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南方唱书研究：揭示落地唱书与越剧

越剧的诞生经历了“唱书”“田头唱书”“沿门唱书”“落地唱书”“小歌唱班”等五个阶段。“起初，‘唱书’是农民的一种自娱性的形式。每当劳动之余，农民便聚在田头三五成群地唱起来；或者在夜晚聚到晒谷场上，用‘唱书’来描绘所见所闻，抒发感情，不少农民都有即兴编词的本领，有些生动的唱段又被别人辗转学唱。这时的唱书，完全是业余性质的，一般称之为‘田头唱书’。”^[1]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军队占领了舟山，浙东地区引起惊慌。1861年，太平军占领了杭州、萧山、绍兴、宁波、嵊县等地，并与英、法联军展开血战。《北京条约》后，清政府和外国势力共同镇压了太平军。战乱加上灾荒，农民、小手工业者流离失所，生计难以维持，一些会唱书的农民、小手工业者便出去沿门卖唱，于是便出现了半农半艺的农艺人。他们农忙时在家种田，农闲时以及节庆日出去唱书，称为“沿门唱书”。唱书人一般为一个人，称为“单档”，左肩背钱褡子，右肩一只干粮袋，手里常常拿一个用竹管做的旱烟袋，敲着人家门槛伴奏，再唱些吉利话，也唱类似北方鼓词和南方弹词开篇的小段子，如《十稀奇》《十古怪》《蚕姑娘》《绣荷包》等。唱完后，主人家往往拿出一条或者几条白白的年糕作为回报，所以这样唱书也成为“白条书”。后来，唱书的形式又发生了变化，旱烟袋变成了毛竹片的尺板和毛竹节做的“笃鼓”伴奏，单人变成双人，称为“双档”，主唱者打尺板，叫“上档”，帮腔者敲“笃鼓”，叫“下档”，唱书的书目也多起来了，从“沿门唱书”改为农村里走来走去，也称为“走书”，这种形式易学、易唱，内容易懂，唱书的艺人也越来越多，听众也越来越多。唱书的艺人进入了中小城镇的茶楼酒肆，并且与这些老板签订了合同，有了相对稳定的演唱地点，从此，“沿门唱书”就变成了“落地唱书”。^[2]

“落地唱书”演唱形式：主唱者面前一般都放一个案桌，边说唱边用手做一些简单动作，帮腔的人在旁边敲尺板、笃鼓，并以人声合以尾腔。由于到了城镇，再唱一些讨饭吃的“唱书”书目是维持不下去的。这样，艺人们就从原先就流传在本地的一些长篇木刻唱书、民间传说、戏曲故事、弹词中吸收营养，直接拿来或稍加改编使用，如《金龙鞭》《珠蟒袍》《丝罗带》《珍珠塔》《白玉带》《失金钗》《狗报恩》《王小二过年》《卖婆记》《卖青炭》《双巾园》等。这时期比较出名的艺人有金芝堂、相金堂、汪福堂等。1889 年，金芝堂将“湖州三跳”唱书的曲调之长处融合到“四工合调”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曲调，艺人们称之为“湖调”，帮腔中用了“呤嘎呤嘎衣呤嘎”等衬字帮腔，也称为“呤嘎调”。在流传过程中，“呤嘎”分成了南北两派，南派艺人大多在偏僻的山区唱书，书目多取自民间故事、戏曲故事，唱词浅近通俗，曲调粗犷激昂；北派多在平原地带唱书，常从木刻唱书、小说、弹词书目中稍加改编创作，唱词讲究韵节、用典、曲调较为婉转平缓，说唱性强。“呤嘎调”的形成和发展，使得“落地唱书”在表现内容上更加丰富，艺术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也就在这个时期，“赋子”和“肉子”出现了。“赋子”是描景状物、铺排渲染的一种相对固定的唱段，这是艺人们从沿门唱书起，长期实践经验的产物，这些表现某些特定环境、特定事物的唱词，为适应即兴表演编唱的需要，就把这些唱词逐步稳定下来，以后遇到新的题材，只要在适当地方套用这些“赋子”或稍加变化，便能应付过去。早期越剧演的都是“路头戏”（幕表戏），有了这些“赋子”，演员排新戏时，只要派场师傅把故事情节和上下场次序说明，演员就会将平时学会背诵的各种赋子，恰当地应用进去，一台戏就很快可以上演了。“赋子”和北方鼓词的“赞”一样，是预先整理好或编撰好并让唱书艺人背熟的一些常用的现成的套句，用来描写人物、事物、物体、环境等。如街坊、夜景、茶坊、西湖、讨饭、瞎子、苦难、乞讨、庙堂、灵堂、厅堂、难药、公堂、帝王、花园、大风、大雪、夕阳、撑船、花灯、抽斗、一年、节气、知足等。“赋子”全部都是严格的七字句唱词，例如撑船赋子“一出门来二里桥，三人拉纤四人摇，五位姑娘船中坐，六个油头岸上瞧，七个公子靠船窗，八位粉头将手招，九里亭前将船泊，日出东方万丈高”。^[3]“肉子”是长篇书目中有特色的精彩片断，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在演唱中不断加工，从情节进展、人物关系、细节安排直到语言，都越来越吸引人。如《梁祝哀史》中的“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即是，“肉子”相当于越剧形成后脍炙人口的折子戏。

