，那么其他国家就能够轻松地和平相处，这一观点则是错误的。战争的历史已逾数千年，而苏联的历史却只有几十年。然而某些国家，抑或某些国家形式，比其他国家更加倾向于和平。倾向于和平的国家不断增多，这难道不能让我们至少有理由希望，在两次重大战争之间的和平时段可以因此而得以延长吗？通过强调行为体系的重大意义，第三种意象使上述片面的分析所具有的误导性，以及往往基于这些分析而产生的各种希望所具有的误导性，得到了清晰的阐释。某种行为，倘若根据个人道德标准将会受到赞扬，但是如果由一个国家来实行，则可能会引发我们力图避免的战争。作为一种关于国家体系本身所具有的限制作用的理论，而非一种关于世界政府的理论，第三种意象提醒我们认识到如下这一事实：只要人们依然关注增加实现和平的机会，那么任何行为就其本身而言都并无好坏之分。与新人民军（Hukbalahaps）⁽²⁾达成和解，是对菲律宾和平与秩序的明显而直接的贡献。在国际政治中，一个部分的“解决方案”，例如某个主要国家成为和平主义国家，也许真的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贡献；但是这同样也很容易加速另一场大战的到来。

对国家行为体系所导致的后果而展开的分析是第三种意象的基础，这一点在卢梭的著作中得到了体现。只要我们仍在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体系内活动，那么卢梭对于国家间战争之根源的解释，从广义上来说，就是一个终极的解释。之所以说这是终极解释，原因在于：该解释并不取决于偶发性的诱因——人的不理性、国家的缺陷——而是取决于卢梭关于体系的理论，亦即在该体系内，任何偶发事件都能够导致战争。A国希望获取某些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的东西，但这并不能解释战争的发生。这种欲望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导致战争。我想得到100万美元并不会导致我去抢银行，但是，如果抢银行变得更为容易，那么这种欲望将会导致为数远为众多的银行劫案。这并不能改变如下这一事实：无论执法情况如何，有些人将会试图抢劫银行，而有些人则不会。为了解释个人行为，我们还需对动机和环境予以考察。但是无论如何，人们都可以作出如下预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执法机构的弱化将导致犯罪的增加。从这一角度来看，是社会结构——改变和调整利益的各种制度化的限制和方法——在发挥作用。而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则不同于通常与“诱因”一词相关联的那些方式。导致一个人去抢银行的诱因多种多样，诸如对金钱的贪欲、对社会规范的蔑视，以及一定程度的胆大妄为。但是，如果防止这些诱因发挥作用的阻碍足够强大的话，那些可能成为银行劫匪的人十之八九将会从事合法的职业，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倘若一定要把该体系称为诱因的话，那么最好是要明确地指出，它只是战争的一种非约束性的、潜在的诱因。

若将之运用于国际政治领域，援引前文总结卢梭思想时的话来说，这一观点就演变成如下主张：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没有什么能够予以阻止。卢梭的分析解释了战争为什么会不断发生，而没有解释任何一场特定的战争。他告诉我们战争可能随时会发生，并且告诉我们其原因何在。但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不会直接导致A国去攻击B国。攻击是否会发生，将取决于一系列特殊的条件——地理位置、国土面积、权力、利益、政府类型、既往历史以及传统——每一个条件都将对两国的行为产生影响。如果两国兵戎相见，将是出于在当时情境下为双方所专门界定的某些原因。这些特殊的原因成为战争直接的，或者有效的诱因。这些战争的直接诱因包含在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象之中。人数相对较少的国家决策者的理性和（或）激情，以及为数众多对少数决策者具有影响的人的理性和（或）激情，驱使国家相互攻击和进行自卫。由于它们自身的内部条件，有些国家不仅更加精通战争之道，而且更加倾向于将这种精通付诸检验。对于和平时期的形成和中断，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象包含的诸多要素的变化不仅重要，而且关键——每一场战争的直接诱因必然要么是个人的行为，要么是国家的行为。

