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婚姻观念变迁：离婚改革的尝试和案例

在整个16、17世纪英国不乏离婚的支持者，也出现了少量离婚的案例。在教俗法庭，离婚仍然还是不可能的。不过，在社会上一直存在改变这种现状的努力。

1543年亨利八世任命了一个32人组成的委员会拟依据英国国教的教义改革教会法，不过最后不了了之。就在亨利八世驾崩后不久，一个离婚案件的发生改变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的离婚观，进而也影响到了爱德华时期的改革。

尽管托马斯·克兰麦反对婚姻圣事论，也反对教会法庭废除无效婚姻的做法，但他并没有放弃婚姻不可解除论的立场。1540年，他为黑森的菲利普的重婚深感烦恼，他此时的一封信反映了他对离婚的反对。在写给菲利普的支持者奥西安德的信中，克兰麦问到：“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你会同意一个人离婚后，在原配尚在人世之时就再婚？” ^[60]在他看来，重婚和离婚都是不合理的，它们违背了婚姻的本质，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他认为没有任何的例外，而且明确地反对通奸可以导致离婚。但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且承认通奸可以导致离婚。这起因于北安普敦侯爵威廉·帕尔的离婚事件。

1542年，教会法庭因其妻通奸而判决帕尔夫妇分居。接着，帕尔开始努力获得许可再婚，尽管此时前妻仍然活着。1547年5月7日，克兰麦组织委员会调查此事以确定帕尔是否可以再婚。调查本身就说明在离婚问题上，英国教会开始让步。因为根据中世纪教会的规定，夫妻因一方通奸而分居后都不得再婚。但在克兰麦得出结论前，即1548年1月28日，帕尔再婚了，他宣称根据上帝的旨意，他已经解除了自己与前妻的关系，婚姻的不可解除论只是天主教法律的一部分。帕尔给英国国教会提出了两个挑战：一是夫妻一方通奸可以导致离婚，而不仅是分居；二是他提出依据神意通奸解除了婚姻，这意味着通奸本身就使离婚成为必须，而司法程序和审判都是不必要的。

当然，帕尔的观点并没有被马上采纳，在克兰麦就他的前次婚姻形成意见之前，他与现任妻子必须分居。最后，克兰麦还是认可了通奸是离婚的理由，似乎还附带承认了抛弃可以导致离婚。他的这种立场的主要依据也是《圣经》的规定。他说，基督谴责所有的离婚，但通奸的情况例外。基督说婚姻就是两人成为一体，但如果一方与其他人成为一体，破坏了婚姻，那该婚姻就被解除了。福音书中经常说夫妻有权主张对方的身体，彼此都要待以合宜之份，而没有解除婚姻纽带的分居显然与这是相违背的。圣保罗说夫妻中不信的一方如果要离开，信的一方就不再受婚姻纽带的约束，这似乎是因抛弃而解除了婚姻纽带。当然，通奸是更重要的离婚理由。^[61]虽然克兰麦在该婚姻案例上的意见得到了采纳，显然当时人们并不愿意这成为离婚的先例。在议会通过一个专门的法案解除了前次婚姻后，帕尔的再婚才得到认可。这也开了议会离婚的先河。

1550年，爱德华六世再次组成委员会拟改革教会法，并在1553年形成了《宗教法改革草案》。该草案专门用了一章来阐述通奸与离婚的问题。它提出的离婚条件有通奸、抛弃、丈夫外出过久、一方对另一方有致命的敌视和丈夫对妻子过度的虐待。不过只有无辜的一方可以再婚，而过错方都要受到经济上的处罚，而且还被处以终生监禁或流放。这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新教的思想，也是英国宗教改革后改革离婚法的一次最为大胆的尝试，因此有必要具体阐述一下它对离婚的规定。

