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周学建》为何出现在《夜歌书》中？清代南方唱书研究揭晓！

（一）周学健生平记载及其任职地民众反映

周学健被赐死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十一月，乾隆十五年（1750）新建知县邸兰标主修、新建进士曹秀先纂《新建县志》，道光四年（1824）雷学淦修、曹师曾纂《新建县志》，道光二十九年（1849）崔登龙、彭宗岱修，涂兰玉纂《新建县志》，三部《新建县志》均未出现周学健生平传记资料记载。直至一百二十年后，同治十年（1871）承霈修，杜友棠、杨兆崧纂《新建县志》才将周学健生平传记资料收入其中，收入的文字既不是周氏后人又不是编撰县志的人根据相关史料撰写的，是将未刊行的官方所编撰的《汉名臣传》中“周学健”全文载录的：“周学健，字力堂，雍正元年（1723）癸卯恩科乡试第一名举人（解元），同年联捷进士，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充一统志纂修。七年（1729），丁父忧；十三年（1735）五月，充四川乡试副考官，九月以编修提督福建学政。乾隆元年（1736）迁侍讲；二年（1737），迁右庶子；四年（1739）正月充三礼馆纂修，三月迁侍讲学士，六月转侍读学士；五年（1740）二月充日讲起居注，六月迁少詹事，十二月迁内阁学士，充三礼馆副总裁；六年（1741）二月署刑部右侍郎，充明史纲目副总裁，三月补户部右侍郎，仍兼署刑部右侍郎事，七月命往山东查办御史冯升参私票盐价一案，十月调刑部右侍郎；七年（1742）三月，奉命前往安徽、江苏会同督抚查办灾赈、水利事务；八年（1743），改刑部左侍郎，四月以刑部左侍郎署理福建巡抚，十月授福建巡抚，加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衔；九年（1744）九月，迁江南河道总督，加太子少保衔；十三年（1748）七月，因事获罪革职，前往直隶修城工效力赎罪，八月江南总督奏报学健孝贤纯皇后丧事百日内剃头，不查究，江西巡抚开泰奏报学健家查出兖沂曹道吴通仁贿赂嘱托举荐书信；十月中旬，江南、闽浙查出其于河道总督任内亏空，下旬，大学士高斌、署理两江总督策楞调查会审学健营私婪贿属实，拟斩，乾隆皇帝赐以自尽”。^[18]

作为官方所修《汉名臣传》将主要的“赐死”原因“剃头案”轻描淡写，并以“不查究”结果推诿，而将其归罪在“贿赂嘱托举荐书信”“河道任内亏空”“营私婪贿”等“莫须有”原因上。周学健“国丧”期二十七日剃发，后被江苏巡抚安宁告发，乾隆云“丧心悖逆，不惟一己敢于犯法，并所属官弁同时效尤，弃常蔑礼，上下成风，深可骇异”，即于闰七月革职，押解进京从重治罪，江西巡抚开泰查抄周学健家产，乾隆警告“若稍有回护袒庇之意，断不能保其首领”；大学士高斌将周学健押解至京，乾隆再次警告“伊素与周学健交好，或令周学健自尽，不得到京明正典刑，惟高斌是问”，这难道就是“不查究”？

同治《新建县志》录《汉名臣传》后有一篇简短补充文字：“按旧志失载，今据《汉名臣传》补入。另按《周氏家传》：学健瘦长秀朗，秉性刚方，素负文名，甚有干略。任闽学政，闽人尤悦服，称‘周夫子’。解任，沿途饯送，后再抚闽，咸喜曰‘是活我周夫子来也’。福州府乌龙江系泉漳兴汀四府往来之渡口，江临海口，两岸匪类五百余户，学健视学时知其患，尝语督抚，有策未行，迨任巡抚，于乾隆乙丑腊月乘其酣饮不备，选精兵千二百人擒剿除害。既殁，闽人痛哭建祠以祀。”^[19]这里尽管使用了官方所写认可的“传文”，但却引用了《周氏家传》来暗暗说明周学健被赐死后，其任职之闽地民众的反映。

