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人、国家与战争分析

一旦我们的某个产业找不到销售产品的市场，发动一场战争就成了开辟新市场的必要手段……在第三西兰岛（Third-Zealand），我们杀害了当地三分之二的居民，目的就是为了强迫幸存的人购买我们的雨伞和背带。

——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
《企鹅岛》（Penguin Island）

纵观人类思考政治问题的历史，对于国家结构以及国家所发动的战争类型两者之间的关系，人们形成了两种不尽相同的思想。19世纪曾蜚声德国的观点“对外政治首要”（Das Primat der Aussenpolitik），因其信徒数量之多以及信仰之坚定而著称，而这一古老的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例如亚里士多德便认为，国家的政治结构可能会受到其军事组织的重大影响，而必要的军事组织的类型却又可能取决于某些非政治因素，如地理位置。¹而与之相反的观点，即国内政治结构将决定军事力量的组织及其运用，也有着同样久远的历史，且重要性也丝毫不遑多让。我们只须以柏拉图及法国大革命的军队为例便足以阐明这一点。²第二种意象就是对后一种观点的更为全面的论述，即国家内部结构不仅决定着军事力量的形式和运用，而且一般而言还决定着其对外行为。从上一章我们能够看出，曾有许多人接受了这一观点，而且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对此坚信不疑。伍德罗·威尔逊和爱德华·格雷爵士遵循这一意象来解释为什么同盟国集团（Central Powers）会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战后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们（revisionist historians）却以之来辩称法俄英美等国同样难辞其咎。而且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修正主义学者在写作和发表演说时，依然在沿袭边沁和布赖特的论调。他们引用布赖特的言论（而非华盛顿更为人所熟知的语言）来指责美国抛弃了“置身于欧洲复杂局势之外”的政策，在国家并未受到威胁、人民也不可能获益的情况下投入了那场战争，而其目的则仅仅是为了让政府内外的利益集团能攫取或保住自己的权力和财富。因此，在约翰·弗林（John Flynn）看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试图利用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与，来为其推动国内新政立法提供掩护；而在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看来，罗斯福之所以令美国史无前例地深深卷入世界事务则是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即在国内仍需进行经济改革的情况下，借此逃避与确保实施这些改革相关的棘手的政治问题。³

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是对第二种意象的最全面的发展。初步看来，社会主义者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似乎仅限于以下几点：战争是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在各国发动革命，摧毁资本主义并建立社会主义将带来和平。如果再进一步看，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不在于它们没能阻止战争的发生，而在于它们没有反对战争——则显然以某种方式对这些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它们表面上赖以为基础的理论，提出了控告。这一简单的概括遗漏了大多数十分有趣的观点。对这些社会主义政党过去的行为，以及对有关战争与和平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更为详尽的考察，将能够非常恰当地阐明第二种意象的意义、现实困难及其一般应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各部分内容早已广为人知，在此我们只须作一简要归纳：（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两个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资本主义国家意味着为服务于其中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控制政府机器；（3）资本主义国家对阶级斗争予以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实际上并没有终结这种斗争；（4）战争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外部表现，因此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国家，战争就不会消失；⁴（5）与之相反，社会主义将永远消灭战争。第五点作为前四点的推论，在逻辑上无可辩驳。如果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那么社会主义在消灭了所有阶级的同时，也就消灭了国家。如果战争是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那么消灭国家也就必然消除了战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将随之不复存在。⁵

虽然在逻辑上顺理成章，然而对于很多后来的社会主义者而言，上述论断在至关重要的一点上却显得含糊不清。这一模糊性源于社会主义理论——只要该理论所遵循的是马克思的观点——未能对以下问题阐明其观点：为了实现和平，必须摧毁的是资本主义还是国家？抑或是两者均需消灭？不可否认，对于那些完全信奉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太平盛世（Social Millennium）的理想的人来说，在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任何模糊性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太平盛世里，既不存在国家，也不存在资本主义，也正因为此，无论在此之前的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还是国家（抑或是两者），已然无关宏旨。而对于社会主义太平盛世来临之前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会争辩说，尽管为了分析的需要而将不同的术语分隔开来，但实际上资本主义始终与阶级斗争、国家或是战争密不可分。在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论述中所存在的模糊性无足轻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不在于其提出了消灭国家即可消除战争的思想，而恰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较之战争与和平问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更为重要，到了那时人类将不再生活在国家之内，而是会结合成为一个非政治的自由联盟。⁶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普遍胜利之前，国际政治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关注如何消除战争，而是会关注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延长和平，只要和平符合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二是在必要时以战争策略来加速革命的到来。

资本主义国家导致战争，而社会主义则带来和平。马克思对上述观点的阐述十分清楚明确。但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就会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吗？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从未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这一问题连同社会主义状态之下的国家一起“消亡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行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简而言之就是：第二国际（The Second International）试图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具有统一利益的设想转化成为一个维护欧洲和平的全面的行动计划。这一转化过程的确困难重重，而随着决定性的1914年的迫近，这种困难变得日益明显。第二国际召开了大量的会议，每次会议都要发布一项关于和平的决议，并且每项决议都似乎表明所有社会主义者都一致反对战争的爆发。他们一致认为战争是一件坏事，但是对于在战争局势下社会主义者应如何行动，他们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在许多英法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下，让·饶勒斯（Jean Jaures）和基尔·哈迪（Keir Hardie）以其滔滔雄辩，强烈主张应立即实施一项积极的行动计划。他们声称，社会主义者们甚至能够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要做到这一点，社会主义者有许多方法，而终极手段就是对任何参战国的政府威胁举行总罢工和发动起义。这一观点也在第二国际的决议中得到了及时的体现。⁷但是，上述决议还收入了另一个同样被人笃信不疑的不同观点。部分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大部分德国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使其与战争体系密不可分；因此，促成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日灭亡才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希望之所在。⁸