此时已经允许教士结婚，该草案首先对教士通奸的问题做了规定：如果已婚教士通奸、私通或乱伦，那么他的全部财产都转归其妻儿；如果他有圣俸，他不仅会被剥夺圣俸，而且再也不能获得新的圣俸；他还要被处以终生流放或关入地牢。对俗人通奸的规定是：如果丈夫通奸，那么就要归还其妻的全部嫁妆，并且将自己的一半财产出让给她，并被处以终生流放或监禁；如果妻子通奸，那么她就会丧失自己的嫁妆和其他从丈夫处得到的财产，并被处以终生流放或监禁。无过错方如果愿意完全有再婚的自由，因为他/她不应该为别人的错而付出代价，就像不能违背人的意愿将独身强加于人一样。^[62]

不过如果夫妻中一方通奸，该草案主张无过错方应该出于最崇高的婚姻之爱原谅过错方，破镜重圆，夫妻和好。而且，夫妻相离是件严肃的事，会给家庭造成严重的混乱。因此，就通奸而言，除非教会法官认真调查了事情真相，并做出判决，任何人都不得自作主张离婚和再婚。否则，他/她会丧失自己的权利。一旦法官确信某人通奸，他应该告知其配偶他/她有再婚的自由，不过法官需要设置一个一年或半年的期限，以便期间夫妻可以和解，如果在这个期限内没有和解，那么无辜方就可以再婚了。^[63]

关于抛弃，夫妻中任何一方离弃对方，如果离开者能够被找到，那么应该通过建议、劝诫和惩罚迫使其回到自己配偶身边，和谐地共同生活。而顽冥不化者要被处以终身监禁，被抛弃方可以要求教会法官授权自己再婚。如果无法找到离开方，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对其进行传唤，如果他/她没有出现，也没有代理人出现，那么法官应该允许2—3年的时效，以便离开方可以有时间回来。期间，如果他/她没有亲自出现，也没有为长期的离开做出合理解释，那么被抛弃方就可以解除与其的婚姻纽带，并且再婚。如果离开方回来时时效已过，这些法律程序已经结束，新的婚姻也已经缔结，那么他/她应该被终生监禁，另一方的婚姻是完全合法的。^[64]

如果丈夫不是抛弃妻子，而是因为参军或经商或因其他类似的正当合理的原因而外出了很长时间，但又不能确知他是死是活，那么在妻子的请求下，法官批准妻子再等待2—3年，如果丈夫在此期间还没有回来，也不能证实他是否还活着，那么应该准许妻子再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前夫后来又回来了，只要他能证明长期滞留在外不是自己的过错，那么妻子应该回到他身边，如果他没有充分的理由做解释，那么他会被终生监禁并丧失对妻子的权利，而妻子可以合理地维持她的第二次婚姻。^[65]

如果夫妻之间产生了极度的敌意，以致一方要致另一方于死地，这种行为一旦被法庭证实，夫妻就应该离婚，因为对生命与健康的威胁所造成的伤害远甚于抛弃和通奸。如果丈夫对妻子很残酷，言语和行为都过度暴虐，只要他有可能改正，教会法官予以批评教育。要是告诫和劝告不能奏效，那么法官就应该通过要求他交纳保证金或立保证书迫使其不再伤害妻子，并善待她。如果这么做还是无效，那么他将被看作是其妻致命的敌人，而妻子应该被准许离婚以作为解脱，而且可以再婚。^[66]

但是，一些小的分歧和无法治愈的疾病都不能导致离婚。如果一方煽动另一方通奸或夫妻双方都通奸，那么他们就不能离婚。该草案还认为分寝分食的“离婚”违背了神意，孳生了极大的错乱，给婚姻带来了诸多的灾祸，因此应该被废除。

如果该草案获得通过，那么在英国离婚将比大陆新教国家更加自由。只可惜，议会对其稍做讨论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它所体现的离婚思想太自由了以致当时还无法让人接受，而且其中对通奸的严厉处罚措施也不得人心。随着1553年爱德华的去世和玛丽女王的继位，这场改革彻底夭折。这并不能说明这个文件没有意义。它并非只是少数新教狂热分子的心血来潮之作。首先它并非空穴来风，其中的观点都是有思想基础的，很多新教思想家都表述过类似的看法。其次，在整个16、17世纪，它都在发挥着影响。在伊丽莎白时期，该草案得到出版，在1640年革命前夕又被两次再版。这说明改革虽然流产，但这个文件以及其中的观点都没有被遗忘。最后，1857年英国的首部离婚法采纳了其中的许多观点。所以它本身是有生命力的，并且指引了英国离婚法改革的方向，只不过因为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没有成为现实。