周学健被赐死不久，其弟周学伋写了《力堂传》：“按行诸郡，生童焚香顶烛，夹道迎送，送者尝与迎者踵相接，虽曲谕严禁不止。洎罢任赴京，沿途彩帜鼓乐，露宿风餐，追随舆侧，直抵境外，呼号拥拜，然后罢去。后五年，再抚闽中，闽人喜曰‘福星来矣！’时值荒歉，斗米千钱，地方大吏，屡谕囤户出粟，粟麏至，所在充斥，不旬日而价值大平，妇女讴于室，老少歌于道，咸曰：‘生我闽民者，果周夫子也。’闽民素号难治，抚绥稍乖辄详然诟厉。兄历任三年，令行禁止，血颂声常载市衢。移督河南报闻，闽人愀然曰：‘吾辈失怙恃矣’，绅士兵民奔走惶惑，请留不可，乃倾国郊送，一如生童之送学政，而人更过之，逮兄殁，闽人大哭，为建祠以祀，至有祀于私室者。”^[20]

同治《新建县志》所引《周氏家传》不见于《重修社林支谱》，与《力堂传》文字也略有出入，两者且有着前后呼应之意图。周学健被赐死一百二十年后，时任新建知县和编纂者仍然将“赐死”“大逆不道”的周学健放入《贤良传》并做补充说明，这说明周学健被赐死后在故乡南昌、新建地区以及南昌府属地区的影响广泛深远。更有意味的是，无论乾隆周学伋《力堂传》还是同治《新建县志》都把“闽人痛哭建祠以祀”或者“至有祀于私室者”写入传记或者补充说明材料中，单单没有写周氏家族、周氏后人、南昌新建故乡人对其死后的任何反映情况，难道是周学健在其故乡人们的心目中还不如其在任职地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显然是在有意避讳“赐死”之韪。

（二）周学健被赐死前后故乡民众反映

周学健“剃头案”发生时，对于周氏家族的影响在《说唱周学建》中能够看到一些影子，“官兵围住周家府，布政三司到门廷。太太听得慌张了，一个公子吊了魂”，本来是朝中封疆大臣，没有任何信息，突然被江西巡抚奉圣旨来查抄，其家族的恐惧惊讶感可想而知。对于异性家族的影响，不仅《说唱周学健》能够看到一些影子，《重修社林支谱》又为这些“影子”作了较为完整的史证补充。周学健系宋周敦颐濂溪公之后裔，元时周学健始祖已在社林村落户。清初，同村有迁自北方南方各地之程、蔡、杨、熊、皮、马、颜、童、朱、曹、谭、夏、李、杜、万、谢及周姓十七姓“共奉社火”，乾隆时“剃头案”发，其中“十三姓皆死徙无后”，剩者除“周”姓外，仅留“谭、夏、熊”三姓。《说唱周学健》中提到了当时的一个事实：江西巡抚开泰奉旨带兵查抄“周家府”，“唬得良民战兢兢。官兵要往李家过，尽夜行走乱纷纷。李家路隔三五里，只说抄洗李家人。人说四川出草寇，四川出了李开花。五百年前共一家，不同宗祖也同华。我今不是木子李，莫非抄洗我李家。是我李家人不少，男女也有三百多。李家大小都逃走，啼啼哭哭好伤情。不说李家人唬死，谁知抄洗姓周人。”^[21]

李家在“周家府”附近“三五里”居住，听到官府抄家消息，误认为是抄李家，全姓连夜逃离此处奔往他乡，这只是《说唱周学健》用文学形式表现出的一个情景，其实当时受牵连被迫逃离社林的不止这一李姓。《重修社林支谱》是这样描述那些突然失踪姓氏的：“李姓旧基在李家岗中腰，至今犹仍故名，其户口绝徙不可考。”“谢姓九基在对面山长石岗，其户口绝徙皆不可考。”“朱姓旧基在夹山顶朱巷口，其户口绝徙皆不可考。”“童、万二姓旧基在万童嘴，其户口绝徙皆不可考。”^[22]