尽管不同意见的调和仅仅是个表面现象，但是社会主义者们却一致坚信社会民主可以成为有力的反战武器。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德国党⁹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党派，可它不仅没有反对1914年8月爆发的战争，甚至还在当月4日一致同意——尽管在该党的议会党团内部也存在着异议——为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提供战争贷款。而且，其他参战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对本国政府的战争行为表示了支持。由于此前的先入之见，人们也许会对第二国际苦心建构的和平计划的崩溃，或是对一项似乎并不稳定的观点汇总能够持久存在而感到惊奇。在战争爆发前的这段时期，这种观点汇总如何能够经受住众多争议的考验？人们对此作出了多种解释。一些人强调饶勒斯折中各种歧见的高超技巧，借此他每次都能够令事实上分歧严重的国际秘密会议达成表面上的团结一致；还有一些人则强调和平计划的人道主义感召力，认为这种感召力本身就能够超越众多的分歧。就更一般的意义而言，人们也许会指出，那些立场各异的人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也很容易在表面上摆出团结一致的姿态。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样，只要不要求它采取行动，它始终会表现得非常团结；第二国际也概莫能外，只要不要求它将其反战立场付诸实际行动，它也是一个团结的整体，或者是一个近乎团结的整体。在此可以用一个生活化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夫妻两人可能都认为目前卧室所粉刷的颜色不好看，但是在这表面一致的背后，如果丈夫认为目前颜色太深，而妻子却认为太浅，那么他们就需要多加小心在意了。

随着战争的爆发，第二国际在和平决议中所取得的表面和谐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暗流汹涌的利益和目标的冲突。在第二国际历次会议的争论中所反映出的社会主义者在理论问题上的分歧，可以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行为上的冲突提供解释。而这一论断却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既然大家一致认可社会主义者可以问心无愧地在一场防御性战争中支持他们自己的国家，那就产生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对哪些国家而言这场战争才是防御性的？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每个政党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作出了迅速而明确的回答：对于我们的祖国而言，这场战争是防御性的。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们坚信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防御性战争，而且尽管当时统治法国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他们也坚信法国事实上不可能参加任何一场其他性质的战争。这种信念在饶勒斯于战争爆发前夜所作的论述中得到了体现：¹⁰

我们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很简单：我们不必要求我们的政府采取和平政策，因为那已然成为了政府的政策。我从不惧怕招致本国沙文主义者对我的憎恨……我有权这么说，今天的法国政府渴望和平，并且会努力维持和平。

很显然，这一有些偏袒法国政策的观点认为，只有当战争被强加给法国时，法国才会参战。但是对于德国而言，难道这场战争——如同其对法国那样——就不是防御性的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为解释其战争立场而发表的声明中，可以发现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我们遭遇了外国入侵的威胁。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战争与和平哪个相对而言更为可取，而是要考虑采取什么措施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俄国已经使其最优秀的儿女付出了血的代价，一旦其专制主义取得胜利，势必会对我们的人民以及独立——即使不是全部，也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威胁。

因此，防止这种危险的发生，捍卫我们祖国的文明和独立，是我们所肩负的使命。因此，今天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始终坚持的主张是正确的。在任何危急关头，德国永远都可以依靠我们。

我们的立场基于国际劳工运动的基本原则，该运动始终承认每个人都有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的权利，与此同时，我们也谴责一切试图征服他国的战争。¹¹

然而，该声明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至少直至7月3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半官方的报纸《前进》（Vorwärts）依然在谴责一切战争，尤其是即将爆发的那场战争，并认为它是由资本家发动的，应该遭到全世界优秀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而从德国社会主义报刊每天发表的勇敢的宣言来判断，即使在未来俄国加入战团，德国工人也不会为德国的资本家而战。

所有交战国的社会主义者，正如所有政党的成员一样，发现他们已陷入一张国际政治的大网之中。法国社会主义者们担心，一旦进入实战状态，德国社会主义者将无法有效地遏制德国军国主义。¹²如果德国社会主义者不能阻止其政府发动战争，那么法国社会主义者就不得不帮助其政府保卫法国。而在另一方面，德国社会主义者则担心，如果他们有效地遏制住了本国的军国主义，其唯一的后果就是导致德国被俄国征服！¹³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结局，德国社会主义者就不得不参与保卫德国。而对于大部分英国人而言，无论是不是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已然决定了这场战争的防御性质；但是对于大部分德国人而言，也无论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却都认为入侵比利时只是由防御战略所决定的一种进攻性战术而已。

战前通过的和平决议允许各国社会主义者参加防御性战争。而现在的情况则是，战争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防御性的！并非没有人曾预见到这一难题。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曾坚持认为，放弃对防御性战争的支持将不会引发歧义，而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则在1907年对此回应道：对于到底是哪个国家发动了战争这个问题，即便是那些在政治上最为老成练达的人也会异见纷呈，在战争刚刚爆发之际尤其如此。卡尔·考茨基提出了另一种也许不那么主观的评判标准。他竭力主张，无产阶级是否参加某场既定的战争，应取决于其是否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¹⁴在对1914年夏末发生的论战予以客观回顾之后，考茨基只能得出下述这样一个结论：这两种标准都无法为我们提供客观的指导。谁应对战争的爆发负责？哪条道路最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对于这两个问题，法德两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均进行了考察，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似乎可以表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只是个幻想，至少在战争时期是如此。这也是考茨基在提出第三种标准时所接受的结论。¹⁵他说，人们可能会争论谁是侵略者，也可能对下述问题持有不同观点：究竟是德国战胜法国对无产阶级的威胁更大，还是俄国战胜德国的威胁更大；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对于每个民族以及每个民族的无产阶级而言，一项紧迫的利益就是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以防止战争给他们带来恐怖和毁灭”。既然没有人能够对谁是侵略者，以及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国际利益给出权威性的判定，那么每个国家就必须“尽其所能地实现自我保全”。因此，第三种标准要求战争应该被作为一场防御性战争来进行。这一规定，即无产阶级只能支持防御性行为，决定了他们只能参加真正的卫国战争。¹⁶这种方法是否提供了一个更合用的标准仍是一个问题，但我们几乎无须对此加以评论。对判断标准的苦苦寻觅本身就是最充分的评论。