1558年伊丽莎白上台后再次恢复了改革委员会的工作。由于上院的反对，对离婚没有作出任何改革。1566年，一些较激进的新教徒再次努力试图复兴《宗教法改革草案》，但只是以59比58的票数勉强在低级教士会议上获得通过。1571年激进改革派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希望能使该草案在教士会议和议会获得通过。同年，约翰·福克斯首次将该草案出版，并呈给下院。下院组成了一个24人委员会考虑此事并与主教们协商。但是，它对于温和的新教徒以及同样温和的女王而言还是太激进，因而还是没有被认可。对离婚法的改革也随之胎死腹中。不仅如此，到伊丽莎白统治的晚期，为了维护教会的秩序，打击极端思想，政府保守的倾向更加清楚和坚定。

尽管如此，还是有些人和北安普敦侯爵一样相信分居后可以再婚。约翰·斯塔威尔是一名富有的乡绅和萨默塞特的一名治安法官。1565年，他因为妻子与仆人通奸而获得了分居的判决。1572年，他要求巴思和韦尔斯的主教准许他再婚，此时他的原配妻子还活着。他也承认自己的要求违背了普通法和王国的法令，但他声称自己无法与妻子和解，又需要合法的男性继承人来继承自己庞大的家产。主教将他的请求上传给坎特伯雷大主教马修·帕克。大主教虽然很不情愿，但最终还是批准了斯塔威尔的请求。由于该婚姻在合法性上存在的问题，为了避免前妻起诉，斯塔威尔付给她600英镑的赔偿金。不过，再婚没有得到普通法的承认，因此当1604年斯塔威尔去世时，前妻还是依法得到了自己的寡妇产。^[67]

革命前夕对通奸普遍的憎恶情绪使极端思想最终占了上风，因此共和国建立后并没有改革离婚法，而是通过了1650年《反通奸法》。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曾有人提议说如果夫妻一方通奸，那么应该允许他们离婚。离婚案件有一人以上的可信赖的证人就足够了，案件的审理由三个治安法官组成陪审团进行。1653年贝尔朋议会通过的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婚姻的世俗性，离婚却没有被许可。在整个革命时期英国经历多种思潮的激烈交锋，对于离婚，主导的观点仍然是保守的。比如，1654年在讨论是否允许犹太人居住在英国时，就有人反对说“他们结婚和离婚的习俗和行为是非法的，会给我们带了及其恶劣的影响”。^[68]

在离婚改革上真正有所突破还是在复辟以后。通过教会内部的改革，离婚几乎没有任何希望得到允许。意识到国教会对离婚不太可能有所作为，世俗的机构议会开始介入此事。在17世纪后期出现了所谓的议会离婚。一般情况下它是指在通奸的情况下夫妻首先得到教会批准分居，然后无过错方提出法律诉讼，最后议会特别授权其离婚，并允许其再婚。但也有的议会离婚是出于其他原因，或没有事先得到分居判决，或双方都有通奸行为，都是过错方的情况。总之，从17世纪末期开始议会越来越广泛地涉足解决婚姻争议。议会插手离婚案件在16世纪早有先例，但真正的制度化还是始于1670年罗斯勋爵的离婚案件。

1658年，约翰·罗斯与安·皮埃尔庞特结为连理。婚后夫妻关系很快开始恶化。1661年，约翰控诉安通奸，并且得到分居判决。1670年，约翰要求议会通过一个授权法允许他再婚。他的请求甚至得到了查理二世的支持。最后，议会通过了一个“有关个人利害的法案”（private act），解除了他的前次婚姻，并且准许他再婚。^[69]在颁布离婚法之前，这个案件不断地被支持离婚的人援引。

在1670年后的近200年的时间里，由议会通过这种法案解除婚姻并准许再婚的方法就成为英国唯一合法的离婚渠道。当然，这种离婚程序非常费时，也很昂贵，只有少数人可以承担。从1670年到1799年只有131例。但它毕竟冲破了婚姻不可解除论的樊篱，从此离婚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只不过存在现实的困难而已。而不堪其负的下层民众运用自己的方式解决离婚问题。在16世纪就出现所谓的“卖妻”离婚^[70]，在18世纪变得非常普遍。在北方地区还出现了一种“扫把”离婚^[71]。这两种方式都是出自夫妻双方的自愿而且也得到当地社会的认可。

【注释】

[1]Brooke, Christopher N.L. The Medieval Idea of Marriage, p143.