若此类推，周学健“剃头案”之主犯，这样大逆不道行为，得到赐死结果，导致周氏家族被查抄，其弟周学伋在被兄赐死的乾隆十三年十一月戊辰，“依议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23]，官员受牵连众多，按道理被逃亡或被诛杀的应是周氏家族，而非其他家族。据《重修社林支谱》之《周学伋传》记载：“兄总督南河，是岁，被参致罪，籍产，赐帛。公辛免，蒙赦窜归，赁寓于省，教授生徒。”^[24]

同在此传中又有“公蒙恩遣归也，沉酣经史，殚力蒐罗三十余年，六经皆有注疏”，总之，事实上周学伋不仅未秋后问斩，且“蒙恩遣归”，被赐死在北京的周学健与因听闻周学健消息而气死在淮安的母亲均被“归葬”周氏丰城勺口祖坟墓地，无论是周学伋还是周学健的子孙一直传至今日，以教书、医生为职业生存于世间。又据故宫博物院档案记载：“奏为奏明事前阿桂口传圣谕周学健家中情形，今臣留心，臣抵江后加意密察，访得周学健之弟周学伋自乾隆十五年回籍，因与嫂不和，自在省城典住东街范姓小房子，有子二人，长名周文，现在应考，次子尚幼，伊妻舅监生陈姓，亲家尹姓，外别无往来之人。周学伋亦未曾远出。周学健祖房去省六十里，先已入官，后系族人公捐代赎，周学健之妻同媳妇孙子现今居住，并无家人。其媳之父饶允坡系进贤县贡生，婿康姓，吉安府人，往来亦甚稀疏。此外有无踪迹，臣仍不时留心，理合先行奏闻。”^[25]又据《濂溪周氏宗谱》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修《国史功臣列传》，乾隆皇帝特旨命周学健女婿时为州判的康会海“清查周力堂历年缙绅后裔大小人口有无出仕，逐一详细载明达部，以登国史，钦此”。^[26]康遵旨清查并载明报县达部，这年江西登国史者有朱、周、裘三家。

周学健被赐死之后不久，周学伋就被释放回家，并且乾隆皇帝亲自口谕委派大臣派员数千里之外打听周氏家族信息，并在国家修功臣传的时候，“特旨”关照其后人出仕情况。可知，即使在周学健死后，皇上对于周氏家族也是十分关心的，这也是周氏家族在乾隆时期能够继续生活在社林这块祖先的土地上，能够继续纪念自己已经死去先人的原因。《说唱周学健》中大量歌颂当时皇上、娘娘、国舅以及帮助过周学健及其家族的好大臣们的唱词，也有好多贬低那些迫害周学健及其家族的奸佞大臣的唱词。由此，编撰和传播周学健的故事，并寓含褒贬于其中，是长篇叙事诗《说唱周学健》被编撰完成并流行于世成为大众祭祀先人说唱范篇的重要原因。

（三）《说唱周学健》的创作者及其创作目的

前面讨论了《说唱周学健》能够在当时被编撰并以夜歌形式传播到今天的原因，但对于创作者及其创作目的尚未提及。

《说唱周学健》故事内容和历史史实对照，不难发现这样一些情况，《说唱周学健》中除简略按时间顺序叙述周学健为府县学批首、举人、进士、翰林以及就任福建学政、四川考官、福建巡抚职位后，就直插主题，将高斌向娘娘推荐学健任总河，娘娘没有生太子到泰山烧香“誓愿”，路遇风寒，返京一病而亡，学健听说心里闷闷不乐，朝廷发表了新的剃头律令，他也没在意。紧接就是金德英、安宁、新居如何害学健，江西在京官员奏本替他说情，被皇上拒绝，在高斌乞求下，给了一个保全尸“赐死”的结果。上卷穿插金德英、安宁、学健之间的矛盾，江西众多官员的求情，江西巡抚抄家周围家族受牵连大逃亡，学健母亲着急猝死，金德英诬告被斩首，新居设计再害学健，从家中搜出吴通仁信件，学健被赐死，正史档案中仅仅见圣旨令抄家、二次抄家抄出吴通仁信件，其他则未见。下卷娘娘兄弟傅恒回京在皇上面前奏本，最后惩治了迫害学健的安宁、新居，释放了天牢中“斩监候”的周学伋，学伋官复原职奉旨“御葬学健和母亲”，皇上在北京设立忠臣庙，初一十五文武官员拜祭周学健和因此案被屈杀的官员，这些正史档案中均未见到。