诚如前文所指出的，第二国际的决议并不禁止无产阶级参加防御性战争。但这些决议反映出这样一种信念，即欧洲一旦发生战争，所有的社会主义党派都将加入一场国际反战运动，而不会出现各个政党急急忙忙保卫自己国家的现象。归根结底，帮助保卫他们的资产阶级国家对各国社会主义者能有什么好处呢？尽管在历次会议的辩论中意见分歧不断涌现，但是对于许多社会主义者而言，上述问题的答案似乎非常明确：肯定没有任何好处。¹⁷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随着战争的爆发，社会主义者们就开始不断地试图区分什么是侵略战争，什么是防御战争。要解释为什么保卫自己的国家对他们变得如此重要，我们就必须考虑国内和国外政治，以及社会主义者的期望和他们的爱国热忱。¹⁸如果德国和奥地利在东线战场获胜，将会对法国的安全造成也许是无可挽回的危害。为了降低德奥两国获胜的可能性，法国就不得不进行干预。只要法国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者，他们就不得不像本国的资产阶级一样接受这一结论。而只要他们追随饶勒斯的主张，他们就是法国的爱国者，因为饶勒斯曾提出如下论断：社会主义与国家主权并非水火不相容，相反，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社会主义必须在国家内部得到发展，那么国家就必须得到保卫。而对于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即使仅仅因为他们的理论更加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原理（至少在口头上如此），这个问题也将更加难以置答。另一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获得长足发展，在战前的选举中它赢得了四百多万张选票，并占据了国民议会近三分之一的席位。如果它坚持置身于战争之外，一旦德国能够迅速夺取军事胜利——在1914年的夏天这看来并非是天方夜谭式的幻想——胜利就将被完全归功于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岂不是要因此在国内政治中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而如果德国在战争中落败，社会民主党岂不是又要承担在危机关头破坏国家团结进而导致战败不可避免的罪名？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反战都无异于政治自杀，如此一来在德国——一个位于欧洲中心的工业巨人，而且其未来对德国内外的社会主义者都至关重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前景又将如何？面对战争的现实，德国社会主义者重新审视了局势，认定如果德国被俄国击败将不仅是德国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失败，事实上还将使中欧所有社会主义者的理想遭到挫败；而英国社会主义者则认定，如果英国不代表其协约国盟友而出面干预的话，德国就很有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德国的胜利将意味着民主在欧洲的死亡”¹⁹。面对这样的压力，即便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也可能作出相互矛盾的反应。社会主义者在战前数年间为实现团结而殚精竭虑，但是这些努力却被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权力政治所挫败。

各国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表明，并不存在国际的无产阶级，而只存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其行为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特殊利益的界定。因此，认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利益会自动实现和谐，如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利益貌似会实现和谐一样，是难以理解的！²⁰社会主义者所通过的众多决议曾设想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会自动达成一致，然而却因重重困难的阻碍而无法实现，要理解这些困难之所在，我们只需认识到这里所说的和谐不仅需要各方在方法上达成一致，还需在目标上也达成一致。所有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理想（如果真的存在某种共同理想的话）不再足以成为团结的纽带。仅仅限于在口头上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已不复可能；社会主义政党要么必须（以行动）积极反对，要么就彻底停止反对。这正是自动实现和谐的设想之所以会——也必然会——破灭的原因。

如果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之所以会团结起来支持本国政府是基于一些常规性的动因，例如对国家安全的关切，或是为了在国内政治的竞争中保存本党的力量等，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信条——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其他任何利益，并将把后者扫进陈腐观念的垃圾堆——又该如何解读呢？考茨基已经坦言，利益和谐原则肯定会在实践中碰壁。如果社会主义目标仍然是一个似乎可行的命题，这一事实将是一个正统社会主义理论所不能承受的牺牲。要想拯救社会主义理论，就必须使之迅速而巧妙地适应新的形势。列宁考虑到了上述情形，并对理论作出了在他看来适当的调整。在下节我们将对列宁的观点进行讨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每个社会主义政党都因为情感和物质利益上的纽带，而同各自的民族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实践中，按国别加入社会主义政党的各国工人之间的利益也并没有像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完全契合。这一发现令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惊诧不已。例如列宁最初就不愿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会决定支持德国政府的战争行为，从而至少对战争表现出了有限的认可。因此在他得知这一消息时，列宁只能将之解释为资本主义媒体的一个阴谋，是它们蓄意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立场进行了歪曲的报道。

当发现他的第一个解释并不正确时，列宁开始努力设想另一种解释，为了拯救社会主义理论他的确必须这么做。依照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的确只拥有一种单一的利益。如果依然接受这一主张，那么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没有依此行事必然意味着：现有的社会主义政党并不能等同于无产阶级；或是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未能正确诠释无产阶级的利益，也没有能力和决心采取相应的行动——抑或上述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些困难。如果在需要遵循一致意见的时候却出现了严重分歧，那么人们始终可以通过驱逐异己并让其自立门户来恢复团结。然而，这种做法却将引发永无休止的争吵，亦即这两个（或更多）派系到底哪个忠实地代表了正统的信仰。列宁可以宣称——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某些所谓的无产阶级根本不是真正的无产者，他们已被帝国主义的不义之财所收买。这一群体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大众树立了一个令人厌恶的榜样，导致后者为追逐资本主义在当前施舍的蝇头小利，而放弃了对未来（也因而难以捉摸的）社会主义前景的追求。²¹有人试图通过以更精确的词语界定社会主义的基础，借以重构能够使无产阶级达成一致的条件，这种努力有着不小的优势，那就是它保留了唯物决定论（materialist determination）的重要元素。然而，由于它引发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因此也存在着一个重大的不利因素。如果无产阶级那么容易被引诱，他们又如何能够以一种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姿态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呢？换言之，怎样才能防止无产阶级阵营不断分化成无数自称忠于正统信仰的宗派呢？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这个问题早已存在，但是其表现形式却并没有如此严重。他们曾预言社会将分化为两个壁垒分明的阶级，这种分化将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坚如磐石的群体，一个无差别的、命运悲惨的群体。针对一种反对意见即在这一群体内部也可能出现分化，他们则以如下断言作出了回答：“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进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一进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遭到破坏。但是，它总是不断地浴火重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²²因为笃信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所以他们把无产阶级运动视为“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根据他们的设想，这是一场自觉并且具有政治觉悟的运动，因此运动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不会存在隔阂；共产党人就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先进、最坚决的部分”。人民大众已经认识到了自身利益之所在，而共产党人则对这些利益进行了更为清晰（尽管并不完美）的阐述。²³

不断发展的经济水平使工人之间的利益达成了基本的和谐，社会主义领袖的作用就是对这一利益予以具体而详细的诠释。从理论上说，这相当明确地指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但这一理论却很难得到应用。人们应该如何实践将取决于他们实际感受到的工人之间利益和谐的程度。1915年，三名左翼社会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以一种怀旧的心情忆及社会主义者此前常常作出的乐观估计。他们写道：“至今我们依然珍视这样一个信仰……即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彼此之间不可能产生冲突。这是我们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是我们宣传鼓动的灵魂。”²⁴如果在无产阶级之间和谐是压倒一切的主流，那么社会主义领袖的职能早就只剩下教育和鼓动这两项了。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暴露出社会主义者自欺欺人已到了何种程度。显而易见，工人的利益，至少是促使工人采取行动的利益，并不像他们的理论让社会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完全一致。这一发现本身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致命的打击。例如，有人也许会争辩说，工人之所以未能在国际范围内达到团结一致，是因为经济条件还不够成熟，故而无法在他们之间形成普遍一致的利益。面对令人幻想破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实，社会主义者的回答将是我们需要更大的耐心。而这一回答的先决条件则是：对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关系的认定是正确的。