[2]Guy, John. Tudor England, p10, p13.

[3]Douglas, David C.(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5, p697.

[4]Scarisbrick, J. J. Henry VIII, London : Eyre Methuen, 1981. p8.

[5]Lindsey, Karen. Divorced, Beheaded, Survived, a feminist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wives of Henry VIII, New York :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pp23-24.

[6]Brooke, Christopher N.L. The Medieval Idea of Marriage, p164.

[7]Scarisbrick, J. J. Henry VIII, p150.

[8][美]克莱登·罗伯兹、[美]大卫·罗伯兹著：《英国史》，第317页。

[9]Scarisbrick, J. J. Henry VIII, p160.

[10]Guy, John. Tudor England, p109.

[11]Powell, Chilton Latham. English Domestic Relations, 1487-1653, pp207-208.

[12]Smith, Preserved. "German Opinion of the Divorce of Herry VIII.",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27, No.108, p673.

[13]Phillips, Roderick. Putting Asunder : a history of divorce in western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75-76.

[14]Smith, Preserved. "German Opinion of the Divorce of Herry VIII.",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27, No.108, p677.

[15]Smith, Preserved. "German Opinion of the Divorce of Herry VIII",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27, No.108, p679.

[16]24 Henry VIII, c.12, 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 III, p428.

[17]Hugh Latimer, the first sermon(1549), C4, in Thompson, Torri L.(ed). Marriag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v3, pp75-79.

[18]Thompson, Torri L.(ed). Marriag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v1,pp229-230.

[19]25 Henry VIII, C.22, 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 III, p472.

[20]28 Henry VIII, C.7, 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III, p658.

[21]Heinrich Bullinger. the Christen state of matrimonye(Antwerp, 1541), in Clair, William St & Maassen, Irmgard(eds). Conduct Literature for Woman 1500-1640, v2, p187.

[22]Ibid, p190.

[23]Henry Smith. a preparative to marriage, H4, in Thompson, Torri L. (ed). Marriag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v3, p451.

[24]Martin Bucer. The Judgrment of Martin Bucer, concerning divorce, John Milton(trans), in Thompson, Torri L.(ed). Marriag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v4, p389.

[25][英]托马斯·莫尔著：《乌托邦》，戴镏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9页。

[26]Heinrich Bullinger. the Christen state of matrimonye(Antwerp, 1541), in Clair, William St & Maassen, Irmgard (eds). Conduct Literature for Women 1500-1640, v2, p188.

[27]Phillips, Roderick. Putting Asunder : a history of divorce in western society, p182.

[28]Martin Bucer, The Judgrment of Martin Bucer, concerning divorce, John Milton(trans), in Thompson, Torri L.(ed). Marriag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v4, p398.

[29]William Tyndale. an exposition upon the V.VI.VII.chapters of Mathew(1533)(exerpt), f4, in Thompson, Torri L. (ed). Marriag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v3, pp10-11.

[30]Powell, Chilton Latham. English Domestic Relations, 1487-1653. p74.

[31]Ibid, p74.

[32]Henry Smith. a preparative to marriage, H4, in Thompson, Torri L.(ed). Marriag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v3, p454.

[33]William Tyndale. an exposition upon the V.VI.VII.chapters of Mathew(1533)(exerpt), f4, in Thompson, Torri L.(ed). Marriag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v3, pp14-15.

[34]Ibid, p16.

[35]Henry Smith. a preparative to marriage,H4, in Thompson, Torri L.(ed). Marriag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v3, p453.