20 世纪初，演唱形式又有了发展，开唱时，主唱先拍一下净木，念四句定场诗，或打个比喻，讲几句江湖行话；唱书时增加了表情、动作，可以来回走动，做出不同的姿势，如上楼下楼、骑马坐轿、花园观景、绣花缝衣等；音分五色，按书目中人物的身份、性别用生、旦、净、末、丑的不同嗓音，有时双档分别担任男角和女角，男角持黑纸扇，女角拿白手绢，帮腔者有时还插科打诨一番，或加入几句对白。在演唱复杂时，可以增加到四五个人，这时的“落地唱书”又称之为“走台书”“台里书”。它不仅有听觉形象，还增添了视觉形象，这样，曲艺形式的“唱书”逐渐开始了向舞台剧形式的戏曲过渡。^[4]

在张继舜先生编撰的《落地唱书》一书中，收入长短唱书48 篇，包括赋子和曲目唱书。张继舜先生说：“解放以后，我县‘落地唱书’的艺人已经寥若晨星，但是唱书转演‘小歌班’的演员还频有人在。这部稿集，我是从近百个老艺人的口述记录稿中整理出来的。”^[5]

《落地唱书》中也收入了清末民初时期一些唱书艺人说唱的“长篇叙事诗”类的“唱书”，如《小方卿》《乱弹琴》《怪事情》《真蹊跷》《败子回头金不换》《长姑娘》《矮姑娘》《懒姑娘》《周老龙卖五爪葱》《赖婚记》《童养媳回娘家》《卖青炭》《卖草囤》等，这些“落地唱书”中“长篇叙事诗”唱书曲目，后期成为经典的越剧曲目，如《赖婚记》《童养媳回娘家》《卖青炭》《卖草囤》等。这些书目仅仅是落地唱书中的一部分，在清末民初在嵊县及其周边地区卖艺的“落地唱书”艺人人数更多，他们所接触、传递、使用的曲目也更为丰富。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得到关注，很多落地唱书流失掉了。今天能够看到类似《落地唱书》所搜集到这些资料也已经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了。但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流传的越剧传统剧目中，也透露出了很多相关越剧剧目与“落地唱书”之间的紧密联系信息。

（一）从唱书《童养媳回娘家》到越剧剧目《养媳妇回娘家》

《落地唱书》中的《童养媳回娘家》是根据老艺人李岳赍的口述整理而成者，全文近四千字，是由唱词和说白交杂组合而成，其唱词句子基本都是严格的七字句，如：

（童唱）正月梅花兜雪飞，里厢走出我阿妃。

只因家穷光四壁，幼小山窝童养媳。

从来无有归娘家，我心里啊常挂记。

爹娘勿知健勿健，哥嫂弟妹可和气。

今朝无有啥事体，我想回转娘家去。

梳头洗脸早完毕，新新衣裳又换起。

一走走到中堂里，婆婆跟前行个礼。

（白）“婆婆”“媳妇！侬打扮的介齐整，做啥去？”“我想归娘家去。”“啊，回娘家，侬正月是勿好去咯。”

（唱）正月正是新春里，人来客往要料理。

若还侬归娘家去，我眼有点瞎兮兮。

要扇茶来要扫地，又饲猪来又饲鸡。

烧菜煮饭勿讲起，腰机师傅要来织。

……^[6]