对此列宁没有那么肯定。此前他曾强调强有力的领导的重要性，但同时他也把领导的作用同劳工大众日益提高的接受能力联系在一起。一群接受能力强的追随者，一个信息灵通、充满活力的领导层：这两点与传统的政治过程的民主概念完全相符。²⁵然而，面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所遭遇的逆境，列宁开始日益强调建立一个意志坚定的领导层的必要性，并严词批评民众没能认识到只有追随这一领导层——更确切地说是追随那些列宁称为真正的革命先锋队成员的马克思主义领袖——才能实现他们真正的利益。党的先锋队的力量将弥补工人阶级无法在行动中取得和谐的不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并不在于各国工人阶级不存在共同的单一利益，而是劳工大众只有在强有力的领导的督促下，才能根据他们的真正利益以及革命的命运采取行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国际劳工运动中有觉悟的阶级先锋，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党派、组织、潮流面对的任务，是领导着人民（目前他们大部分人还在沉睡、冷漠、守旧和被动的状态下）走向自己的新天地。”²⁶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的调整，列宁回到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的论断：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发动的战争中无利可图，除非是利用战争推进共产主义革命。这也使他能够以经久不衰的热情继续主张：全世界无产者拥有共同且始终如一的利益。列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力图解释为什么辨别无产阶级的这一真正利益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加困难，并希望从这一解释中得出结论：为了执行钢铁般的纪律，党的领袖必须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在主要论点方面，列宁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是一致的；而在对必要程序的评估问题上，两者却存在着分歧。马克思预见到了革命的必要性，但却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采用列宁的方法来进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列宁是正确的。如果社会主义纲领要求几乎所有的无产者都以仿佛拥有一种共同且始终如一的利益的方式来采取行动，那么运用强大的强制性力量，甚至是在工人阶级运动自身的内部，便是社会主义能够得以建立的唯一途径了。²⁷

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家资产。但这样一来，他们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管理人的政府变成了管理物的政府和管理生产过程的指挥机构。国家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萎缩消亡了。²⁸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接受了恩格斯关于形式变化的预测——社会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诞生，随之社会主义国家也将消亡，留下一个和平而富足的世界。从19世纪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s）不仅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他信条，而且对这一预言也予以了反驳。德国修正主义者的代表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不赞同对最终目标的强调，并进而反对关注那些实现该目标的策略。他将注意力集中于如何不断提高工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他主张以改良代替革命；当然，在他看来改良正在发生。²⁹法国的饶勒斯和英国的费边社社员（Fabians）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³⁰

目前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要牺牲国家独立以换取国际团结，而修正主义者却认同国家是民族团结的载体，是推动民族无产阶级进步的工具。伯恩斯坦关注的焦点是现时现地，并将“国家的消亡”归入了学术问题的范畴。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和平的实现将与所有国家的消亡同步，而新社会主义者则期待和平时代的黎明渐渐来临，而其基础则在于各个国家的不断进步。能消灭战争的仍然只有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已不再意味着革命，也当然不再意味着国家的消亡。因此，饶勒斯以其惯常的模糊口吻，表达了下述被公认为真诚的希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融阶级间的敌意，使每个国家最终实现国内和平，并成为人类大家庭的一分子。”³¹

一种双重相似性随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方面，新的社会主义理想与历史的发展有关，这种发展具体而言植根于18世纪的民族主义学说，总体而言则源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它又同战前时期正统的社会主义理想有关。前者的影响最早体现在赫德（Herder）以及其他同时代学者的民族文化理想之中，随后马志尼又从政治上对其进行了详尽的阐述。马志尼认为，如果一个民族即为一个国家，那么每个国家都会满足于自己的命运，战争也将永远平息。尽管与客观事实不符，但是认为民族自决就是实现和平的途径这一观点却始终存在。实际上，这一观点在最初形成时就与现实相悖，因为就在法国刚刚获得真正的民族意识之后，便立即陷入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惊人的动荡时期之一。以民族原则为名，规模空前的征服和屠杀开始了。借用艾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睿智的评断，民族自决似乎必然会让位于民族自决主义（national self-determinism）——一种已被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美国亦不例外）的历史所证实的思想。

坚信民族原则是和平的基础，这一信念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如果民族自决不能实现和平，那么民族原则再辅以民主就应该能够实现这一目标。马志尼曾设想一个民族自决的国家将是一个民主国家，伍德罗·威尔逊则明确地将这一设想作为世界和平的先决条件。然而历史事实又一次证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³²那么是否应该就此否定这一学说，抑或是可以通过一些修改使其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呢？修正主义者选择了后者。他们的推理分析是这样的：政治民主已经沦为某些私利的门面，国家会为这些私利而投身战争，而倘若民众能够被允许知晓国际事务的真实情况，那么战争肯定并非他们之所愿。社会主义将消除“这些利益”的影响，并第一次让所有的人都能听到民众纯真质朴的声音。这将意味着和平。

由于修正主义者同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相关，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与同时代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存在关联。他们坚信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根本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会始终保持完全的一致，而这一信念（以另一种表现形式）则是第二国际各种和平决议所依据的设想之一。有些人会设想，根据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所认知到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将同所有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在类似动机驱使下所采取的行动达成完美的和谐，遵循同样的思路，他们也会设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将永远自动地和平相处。然而，在我们得出任何宽泛的结论之前，应当首先对修正主义者的立场加以更为深入的考察。

就国际政治而言，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为该学派的主要观点奠定了直接的基础。通过对布尔战争（Boer War）的研究，他得出了如下结论：“一小撮相互勾结的国际金融家通过御用媒体”策动了这场战争。他们的目的何在？——就是要一举获得未来的廉价劳动力来源以及当前的迅速发财致富的机会。³³霍布森随即将对一场战争的阐析推而广之，用以阐释所有的现代战争。此外，他在解释一种有害现象的同时，也提出了保证能够消灭这一现象的解决方案。就其解释而言，霍布森的论述已为人所熟知，在此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失控的资本主义生产导致了工业产品过剩；为了销售这些过剩产品，争夺市场的国际斗争应运而生；而这种斗争则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战争。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霍布森首先针对帝国主义提出了一个盈亏清单（profit-and-loss statement），进而得出了帝国主义得不偿失的结论。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成本都高于可能的收益。³⁴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一些国家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呢？霍布森认为答案在于少数集团的私利。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帝国主义是一种耗费尤为巨大却毫无收益的愚蠢之举；而对于少数金融和工业利益集团而言，却是巨额利润的来源。根据这一解释，霍布森认为（借用詹姆斯·穆勒的表述）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为上层阶级提供国外救助的一个庞大体系”³⁵。由此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对于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国家抑或是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采取帝国主义政策均非合乎理性之举。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会采用理性的政策，而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国家在资本家利益的支配下却不会这样做。社会主义国家倾向于采取理性政策，这一事实（或者毋宁说是这一假设）解决了一个评价问题。由于这一点十分重要，值得我们引用相关论述再予以说明：