[36]Martin Bucer. The Judgrment of Martin Bucer, concerning divorce, John Milton(trans), in Thompson, Torri L.(ed).Marriag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v4, p392-393.

[37]Ibid, pp388-389.

[38]Henderson, Katherine Usher & Mcmanus, Barbara F.(eds). Half Humankind : contexts and texts of the controversy about women in England, 1540-1640, Urbana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p74.

[39]John Rainolds. a defence of the judgement of the reformed churches, in Thompson, Torri L.(ed). Marriag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v4, p303.

[40]William Whately. a bride-bush or a wedding sermon,(1617), A3, in Thompson, Torri L.(ed). Marriag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v4, pp312-315.

[41]Clair, William St & Maassen, Irmgard(eds). Conduct Literature for Women 1500-1640, v5, p184.

[42]Phillips, Roderick. Putting Asunder : a history of divorce in western society, p118.

[43]Shanley, Mary L. "Marriage Contract and Social Contract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32, No.1, 1979, p83.

[44]Anon. an answer to a book, intitled, the doctrine and discipline of divorce, in Thompson. Torri L.(ed). Marriag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v4, p418.

[45]Shanley, Mary L. "Marriage Contract and Social Contract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32, No.1, 1979. p85.

[46]Hill, Christopher.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 Temple Smith, 1972. p12.

[47]Powell, Chilton Latham. English Domestic Relations, 1487-1653. p88.

[48][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9—51页。

[49]Shanley, Mary L. "Marriage Contract and Social Contract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32, No.1, 1979. p91.

[50]Keith Thomas. The Puritans and Adultery,the act of 1650 reconsidered,in Pennington, Donald & Thomas, Keith(eds). Puritans and revolutionaries : essays in seventeenth-century history presented to Christopher Hi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261.

[51]Erasmus. the censure and judgement, A5, in Thompson, Torri L.(ed). Marriag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v3, p205.

[52]Ibid, J, ibid, p330.

[53]Ibid, K, ibid, p346.

[54]Erasmus, the censure and judgement, A2, in Thompson, Torri L.(ed). Marriag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v3, p197.

[55]Phillips, Roderick. Putting Asunder : a history of divorce in western society, p98.

[56]Powell, Chilton Latham. English Domestic Relations, 1487-1653, p61, p64.

[57]Keith Thomas. The Puritans and Adultery,the act of 1650 reconsidered,in Pennington, Donald & Thomas, Keith(eds). Puritans and revolutionaries, p261.

[58]William Whatley, a bride-bush, or a wedding sermon(1617), A3, in Thompson, Torri L.(ed). Marriage and Its Diss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312.

[59]Ibid, B, ibid, p315.

[60]Phillips, Roderick. Putting Asunder: a history of divorce in western society, p79.

[61]Phillips, Roderick. Putting Asunder : a history of divorce in western society, p80.

[62]Bray, Gerald. Tudor Church Reform, p265.

[63]Ibid, p267.

[64]Ibid, p269.

[65]Bray, Gerald, Tudor Church Reform, p271.

[66]Ibid, p271.

[67]Stone, Lawrence. Road to Divorce in England 1530-1987, pp304-305.

[68]Phillips, Roderick. Putting Asunder : a history of divorce in western society, p131.

[69]Stone, Lawrence. Road to Divorce in England 1530-1987, pp309-311.

[70]“wife sale”，是指以一种类似于在集市拍卖牲口的做法将妻子卖出去。实际上这是买卖双方以及被卖的女子三者事先已经达成协议的民间离婚行为。这种公开买卖形式只是一种仪式，其作用在于使离婚行为公开化，并且获得当地社会的认同。

[71]“besom divorce”，是指在婚后一年内，如果夫妻无法生育或性情不和而自愿离婚的一种形式。这源于一种民间婚礼仪式“扫把婚礼”（besom marriage），这是指在证人在场的情况下，男女从放在门口的扫把上跳进屋子，如果他们都没有碰到扫把也没有移动扫把，成功地跳进去了，那么他们就算结婚了。同样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如果他们中的一方从放在门口的扫把上成功地跳出屋子，那他们就离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