《童养媳回娘家》后来被改编成了越剧的传统剧目《养媳妇归娘家》，其主要内容：“翠英家里贫穷，自幼被卖做养媳妇，终年辛勤操作。正月想回娘家，被堂兄留下，二月想去，被公公留下，三月想去，又被婆婆留下，一直到十二月，始终未能去成。第二年，好容易回到娘家，嫂嫂又看不起她，将家中衣物收藏，防她偷窃，翠英很是伤心，立刻回到婆家。”^[7]

“唱书”《童养媳回娘家》改成越剧剧目后有以下的一些变化。出场人物有翠英、堂兄弟、公公、婆婆、姑娘（阿嫂）、丈夫、大伯公（唱书为三台公）、小叔公、伯母、七老哥、八老弟、父亲、母亲、兄、嫂、弟、妹，主要人物在唱书中是叫作“阿妃”，越剧改成了“翠英”，唱书中没有“堂兄弟”，唱书中的三太公改为了“大伯公”，其他基本没有变化。

越剧《养媳妇归娘家》十七场，除了第二场是增加了翠英遇到去山里收猫皮的堂兄弟，接回家中热情招待，并让堂兄弟捎话让娘家接她回外，其余第一场至第十五场，是按正月至第二年二月“养媳妇想回娘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阻”的顺序来进行叙述的，第十六场是回到了娘家，娘家热情接待情况，第十七场是因嫂嫂怕她偷窃东西，并且不让哥杀鸡，从而引起翠英不满愤而当天坐轿离开娘家回婆家的情况。越剧场次出现的内容顺序正是按照唱书《童养媳回娘家》内容叙述顺序改编的，内容基本相同，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前后相互承继的痕迹。

越剧《养媳妇归娘家》正文唱词和说白形式如下：

第一场（翠英上）

翠：（唱）

正月梅花斗雪飞，里边走出翠英姐。

新年新岁忙来西，炊茶烧饭要料理。

揩好桌子扫好地，要到河边去洗衣。

恨煞爹娘无道理，家贫无计贪财礼。

不管女儿后来期，许到会稽山坳里。

山里头人老脾气，三年勿准娘家去。

自从我到山坳里，日日夜夜出眼泪。

每天五更抽身起，不到初更无休息。

稍微一点不如意，开口就骂养青婢。

……

淘好百米洗好衣，急忙回转家里去（下）。^[8]

第一场除了出现人物名字和科介词语外，皆为严格整齐的七字句，其唱词句式形式同唱书。第二场、第三场才出现了说白的成分：

第三场

（公公上）

公（唱）：

二月杏花叶放开，

村上预备要做戏。

接归女儿和女婿，

连带朋友和亲戚。

都到我村来看戏，来看戏。（翠英上）

翠（唱）：

今朝就是二月二，

清早五更早早起。

头梳梳，脸洗洗，

吃过早饭换新衣，

今天要归娘家去，

行来已到前道地……

公：新娘子，穿了新衣裳，你到哪里去？

翠：我……要归娘家去。

公：勿好去！

翠：公公，为啥勿好去？

公：小院子诺。

（唱）二月十九观音日，

山里有个大会期。

议出三本观音戏，

戏台搭在前道地。

焰火放在墙弄里，

灯彩挂在大厅里。

祭供摆在中堂里，

也放焰火也摆祭。

有囡本要接囡去，

外亲朋友也要接。

至亲百眷都到齐，

何况院子是家里。

戏文来拉看看去，

观音大士拜拜咿。

人客朋友会会齐，

会得人客看得戏。

过了观音圣诞节，

要回娘家三月里。

……^[9]

唱书《童养媳回娘家》公公唱：“二月是个观音节，家长太公早商议，要做三场平安戏，还要放焰火拜祭。戏台搭在大道地，祭筵摆在祠堂里，灯彩挂在我堂前，焰火棚搭贴隔壁，四亲八眷都去接，接拢轿子一道地。……”越剧第三场公公唱的这段词，是从唱书中移植过来并稍做改编的。从上面例子中可以看出，越剧和唱书的句式很相似，都是严格的七字句形式。