一个拥有良好的财务状况、维持经常性收支平衡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快就会抛弃帝国主义；一个明智的、实行自由放任政策、能够在其政策中对所有经济利益均予以充分和均衡重视的民主国家也会抛弃帝国主义。然而，如果在一个国家内部，某些组织良好的商业利益集团能够压倒弱小且分散的公众利益，那么这个国家必然会奉行与前者利益集团压力一致的政策。³⁶

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所有信奉霍布森理论的人以及大多数修正主义者都赞同上述引文的观点。

霍布森有充分的理由用“耗费巨大却毫无益处的愚蠢之举”来形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因为在个人和国家的行为中，始终存在着大量的、混杂在一起的愚蠢行为。然而，霍布森将帝国主义视为唯一重要的愚蠢之举，并且把帝国主义的愚蠢之举完全归咎于少数顽固而自私的人所持有的目的，这样一来，他便立即用一种更加幼稚和不适用的唯物主义替代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形式上更为逊色、只包含单一原因的解释（single-cause explanation）。表面上看来，只包含单一原因的解释能够让我们得出一个简洁明了的结论。此处讨论的这一案例正是如此。资本主义等于战争，因为它让少数人的利益支配多数人的意志；而社会主义则等于和平，因为它体现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的典型罪恶将被彻底荡涤——特殊利益集团（如果它们还存在的话）将再也无法侵蚀国家理性的决策程序。

前文曾述及，在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随着国家的消亡，将出现一个自由和自发的人类联盟。国家间的战争停止了，因为相互交战的国家已不复存在。而在修正主义者看来，国家仍会保留其政治特征，但其政治职能的争议性将减少；人民的利益被放在了第一位，而人民的利益则被认为显而易见且始终如一地在于（支持）和平。转用饶勒斯的话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大家庭的真正一员，它自身处于和平状态，因而也同整个世界和平相处。而霍布森本人则作出了如下表述：“民族主义是通往国际主义的通衢大道，如果出现了分歧和偏差，那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的本质和目的遭到了歪曲。”³⁷早期的英国工党成员M.E.格兰特·达夫（M.E.Grant Duff）爵士也支持这一观点，他曾这样写道，英国“应该致力于像有教养的绅士生活在社会中那样生活在国际社会之中；优雅地承认其他国家的权利，并且相信（如果我们曾考虑过这个问题）其他国家也很快会对我们投桃报李”³⁸。国家本身不会消亡，但是他们显然期待国际政治将会消亡。修正主义者已然重拾自由主义的理想——国外政治从属于国内发展，而前者最终将彻底消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对修正主义者的乐观假设有何影响呢？在那场战争中，每个社会主义政党都根据其对自身利益的解读而采取行动，却没有根据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行事。修正主义者必须对这种严重的悖离现象作出解释。他们可以遵循列宁的理论，放弃那个轻松的假设，即按照国别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者之间会自动达成和谐，并坚称要在未来组织起必要的力量，来实现这种似乎已被证实是幻想的和谐。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在下述论断的基础上作出解释，即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不可能存在开明进步的社会主义行为。但修正主义者没有采纳上述任何一种解释路径。总的说来，他们选择了第三条路径——他们找到了一只替罪羊。他们声称，修正主义的原则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德国社会主义政党没有遵循这些原则。这一例外情况证明该原则没有得到充分的主张，但也从未有人承认这一例外提供了任何反证。的确，德国政府一心要发动侵略战争，而德国社会主义者却没有履行积极反对战争的责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过失所反映出的并非是社会主义原则的正确性存在问题，相反，它只是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一度被广泛地视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中流砥柱，但由于其长期暴露于专制主义德国邪恶的政治体制之下，它已然腐化变质。由于德国社会主义政党没有履行它的责任，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也不再能够履行它们的责任。事实上，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它们的责任已经从反对战争转变为支持真正的防御性战争。由于坚信德国（包括德国社会主义者在内）必须承担战争的一切罪责，修正主义者愈加相信，改变国家的内部结构是解决战争问题的灵丹妙药。³⁹

外部压力往往会导致内部团结。这个简单的公式有助于解释为何随着战争的爆发，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都能够判定自己的国家所从事的是防御性战争（即正义的战争——或者至少比别国更为正义）。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反对几乎一切战争的人是怎样容许对眼前的战争给予支持的。稍微难以理解的是，主流的修正主义思想如何能够对战后揭露出的种种恶行所形成的挑战视而不见，因为在战后曾有一位历史修正主义者（historical revisionist），他对每一个主要的参战国都提出了指责，而且自认每一项指责都言之有据。然而，正如格雷子爵（Viscount Grey）在战争结束七年之后出版回忆录时依然能够无视大量的文献证据——而这些证据足以粉碎他始终坚持的信念，即德国军国主义者负有几乎全部罪责⁴⁰——故而大多数修正主义者也能够继续相信社会主义纲领之所以未能成功地维护和平，只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缺乏反抗本国政府的勇气。至少随着国家档案的不断公开，修正主义者并没有借助披露出的信息对他们关于战争与和平论断的基本原则予以重新审视。