倘若在每场战争爆发之前，都会先行出现一些我们能够认定（或者至少是试图认定）为诱因的行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改变个人或者国家的行为，从而来消除战争呢？这正是持如下主张——即要消灭战争，就要改善人类，或者，要消灭战争，就要改善国家——的那些人士所遵循的思维脉络。但是在上述解决方案中，国际环境的作用十分轻易地遭到了歪曲。在其他行为单元依然遵循旧有的，而且往往是掠夺性的行为方式的情况下，另一些单元又如何能够改进自身的行为方式呢？如果国际环境使得国家很难（其难度之大几近不可能）以一种日益合乎道德标准的方式行事，那么许多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过于简单化的假设——即历史将永不停歇地迈向太平盛世——便将被驳倒。在根据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象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中，有两点遭到了忽略：（1）如果某一结果是由两个或更多的诱因造成的，那么通过去除其中某一个诱因，并不能使该结果被永久地消除。如果战争的发生是由于人不够完全理性，以及国家的构成不够完美，那么对于减少战争的数量和降低战争的烈度而言，仅仅改善国家也许于事无补。此处所犯的错误在于：当可能有两个或更多的诱因在发挥作用时，却只找出了其中一个。（2）在忽视其他诱因的情况下而对某一种诱因加以批驳，也许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而非更好。因此，当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变得更加倾向于和平之际，希特勒却变得更加好战。在国际政治中，某些参与者日益增强的和平倾向也许会增加而非减少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阐明了非约束性诱因——国际环境——的作用。如果与之相关的只有人和国家这两大根源，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倘若能够涌现出更多的倾向于和平的国家，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会对世界和平事业造成损害。但是，提出的某项解决方案是否真的是一项解决方案，抑或实际上比没有任何方案还要糟糕，将取决于所有国家的行为的内容和时机。这一点在第三种意象中得到了清晰的阐释。

由于A国拥有B国希望获得的某些东西，战争便可能因此而爆发。战争的直接诱因是B国的欲望；而非约束性诱因则体现在下述这一事实中，即没有什么能够阻止B国冒险发动战争。在不同的环境中，直接以及非约束性诱因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会变得更为紧密。A国也许担心，如果现在不煞一煞B国的威风的话，那么十年之后也许就再也无法做到这一点。A国在当前成为了侵略者，因为它担心B国在未来也许能够对它做些什么。这样一场战争的直接诱因源自我们所称的非约束性诱因。在第一个例证中，冲突源于由某些具体议题而引起的争端。在氢弹时代，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议题值得冒全面战争的风险。和解，即便是存在缺陷的和解，也胜过自我毁灭。对理智的运用似乎要求我们接受“不诉诸武力”的原则。如果某人在自身理智的指引下接受了上述观点，他就走上了科布登所开创的道路。后者曾在1849年指出：“回首过去的百年历史，几乎不可能准确地说出任何一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科布登进而暗示英国人本不应该卷入其中任何一场战争。⁴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出了如下解释：一场令千百万人丧生的战争，而其原因则是奥匈帝国试图（尽管并不成功）为一位遇刺身亡的大公复仇。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正在跌入那个曾经让A.A.米尔恩（A.A.Milne）身陷其中的圈套。⁵他也正在沉迷于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幻想，后者曾在三十余年前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状能够让各国“至少发现一个共同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它们应该充满信心和理解地达成一致：绝对不以战争作为解决彼此争端的手段，因为战争必将带来毁灭”⁶。

很多战争的直接诱因是微不足道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专注于这些诱因，那么各国所做的最大的蠢事，似乎就是未能达成不以武力为解决手段的和解。但是，如果认为直接诱因能够为已发生的战争提供足够的解释，则往往是不正确的。而且，如果导致战争的并非仅仅是某些特定的争端，那么，即便对这些争端加以合理的解决也并不能就此消除战争。因为诚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言：“小问题只不过是危险病症的征兆；而小问题之所以重要，原因也全在于此。在它们的背后，则是利益、激情以及人类力量角逐的命运；而长期的敌对则在一些微小的琐事中得到体现。”⁷不管怎样，丘吉尔希望因“恐怖平衡”而引发的恐惧将导致短暂的休战，这也许是有道理的。先进科技让战争变得更加恐怖，也可能会增强对和平的渴望；而科技的飞速发展则使得各国的军事计划充满不确定性，也无法对可能的敌对力量进行精确的估算。恐惧和永久和平更加难以等同。每当战争科技取得重大进步，都会有预言家随即宣称战争已不再可能发生，例如艾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和达纳炸药（dynamite），或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比空气更轻的气球。在长矛发明后，很有可能曾有某位预言家宣称，部落之间的战争将不复存在；而当毒药首次被涂抹在矛尖上之后，则很可能又有另一位预言家提出过类似的预言。不幸的是，这些预言无一正确。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发展可能会培养某些人的和平愿望，但也可能会滋长另一些人的战争情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内部，外交政策讨论中的一个不能宣之于口的主题就是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必要性——抢在未来战争中可能的敌人自行制造出原子弹之前，赶快将原子弹扔到他们的头上。即便有两个或更多的国家装备了类似的武器系统，但是恐怖平衡的某一短暂变换，例如某一国暂时获得了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也许就会诱使该国利用这一短暂时机以求摆脱恐惧。诱惑将与恐惧本身两相对应。最后，双方对大型武器的恐惧也许会引发大量小规模的战争，而非和平。