（二）从唱书《蓝丝带》到越剧剧目《丝罗带》

《蓝丝带》故事情节在湖南、湖北多处可见，在《湖南唱本提要》中有长沙黄文森刻本《游南京》，《湖北唱本提要》中有清刻本《蓝丝带》，二者所述的情节相同，可见是同一故事的不同名称。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清代湖南益阳头堡文元堂刻本《蓝丝带》唱书，64开本，五针眼，29双页，2258句，15806字。全文从头至尾皆为严格七字句。例如：

自从盘古分天地，三皇五帝治乾坤。

夏禹商周年代远，纣王无道败朝廷。

……

顺治康熙传雍正，乾隆又把位来登。

有道坐位三十载，风调雨顺王太平。

……

不云明君多有道，又吹贤妻程月英。

他的丈夫遭厄苦，千辛万苦把冤伸。

后来生下二个子，俱在朝中佐圣君。

祝氏他也生二子，做了朝廷辅助臣。

全家富贵说不尽，福禄双全唱太平。

行善之人天保佑，作恶之人有神明。

此书名为蓝丝带，万古千秋永传名。

知音君子看一本，消愁解闷过光阴。^[10]

越剧《传统剧目汇编》第十四集中有《丝罗带》，这个本子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越剧老艺人回忆后整理的。内容与《湖南唱本提要》中的《游南京》、《湖北唱本提要》中的《蓝丝带》以及清代湖南益阳头堡文元堂刻本《蓝丝带》唱书的内容有很大的相似度，故事情节基本相同，只是某些角色名称不同。从唱词语言来看，越剧《丝罗带》唱词中，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均是严格的七字句，有着唱本《蓝丝带》的很大继承痕迹。从故事情节来看，传统越剧剧目《丝罗带》是根据唱书《蓝丝带》改编而来，情节基本相同，但将乾隆皇帝私访地点南京改在了广德州泗安县，主人翁周天保改为周天宝，程月英改为陈玉英，恶人武举黄金焕的家奴四人被打死改为打死官家子王龙王虎，路遇贼婆祝氏一家改为路遇途中借宿被歹人许氏和两个丫鬟以及其女周金娟一家所害。唱书《蓝丝带》中的黄金焕和杨知县最后都被五马分尸和斩首午门，而越剧剧目《丝罗带》中却有一个比较好的知县，在周天保被关进牢狱之后，还一直关照周天宝。唱书《蓝丝带》中杨知县一方面收到黄金焕八百两银子和书信后，心想：“有了银子八百两，慢说一个周天保，十个天保活不成。”另一方面，当他听了周天保的诉说经过后，“低下头来闷沉沉，这件官司难为我，手摸胸膛自揣摩，本当官司照直审，难舍金焕八百银，若还不照直供审，天保性命活不成”。最后，还是八百银占了上风，“赃官为难多一会，猛然一计上了身，为人做官不丧心，怎能赚的百姓银，一时怒气冲斗牛，手指天保骂几声”，不仅打了四十大板，还将其脚镣手钮入牢门，“只等上司文来到，那时发落天保身”。越剧《丝罗带》中将知县变为一个好人，也可能是唱书《蓝丝带》中的杨知县在审案过程中思想上所出现的“善意因素”所使然。

表11-1　唱书《卖花记》和越剧剧目《卖花三娘》

由表格对比可以看出，越剧《卖花三娘》是从唱书《卖花记》而来，因为其唱词形式都是七字句，剧情中的人物名称也大致相同，只是越剧直接提炼出更为紧凑的情节，删去前奏，开场即将矛盾集中展现，然后顺着层层推进，更符合舞台表演的要求。所以，越剧的剧目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唱书内容，在继承的基础上稍加改变，同时加以舞台、人物表演艺术，形成有很大吸引力、表现力极强的现代舞台艺术。越剧对唱本故事的改变、情节提炼、更加注重情节矛盾、人物冲突的戏剧化效果。越剧《卖花三娘》对唱书《卖花记》的改编是如此，但是情节上只是删除稍显累赘处，没有大调整。而越剧《双巾园》^[11]则对唱书《九人头》进行了较大的提炼与调整。

