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婚姻是指既没有公布结婚预告，也没有按照规定程序获得教会特许证就缔结的婚姻。这种婚姻的秘密性是针对它缺乏官方所认可的公开性而言的，并不完全是指结婚双方在没有任何证人的情况下的私定终生的行为。这只是解除了夫妻双方共同生活的义务，而没有解除他们之间的婚姻纽带，因此不是真正的离婚，所以文中直接将之翻译为分居。在1857年前这是唯一一条离婚的法律途径，其前提就是夫妻一方的通奸行为，而且只有无过错方可以再婚。......
2023-07-26
近代英国婚姻观念的变迁与教育发展
【摘要】：教育的发展与文化传播的进步在提高社会文化水平、促进知识普及的同时，也促进了新规范和新思想的传播，进而也促进了社会婚姻观念的变迁。在这一时期，英国的教育设施和教育需求都有很大发展，而且这种发展体现在从基础教育直到高等教育的各个教育层次中。教育的发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强化了政府在法律和道德两个方面所做宣传工作的效果。这项工作要取得实效也有赖于牧师和教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教育的发展与文化传播的进步在提高社会文化水平、促进知识普及的同时，也促进了新规范和新思想的传播，进而也促进了社会婚姻观念的变迁。
在这一时期，英国的教育设施和教育需求都有很大发展，而且这种发展体现在从基础教育直到高等教育的各个教育层次中。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律师协会的学生人数急剧增长。尽管建立了许多新的学院和校舍，这些大学依旧人满为患。除了入学人数增多以外，学生的社会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在16世纪70年代和17世纪30年代间，牛津大学有一半以上的在校生出生于平民家庭，许多学生家长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如农夫、织布工、手套商等生意人或工匠。[8]
在城镇和乡村教区也建立了许多私立的文法学校。此外还有大量简易的小学校，其中只有一名教师给当地儿童教授一些基本的读写知识。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建立的文法学校有136所，詹姆斯一世时期建了83所，查理一世时期建了59所，查理二世时期建了80所。在1673年仍然存在的文法学校有704所。投入到这些私立文法学校的资金也是很可观的。在1603年后的40年有383 594英镑的慈善款资助教育，其中220 600英镑用于资助文法学校。[9]至少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剑桥郡南部的学校数量一直在增加，从教人员的素质也提高了，给剑桥郡村民提供了充足的受教育的机会，如果经济条件许可，他们的文化水平应该会有很大提高。[10]
随着教育的发展，文化普及率也开始有所提高。在16世纪中期，英国约有20%的男子和5%的女子能够签署自己的名字，到17世纪中期，这个比例分别提高为30%和10%。[11]
教育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读写能力，整个社会接受和传播新知识、新观点的能力也提高了。根据当时历书销售情况，可以了解人们对阅读的兴趣以及对信息的渴望。历书上所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除了日历外，还有有关当地情况的一些信息，以及时事新闻和大量的社会、政治与宗教的评论。到17世纪60年代，历书每年的销售额达40万册，足以让五分之二的家庭拥有一本，其售价一般在2便士到6便士之间，因此其消费群体主要是中等阶层。[12]阅读可以大大地开阔人们的视野，使人们更加能够了解当时的一些社会、政治和宗教上的新观念。
教育的发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强化了政府在法律和道德两个方面所做宣传工作的效果。1584年，萨默塞特约有54%的法官受过高等教育，在北安普敦郡这个比例是50%，到1636年该比例分别提高到86%和82%。[13]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预防潜在的社会不稳，发布了大量的王室文告，制定了许多法律法案，并且大力宣扬政府的立场和举措。新立法接连出台，以致为了使地方官员能够有效地执法，用于指导他们工作的法律手册需要不断地更新。1577年托马斯·普尔顿的《刑法概要》出版，到1603年时再版了8次。迈克尔·道尔顿的《乡村司法》是17世纪早期一本非常流行的司法教材，在1618年到1635年间就出了7个新版本。[14]执法者素质的提高无疑会对理解和贯彻政府的规定会有很大帮助。对于一些重要的法律，政府还要求在当地教堂张贴出来，以便于人们了解。显然只有具备了阅读能力，人们才能够看懂其中的法律要求。
在道德方面，政府做了大量的教化工作。这主要表现在发布布道文集，并且规定教区牧师定期向教民宣讲其中的内容。这项工作要取得实效也有赖于牧师和教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在英国完成宗教改革后，英国的教士队伍存在严重问题，其人员不仅数量很有限，而且素质也有很大欠缺。1576年，在林肯和斯托主教区，对教士的《圣经》经文知识的测验显示，396名教士中只有123名有能力履行其职责，而在莱斯特主教区93名教士中只有12名有足够的《圣经》知识。1585年，奇切斯特主教区的120名教士中只有35名能够布道。[15]不过这种状况很快就得到了改善。从1580年到1630年，在林肯郡、沃里克郡、威尔特郡和苏塞克斯，教士不仅在数量上明显增加了，而且他们的文化素质以及布道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显著提高。在伍斯特教区，在1580年只有23%的教士取得过学位，到1620年上升为52%，到1640年达到84%。[16]到17世纪30年代，英国已经有一只良好的教士队伍，虽然他们彼此的文化水平可能会有很大差异，但大部分人都能够了解当时社会上有关宗教问题的争论，并且愿意为提高当地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普及宗教知识而努力。由于他们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也具备了做好这一工作的能力。
当然，教育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一样，受益者主要只是社会的中上层。不过，其影响不可能只局限在社会的中上层。文化的普及使印刷材料成为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宣传手段，同时口头信息的传播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补充。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掌握知识，知识传播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下层民众也会在耳濡目染中受到影响。比如，讲道就会使知识的影响力超越社会等级的界限，上面所说的讲道者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威廉·古奇曾在剑桥的伊顿和国王学院受教育，威廉·惠特利在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都受过教育，并且取得了学位。从书本等印刷品所获得的知识也可以通过日常的谈话、讨论等交流方式进一步扩散。对共和国时期剑桥郡异议观点的发展的研究表明，17世纪50、60年代在乡村各种宗教观点的游说非常之活跃而且热烈，甚至社会的最下层以及妇女都参与到讨论中来。[17]
在这种背景下，新教思想家和改革者这些社会精英所宣扬的新婚姻观念以及政府在此基础上的制度调整都势必会对民众的婚姻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
【注释】
[1][意]加林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页。
[2]同上，第38页。
[3]同上，第39页。
[4]Guy, John. Tudor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32; Wrightson, Keith. English Society 1580-1680,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22.
[5][英]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6]Wrightson, Keith. English Society 1580-1680, p131.
[7]Wrightson, Keith. English Society 1580-1680, pp26-27.
[8]Sharpe, J. A. Early Modern England :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 London : Edward Arnold, 1987. p258.
[9]Sharpe, J. A. Early Modern England :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 p264.
[10]Spufford, Margaret. Contrasting Communities: English villager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Gloucestershire : 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 2000. p191.
[11]Sharpe, J.A. Early Modern England :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 p270.
[12]Wrightson, Keith. English Society 1580-1680, p197.
[13]Ibid, p192.
[14]Wrightson, Keith. English Society 1580-1680, p151.
[15]Ibid, p206.
[16]Ibid, p209.
[17]Spufford, Margaret. Contrasting Communities, 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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