对于说明从战前到战后修正主义思想所具有的连续性，霍布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909年，他认为一个民主的国际社会正在快速形成，在其中每个国家都享有充分的发展机会，正如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每个人都能过上最美好的生活一样。他写道，现实的国际主义每天都在告诉我们，合作“是国家行为的显著特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⁴¹的口号对于国家和个人都同样适用；对于前者而言，其得以实现的条件并不在于国际社会结构的某些改变，而在于每个国家的发展进步。在战争的直接影响下，霍布森的确对他此前分析的充分性部分地丧失了信心。他承认：“公众舆论和关于正义的常识并不足以保证（战争不会爆发）。必须存在一种行政权力，它能够实行经济制裁，或者以动用国际武力作为其最后的手段。”⁴²但是根据他本人的详细论述，他所寻求建立的国际政府并不适于被称为政府，而是一个强国的联盟；人们可以推测，这一联盟必须依赖于各成员国之间的互信和善意。于是他断言，“国联一旦能够建立在一个相当稳定的基础上，并被赋予坚持其固有优点的机会”，那么困难就将随之减少，“因为一旦各国拥有足够的智慧和信心建立起国联，那么野心、恐惧和怀疑——这些使特殊联盟和集团得以形成的精神食粮——都将会枯萎消散”。⁴³与在战前一样，霍布森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依然将资本主义视为“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主要根源⁴⁴，将各国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组织视为开展国际合作意愿的有效体现⁴⁵，并将理性视为整个体系的基石。⁴⁶一旦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理性将决定国家的政策。

至此，我们有可能对霍布森的和平哲学加以总结，同时对修正主义思想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致性予以反思。修正主义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是战争的根源。查尔斯·特里威廉（Charles Trevelyan）曾代表“民主控制联盟”（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这样写道：只有“通过对战争体系（该体系已经导致了［大战的］灾难）的核心原则提出直接挑战”，才能使该体系归于终结。⁴⁷那么，战争体系的核心原则又是什么呢？回答是一致的，即问题的核心是“有关国家的内部结构”。资本主义和虚假的民族主义：它们就是罪魁祸首。⁴⁸问题的解决方法与产生问题的原因一样简单，因为有人曾这样断言：“旨在建立一个‘合作的世界国家邦联’（Cooperative World Commonwealth of Nations）的对外政策，是试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政策的必然产物。”⁴⁹而人民的和平利益则始终是这一解决方法的基础，同样也是该方法充分性和可靠性的保证。工党政府的政策将是“公开达成公开的盟约”，而这一政策本身就将成为和平的最大保证。“如果议会和举国民众都能全面了解国际事务，他们就决不会盲目地去支持一场战争。先见之明几乎可以令战争不可能发生。”⁵⁰在新的体制下，国际政治的实质并不会有所改变，因为诚如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所言：“一个工党政府……会和过去所有的英国政府一样，重视国家的荣誉，并对帝国发展的巨大可能性给予热切关注。”⁵¹然而，有人设想，随着人民的意志取代了少数人的私欲——正是这种私欲支配了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下的国际政治，善意和友爱也将相应地取代军国主义和战争。在社会主义的世界中，国家仍将存在，并继续享有独立地位，但它们会比现在友好得多。⁵²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这里呈现出一种高尚的乐观主义。但是它有效吗？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用理性取代武力相对更为容易。他们将两种主观设想结合在了一起：一是对人性总体上积极的估计，二是假设个体在思想和物质领域的自由竞争能够带来社会和经济关系上的和谐。他们深信，贸易保护主义和战争是少数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强加给世界的非理性行为。他们认为，随着国家在内部不断接近有利于其国民真实利益的状态，这些国家通过公开协商和自愿履约来调节彼此关系的能力也将日益增强。除了在国内经济体制的问题上有所差别，修正主义者的思想似乎可以用类似的表述来加以总结。因而，人们也许会惊奇地发现，霍布森对19世纪自由主义者轻松的乐观主义，尤其是对“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思想家所仰赖的保证条件的脆弱性”提出了质疑；此外，针对他们关于“经济国际主义、民主和国家的有限职能”的信念，霍布森也专门予以了特别批判。然而，在他提出上述批评的著作的结尾部分，他却作出了如下断言：“理智指向经济秩序、民主和国际主义，也指向以和平方式解决萌发于战场的各种冲突。只有坚持理智至上才能拯救世界。”⁵³在对自由主义者予以批评之后，霍布森似乎又最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不过他的经济分析消除了这种表面上的前后矛盾。霍布森认为，科布登低估了自由贸易的和平功效，却高估了实施国际自由贸易的容易程度。⁵⁴科布登对帝国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军国主义予以了抨击，却没有充分认识到它们的经济根源。霍布森认为，首先是社会主义，其次是19世纪自由主义者所颂扬的那些美德，将有效地缔造一个和平的世界。贸易摩擦不会再破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相反，贸易却能使各国在共同利益中紧密结合在一起。理智将不再被用于筹划新的骗术和诡计以“智取”，或是在“智取”不成时以武力制伏其他国家；相反，理智将成为各国调整相互关系以实现共赢的工具。

这里所涉及的决非一个无足轻重的推理逻辑。战争太恐怖，发生得也太频繁，以至于如果目前各国的行为只是发生一些表面上的改变，例如通过敦促各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来引发某种变化，战争是不可能消失的。旧的体系导致了战争，因此如果要消灭战争，就必须对旧的体系予以彻底改变。这一论断完全无可辩驳。然而，修正主义者在行动和思想上还面临着两个困难。首先，在修正主义者的圈子里始终存在着一种依靠“休克疗法式”解决方案（shock treatment）的倾向，而这种方案本身就能让整个世界彻底觉醒。为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就曾认为：“只要有一个国家勇敢地冲破禁锢，［军国主义、关税壁垒、猜疑和侵略性民族主义的］魔咒就会被打破。”而且他认为英国就将是那个作出表率的国家。⁵⁵为此，莱昂·布卢姆（Léon Blum）——如同六十余年前社会主义者路易斯·加尼埃尔–帕雷斯（Louis Garnier-Pagès）所论证的那样——也辩称道：如果某个大国能够放弃军备从而树立一个突出的榜样，就有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现全面裁军的目标。而且他认为法国就将是那个作出表率的国家。⁵⁶为此，霍布森希望在为“最基本的常识”（common horse sense）祈祷中团结起来的教会能够取得成功。⁵⁷如果所有国家都能意识到它们的行为是不折不扣的愚蠢之举该有多好——这既是修正主义者的希望，也是他们的恳求。该希望建立在一种经济分析的基础之上，这种分析让修正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巨大的实现和平的潜力。该恳求则建立在他们对理智力量的高度信任之上，这种信任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常常忘记自己设定的经济/政治方面的先决条件。他们事实上延续了第二国际所确立的一个传统，即将以下两种信念结合在一起：一是相信资产阶级和平运动的诸多手段，例如调停、裁军和公开外交；二是相信社会主义者（即便在不执掌政权的情况下）能够对本国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以确保和平。⁵⁸