《九人头》唱本产生于清朝光绪年间，流传于湖北监利一带，是手抄本，大概有14000字。^[12]剧情比较复杂：

湖北监利县邹铺乡穷秀才杨春龙进京赶考，路遇强盗，身无半文，走投无路，欲寻短见，被岳阳王员外搭救，王员外将他领到家中居住。杨春龙一病不起，误了考期，员外又留他在家中读书，来年再考。王员外五女王秀英对春龙产生爱慕之情。五月端阳节那天，她为自己的终身大事独自叹息。她自言自语被一歹徒偷听去。歹徒便冒充春龙，夜闯秀英闺房，使秀英身怀有孕。这事被兄嫂发现，与秀英商量换房而居，捉拿偷奸人。兄嫂同睡在妹房中。半夜歹徒又来，见床上躺着一男一女，以为秀英另有情人，便一刀将两人全杀死，割下人头，将人头丢在他的债主槽坊老板门前。老板发现，怕吃官司，用银请金柯、银板二人把人头送走。两人把人头提到枯井，银板想独吞银子，又将金柯推入井中，携银而逃。王员外见儿子、媳妇被害，怀疑是被春龙所杀，告到官府。岳阳知县在审案中，从秀英口中得知她与春龙有情，就断案春龙恩将仇报。将他打入死牢。杨春龙家中本有妻室，其妻吴桂英见丈夫进京二年不归，出外寻夫，路过岳阳得知丈夫入狱，探监见夫，方知春龙含冤入狱。她来武昌府，为夫申冤，告岳阳知县错断案。省台重审春龙，深入现场，终将九头案侦破。春龙无罪释放，县官被贬，杀人凶手就地正法。又将王秀英配给春龙成夫妻，以安慰王员外丧子之苦。

越剧《双巾园》的剧情就简单多了：

陈玉英因归还衣衫，隔窗与赵文君交谈，为屠户周小一所见，疑有私情。入晚，潜入玉英房中，冒名文君，欲行非礼，玉英拒之，大声呼喊，小一逃去。次晚，玉英与兄对换房间，小一又来，见有男子，误为文君，出刀砍死，割首投入双井园内。玉英被控通奸谋兄，招出文君前晚曾来迫奸，文君被认为凶手。幸知县细审案情，认为此事并非书生所为，经私行察访，查出真凶。^[13]

两者的情节一对比，就可以看出，越剧《双巾园》对唱书《九人头》进行了删减与改编，更加突出故事性，矛盾集中突出，线索也更为清晰。只是故事的情杀主题、作案情节以及清官断案等重要情节均保留下来，可见明显的继承痕迹。通过对《丝罗带》《双井园》《卖花三娘》这三部越剧剧目来源分析，其应是来自唱书。越剧剧目来自唱书的还有很多，例如越剧《乌金记》改编自唱书《乌金记》、越剧《丝罗带》改编自唱书《蓝丝带》、越剧《养媳妇归娘家》改编自唱书《童养媳回娘家》、越剧《赖婚记》改编自唱书《赖婚记》、越剧《卖青炭》改编自唱书《卖青炭》、越剧《秦雪梅》改编自唱书《秦雪梅吊孝》、越剧《赵五娘》改编自唱书《戏孝琵琶》等。这些唱书有一部分是从沿江地区流传的唱书中直接继承过来的，如《蓝丝带》《九人头》《卖花记》《乌金记》《秦雪梅吊孝》等。也有一部分唱书是由本地艺人创作，其语言风格、故事情节充满了本地社会生活气息，如《童养媳回娘家》《赖婚记》《周老龙卖五爪葱》《卖青炭》《卖草囤》等。^[14]民间戏曲的改编与文人的改写还不同，民间戏曲继承了唱书中直白坦率、敢恨敢爱、坚忍执着等民间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也是明朗直接，不藏匿私人心思。而文人创作改编会有所不同，其对于戏曲、戏剧的改编，往往有所寄托和影射。例如山西阳城文人张锦，仿照传奇《琵琶记》创作了《新琵琶》，《新琵琶》中塑造了至诚至孝的赵五娘、贤良淑德的牛小姐、重情重义的蔡邕，剧中五娘割股入药治好了双亲的病，最后一家乐享受团圆。张锦的创作动机主要是为了给自己圆梦，一圆自己女儿的“孝母”之梦，因其女儿曾真实地割股入药为母治病，只可惜其母依然因病而亡；二圆自己“侍奉双亲”之梦，因其做官在外地，不能陪侍双亲、送葬双亲；三圆自己“被皇帝赦免其罪”之梦，希望自己“至忠至孝”的作品可以打动皇帝，得到皇帝的垂怜。^[15]所以，在这么多的动机之下，文人对戏剧的改编往往更加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