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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顶层推动的地位与实践

【摘要】:而粤港澳大湾区则更加强调顶层推动。因此,顶层设计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极其不凡的地位。从已有的粤港澳合作实践而言,由于“一国两制”的特殊地方治理模式,内地与港澳特区在合作模式、合作方法上都会有极强的顶层推动与参与。如果将视野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甚至扩展至内地全部地区,“特区租管地”模式无疑是顶层推动的“特别区”。

一般而言,地方政府的竞争是区域合作发展,特别是区域法治发展的动力来源;资本、人才、技术等优质要素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被视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应商,如果一个供应商提供的产品相较于其他供应商产品更差,优质要素就会退出,形成“用脚投票”的模式。[15]因此,一般的区域合作,包括湾区经济更多地强调自发性,强调要素的自由性,国家公权力本身的影响力度较小。而粤港澳大湾区则更加强调顶层推动。可以发现,粤港澳大湾区是2017年国家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甚至回溯“十三五规划”,其中一段写道:“加大内地对港澳开放力度,加快前海、南沙横琴等粤港澳合作平台建设。加深内地同港澳在社会民生科技、文化、教育、环保等领域交流合作。深化泛珠三角等区域合作。”其中已经有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踪影。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更是鲜明地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问题。因此,顶层设计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极其不凡的地位。

从已有的粤港澳合作实践而言,由于“一国两制”的特殊地方治理模式,内地与港澳特区在合作模式、合作方法上都会有极强的顶层推动与参与。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所设立的“机制体制安排”便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广东、香港、澳门四方共同签署协议来推进的,从而解决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合作事项。国家发改委的牵头协调功能,加大了总体规划和协调的力度。[16]而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的成功实施更是粤澳合作的成功典范。其合作也体现着顶层的重要推动作用,形成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为前提,并由国务院决定管辖范围、签订租赁合同、适用特别行政区法律的特区租管地模式。[17]类似的治理实践也包括深圳湾香港口岸的设计与运作。如果将视野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甚至扩展至内地全部地区,“特区租管地”模式无疑是顶层推动的“特别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