在对国际关系的三种意象的讨论中，我们确认了一些实现和平的条件，但是对现代武器的恐惧，以及对世界文明的毁灭这一危险的恐惧，并不足以创造这些条件。只有当和平的愿望存在于所有国家之中，并且在它们的政策里得到一致体现的情况下，才能将恐惧与世界和平相等同。如果和平是某个国家的根本目标，那么该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拥有和平——它只须屈膝投降即可。但是，诚如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所常常告诫的：“和平可能是个幌子，恶人借此为非作歹。”⁸在某一特定争端中所涉及的问题可能并不是“谁将从中获益”，相反却有可能是“谁将统治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界定什么才是即便是明智之士的最佳行动方针；也不可能设想他们具有始终不依靠武力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目前——或者将来——有可能不根据上述三种意象中的任何一种而得出解决方案，那么只有在从第三种意象的视角来考察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象时所显示出的体系框架内，理智才能够发挥作用。而第三种意象的视角则在《联邦党人文集》，尤其是汉密尔顿和杰伊的相关著述中得到了清晰明了的阐释。

杰伊曾发问：如果13个州没有组成一个国家，而是分裂为若干个邦联，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他这样回答道：

代替它们“友好联合”和“利益”一致的是，猜忌和嫉妒很快会使信任和友爱销声匿迹。它们的政策和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将是每个邦联的局部利益，而不是整个美国的整体利益。因此，和其他大多数互相接壤的国家一样，它们不是经常卷入领土争夺和战争，就是经常生活于唯恐发生领土争夺和战争的状态之中。⁹

杰伊在此处所说的是：国际无政府状态解释了国际战争的发生。但是国际无政府状态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汉密尔顿补充道：如果假定国家间缺乏敌对的动机，就是忘记了人是“野心勃勃的、热衷报复的和贪婪成性的”。由于国君的虚荣心驱使他去追求军事胜利的荣耀，一个君主制国家可能会走向战争；由于议会的蠢行或者是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一个共和制国家也可能会走向战争。国君也许是爱慕虚荣的，议会也许是愚蠢的，抑或商业利益也许是不可调和的，但是所有这些都并非不可避免。然而，国家间战争的诱因是如此繁多和变幻莫测，以至于“指望几个相邻的独立而未联合的国家一直和睦共处，那就是无视人类事变的必然过程，蔑视数世纪以来积累的经验”¹⁰。

杰伊和汉密尔顿从西方国家体系的历史中证实了如下结论：在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第六章所阐释的第三种意象则为上述结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它揭示了为什么在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象所包含的要素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战争却始终与独立主权国家的存在如影随形。通过对第三种意象的分析会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世界政府是解决世界战争的方法。这一解决方法尽管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在实践中却不可能实现。第三种意象也许能为世界政治提供一种乌托邦式的研究方法。它也可能提供一种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一种可以避免某些现实主义者如下倾向的方法，即将世界政治中必要的非道德甚至不道德现象归咎于人固有的恶性。如果每一方的策略均取决于所有其他各方的策略，那么如希特勒一类的战争狂人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另一些国家的行为，或者更准确地说，决定了另一些国家的反应，哪怕这些国家怀有高尚的目标，所采取的手段也无可挑剔。无论他们的意图是多么善良，决策者必须时刻铭记第三种意象的若干意涵，我在此试总结如下：每个国家都根据自认为最佳的方式追求自身的利益，无论该利益是如何被加以界定的。武力是实现国家对外目的的一种手段，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类似的行为单元之间必然会产生利益的冲突，但却并不存在持久的、可靠的协调上述冲突的方法。以国际关系的这一意象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既非道德，亦非不道德，只不过是体现了对我们周围世界的一种理智审慎的反应。第三种意象描述了世界政治的体系，但是如果没有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象，我们就无法了解决定政策的各种力量；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象描述了世界政治中的各种力量，但是如果没有第三种意象，我们就不可能评估这些力量的重要性，或是预测它们将导致的结果。

1. J.S.Mill, Letters, ed. Elliot, I, 222.

2. Hutchins,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for World Order,” in Foundations for World Order, p.105.

3. 参见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p.158—159, 574—579; Esslinger, Politics and Science, passim。

4. Cobden, Speeches, ed. Bright and Rogers, II, 165.

5. Milne, Peace with Honour, p.11.

6. Grey, Twenty-five Years, II, 285.

7.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1911—1914, I, 52.

8. “Excerpts from Dulles Address on Peace”（Washington, April 11, 1955）, in New York Times, April 12, 1955, p.6.

9. The Federalist, pp.23—24（No.5）.

10. Ibid., pp.27—28（No.6）；参见p.18（No.4, Jay）, and pp.34—40（No.7, Hamilton）。

(1)　此处指无政府状态。——译者注

(2)　新人民军为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反政府武装，其前身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人民抗日军。——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