上述第一个困难是次要的，在渴望于当前而非寄希望于不可捉摸的未来就能够实现和平的压力下，出现这一错误是必然的。而现在所要讨论的第二个困难则对于阐释我们的观点至关重要。尽管修正主义者的言行并不总是与他们自己的分析相一致，但是他们清晰地阐明了他们的思想：要实现和平，就必须改变旧的体系。然而，旧的体系中哪些是必须改变的呢？马克思和修正主义者所作出的社会主义分析均指出了资本主义的邪恶性；但在马克思看来，将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和国家的消亡。对于马克思而言，只有在国家消亡之后，国际政治问题才会消失。而对于修正主义者而言，国际政治问题的消失并非与国家的消亡同步，而是将随着各个国家内部变得更为完善而走向终结。在这里，修正主义者也背离了马克思，总体上回到了康德和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上。他们认为战争问题会随着冲突各方内部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这也正是修正主义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霍布森也曾偶尔提出过如下结论：没有武力作后盾的国际协议毫无用处。⁵⁹但他从未将这个结论应用于下述这一假设性案例之中：为数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毗邻而居，它们的利益在许多地方碰触交汇，从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它们（两国或多国）之间的意见分歧。许多自由主义者期望，随着所有国家向理想的共和政体不断发展演进，将能够产生下述双重效果：冲突事件的减少，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的提高。而修正主义者则期望，随着所有国家向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不断发展演进，也将能够产生同样的效果。相较于自由主义者在此前一个世纪所开出的处方，修正主义者开出的处方在成分上有所不同。自由主义者所看重的是政治形态，而修正主义者所强调的则是经济和社会内容。但是两者的基本假设却是一致的：由于每个国家在内部已然如此完美，因而它的对外政策也将变得如此开明，以至于几乎不会存在任何冲突，当然也就永远不可能导致暴力。和自由主义者一样，修正主义者也认为将要消失的是建立一个国际调节权威机构的必要性，而并不是国家本身。修正主义者声称，随着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内部的建立，那么“野心、恐惧和怀疑——这些使特殊联盟和集团得以形成的精神食粮——都将会枯萎消散”⁶⁰。

考茨基承认，在战争期间不存在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自动和谐。列宁也认同这一点，但他主张利用权力来改变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修正主义者则试图通过把全部责任归咎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来对此加以解释，而他们的这种做法一方面使得未来的世界和平将依赖于打胜当时的那场战争，另一方面则保全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利益会自动实现和谐的虚假设想。由于一些社会主义者以其他社会主义者所不乐见的方式行事，于是出现了对“社会主义者”的类型予以重新界定的趋势，而这一趋势随即以不同形式引发了第四章曾提出的问题：为了确保修正主义者所承诺的永久和平，每个国家需要发展到何种完善的程度？即便我们认同社会主义是国家的和平形态这一设想，上述问题也必须得到回答。

能够证实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学派（socialist revisionists）的想象似乎真实可信的例子并不鲜见。而时至今日，以西方的观点来看，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曾这样说道：“如果不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威胁，自由世界便能安享和平。”⁶¹在20世纪初，英法美三国曾对德国军国主义发出反对的呐喊；在19世纪中叶，科布登的信徒（Cobdenite）也曾对俄国和奥匈帝国发出反对的呐喊；毫无疑问，原始部落在千百年中也曾对彼此发出反对的呐喊，而尼克松在不久前所表达的信念则是上述呐喊的回声。只要其中有一个国家或集团能够更好一些，我们也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了。修正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去除一个替罪羔羊就等于打开了永久和平之门。首先击败军国主义的德国，然后将“资本主义国家”一词中的形容词“资本主义”去掉，那么就不会再有战争了。首当其冲的罪魁祸首是德国；但从更广义上而言，罪魁祸首则是资本主义；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把不良因素去除，问题就将迎刃而解。他们断言，社会主义国家将是和平的。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能就此自动得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将永远和平相处的结论。而这正是修正主义者所未能理解的一点。在一定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国家导致了战争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倘若没有首先确定这是一个完整的因果关系的分析，就不能将这一分析简单地加以倒置，亦即我们并不能就此而断言社会主义国家就意味着和平。必须加以消灭的是资本主义，还是国家，抑或是上述两者？马克思的分析中原本存在的模糊性随着社会主义太平盛世的来临消失了，但是这一模糊性对于检验反对太平盛世的修正主义理论（anti-millennial revisionist theory）却至关重要。⁶²显然，修正主义者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国际政治领域中各种思维模式的连续性和重复性的实例，并对本书所进行的这种分析的适用性作了深入研究。这一考察表明，对国际政治领域中各种思想类型加以详细阐述和批判性比较，有助于我们对那些时间相隔久远、内容分歧严重的分析和解决方案进行评估。在此没有必要再重复修正主义者针对自由主义者的所有批评。如果相同的批评显然同样适用的话，那么本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1. Aristotle, Politics, tr.Jowett, 1321a;参见1274a, 1304a。

2. 参见Plato, Laws, tr.Jowett, 628:“任何一个人，如果他只是关注，或者首先关注对外战争，他就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如果他只是为了战争而采取和平政策，而不是为了和平而战，他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立法者。”

3. 参见Flynn, The Roosevelt Myth, passim; Beard, Giddy Minds and Foreign Quarrels, passim,以及A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 ch.v。

4. “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tr.Moore, p.12.）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反映了这些阶级斗争的不同发展阶段。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历史的各种评论中作出了清晰的阐释。例如，参见Marx, Capital, tr.Moore and Aveling, Vol.I, ch.xxxi;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pp.150—157; 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tr.Moore. p.39。那些在不同程度上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曾表达过相同的观点。参见Lenin, The Collapse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tr.Sirnis, p.22; Laski,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Peace,” in Woolf, ed. The Intelligent Man's Way to Prevent War, pp.500—505; Strachey, A Faith to Fight For, p.44。

5. 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问题只存在于从发动革命到国家消亡之间的这段时期，而对于这一时期国家间的和平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从未予以考虑过。

6. 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tr.Moore, pp.43—44.

7. Stuttgart, 1907; repeated at Copenhagen, 1910:“在战争已然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和他们在相关国家立法机关中的代表必须在国际局（International Bureau）的协助下全力防止战争的爆发，为此他们应运用一切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而根据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总体政治形势的严重程度，这些手段自然也应各有不同。”引自Walling, The Socialists and the War, pp.99—100。

8. 斯图加特（Stuttgart）:“因此，战争是资本主义本质的主要组成部分；只有当资本主义制度走向衰亡，或是由于军备的日益发展导致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进而引起人民奋起反抗并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战争才会消失。”Ibid., p.38.

哥本哈根（Copenhagen）:“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消亡之后，战争才会彻底消失。”Ibid., p.40.

9. 即德国社会民主党（Th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

10. 1914年7月28日，饶勒斯在于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mmittee）的会议上对哈泽（Hasse）所作的答复。引自La Chesnais, Le Groupe Socialiste du Reichstag et la Déclaration de Guerre（《德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党派与战争宣言》）, p.30。

11. 转载于Walling, The Socialists and the War, pp.143—144。

12. 特别参见饶勒斯于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的演说，引自Lair, Jaurés et l'Allemagne（《饶勒斯与德意志帝国》）, pp.91—93。

13. 参见在战争爆发前几周所举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French Socialist Congress）上，法国少数派成员盖斯德（Guesde）在大会上的发言。他声称：“对比较进步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而言，总罢工将对其造成真正的危险。国际局如何能够使罢工同时举行？即使可以同时举行，那么不同工人组织在力量方面的差异难道就不复存在了吗？组织得更有力的国家将被打垮。而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严重背叛。”引自Walling, The Socialists and the War, p.60。倍倍尔在1891年就曾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参见Joll,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p.73。

14. 考茨基的评判标准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参见本书第101页。

15. 参见Kautsky, “Die Internationalitat und der Krieg,” Die Neue Zeit, 33d Year, I（November 27, 1914）, 248:第二国际“并不是战争时期的一个有效工具，实际上它是和平时期的一个工具”。

16. Kautsky, “Die Sozialdemokratie im Krieg,” Die Neue Zeit, 33d Year, I（October 2, 1914）, 4, 7—8.

17. 参考考茨基：“因为我们在谴责战争方面是一致的，也因为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倾向是今天战争的最终根源，因此很容易认为我们第二国际的成员在所有战争问题上都取得了完全的一致。”Kautsky, “Die Internationalitat und der Krieg,” Die Neue Zeit, 33d Year, I（November 27, 1914）, 240.

18. 关于这些论点，请特别参见Cole,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III, 60, 84, 91—96, 947—948;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ch.xi。

19. 参见由25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共同签署的宣言，引自Humphrey,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War, pp.112—113。

20. 从马克思本人开始，许多社会主义者曾思考过后一种可能性。例如考茨基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有远见的资本家不提出“全世界资产者，团结起来！”的口号。Die Neue Zeit, 32d Year, II（September 11, 1914）, 920.霍布森也认为存在着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可怕的可能性。Problem of a New World, pp.182—186.

21. “机会主义意味着牺牲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以换取一小部分工人的暂时利益，换言之，意味着一部分工人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对抗无产阶级大众。”Lenin, The Collapse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tr.Sirnis, p.47.特别参见他的Imperialism, passim。

22. 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tr.Moore, pp.24—26.

23. Ibid., pp.28—32.

24. Liebknecht, Luxemburg, and Mehring, The Crisis in the Social Democracy, p.21.

25. 参见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p.52：“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出巨大的自觉性。”此句写于1902年。

26. Lenin,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p.73.

27. “如果”一词在此十分重要。为了否定自动和谐的主张可能无须走到另一个极端，即绝对的一致。而如果不以某种形式运用强大的强制性力量，就永远不可能达成绝对的一致。

28. Engels, Herr Eugen Du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Anti-Dühring）, tr.Burns, pp.306—307.

29. “对我而言，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毫无意义，但（社会主义）运动却意味着一切。”Bernstein, Evolutionary Socialism, tr.Harvey, p.202;参见pp.xi—xiii。

30. 德国修正主义者认同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理论的根基，进而声称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英法的社会主义者则更多地把马克思视为他们思想的多种来源中的一个。严格说来，“修正主义者”这个名称只适用于那些遵循前者实践的人。此处对这一名称作了更为宽泛的使用，以便于涵盖这样一批为数众多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往往对于什么是适宜的国内政策意见各异，但对于战争的根源和实现和平的途径的看法却普遍一致。

31. Lair, Jaurés et l'Allemagne, p.84.

32. 参见第四章。

33. Hobson, The War in South Africa, p.229.

34. Hobson, Imperialism, Part I, ch.ii.

35. Ibid., p.51.

36. Ibid., pp.47—48.

37. Ibid., p.11.

38. 引自MacDonald, Labour and the Empire, p.15。

39. 亚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对战争的看法是许多例证中的一个。他这样写道：“英国工党决心扼杀和践踏独裁政治、军国主义和‘统治世界的野心’，并以善意和友爱取而代之。”The Aims of Labour, p.50.

40. Grey, Twenty-five Years, I, 275—276; II, 22—32, 278.

41. Hobson,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p.260.

42. Hobson, Towards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p.6.

43. Ibid., pp.23, 82.

44. Hobson, Democracy after the War, p.7.

45. To cite a later work, see Hobson's The Recording Angel, pp.121—126.

46. Hobson, Problems of a New World, p.272; quoted below, pp.152—153.

47. Trevelyan, The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p.9.

48. “Vigilantes,” Inquest on Peace, pp.315—319, 335.

49. For Socialism and Peace, p.7.参考Henderson, The Aims of Labour, p.29：“在国内实现自由，却在海外谋求支配权，这与（社会）民主的理想是不相容的。”

50. Snowden, If Labour Rules, p.51.

51. Ibid., p.47.

52. 参考ibid., p.50：“工党的国际主义不是一种杂乱的世界主义。‘国际主义’这个词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工党的国际主义意味着各国为了解决共同的问题而展开的友好合作。”

53. Hobson, Problems of a New World, pp.32, 272.

54. Hobson, The New Protectionism, p.116.

55. MacDonald, Labour and the Empire, p.109.

56. Blum, Les Problémes de la Paix, pp.152—153.

57. Hobson, The Recording Angel, p.58.

58. 参见斯图加特和哥本哈根决议。科尔（Cole）对上述观点作了充分论证，参见Cole,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III, 68—69, 84—85。

59. 特别参见Hobson, Notes on Law and Order, passim。

60. Hobson, Towards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p.82.引自本书第116页。

61.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 1953, p.1.参见1957年4月28日哈里·杜鲁门总统在《纽约时报》头版文章中所作的评论：“有一些人——我很遗憾地说还有一些政府——还没有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不是因为苏联的固执己见，当今世界早就踏上了追求和平的道路了。今天人类忧心忡忡，担心再一次爆发世界大战，仅仅是因为苏联希望如此行事。”

62. 参见本书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