正史档案中未见到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确实存在的史实，在《重修社林支谱》中能找到一些旁证，如江西巡抚查抄周家时怕受到牵连的众多其他家族连锁性逃亡、学伋被释放回家乡任教至终、学健和母亲都归葬丰城祖坟等；一种是未见有记载的情况，如高斌、学健与娘娘之间的关系，金德英、安宁、学健、新居与学健的矛盾，傅恒为学健说情，御葬周学健的圣旨、在北京建忠臣庙文武官员拜祭等。

对于第一种情况的出现，可以认为是周学伋及其周氏后人对当时学健相关历史记载在家族谱系中的补充。对于第二种情况，可以认为这些叙述也许本来是真实的情况，只有通过亲身经历且和学健最亲近的人才能够知晓，同时叙述本身属于文学作品，所以唱词中融入了大量的虚构情节以及泄愤、报仇、谢恩、安慰的内容。

《说唱周学健》如是南昌府一带夜歌郎所创作，这些夜歌郎怎么就会这样清楚地知道学健生平历史、学健和官员们的矛盾、学健和娘娘以及高斌的关系、学健家被查抄前后家族反映并独撰许多学健死后情形。推测分析，知晓学健本人生平、学健和娘娘以及与朝廷交往的官员关系矛盾、学健被赐死原因、学伋本人情况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学健的弟弟周学伋；金德英、安宁、新居在正史档案中既没有在“剃头案”中受到惩罚的记载，也没有被“斩首”“充军”的记载，学健被赐死后也没有北京建“忠臣庙”和“御葬”的记载，这些为什么出现在《说唱周学健》的唱词中呢？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亲历“剃头案”事件并几乎被“秋后处决”的周学伋在“蒙恩遣归”“蒙赦窜归”后说的。皇上没有处决周学伋有两个原因：一是正像唱词中提到的周学健和娘娘关系非一般，国舅傅恒在其中向皇帝求了情；一是遇到了大赦。但从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周学健被赐死至十五年间正史档案中没有大赦的记录，“剃头案”也没有赦免人员的记录，只有皇上认为错赐死了周学健或国舅向皇帝求了情，周学伋才能“蒙恩赦归”“蒙赦遣归”。在唱词中看到这两种感情都存在，周学伋本人从不久于人世的“斩监候”到“蒙恩遣归”，家族的周氏后人能够再次自由地在故乡的土地上生存，学健和母亲归葬祖坟，这都是“皇恩浩荡”，一种感恩的情感寄于其中。即使这样，周学伋心中，周氏后人即学健、学伋后人心中还是有一道解不开的结，这就是如何对待学健屈死的灵魂以及周氏后裔如何祭拜被认为“大逆不道”被皇上赐死的周氏先人的问题。为此，唱词中设置了一系列这样的情节：由于学健和娘娘的关系，国舅为学健和周氏后人说话，皇上也认为错赐死了学健，作为补救，在北京设立了忠臣庙，文武官员初一十五烧香祭拜，为学健求情和牵连致死的余知县、吴通仁作为配享同受祭拜，被释放官复原职的周学伋奉旨率浩浩荡荡“御葬”队伍回到家乡，“周府打下天棚屋，笙箫鼓乐闹沉沉”“九族六亲来上香，悲声引出库声扬”，真实与虚构交错，将感谢皇恩、慰藉死者、启迪后人的情感融汇在归葬祖坟的“浓浓恩情乡情亲情”美好气氛之中，这样一个圆满的结果，也为无论周学伋本人还是周氏后人打开了这个原先纠缠难解的结。

据《定溪公传》云：“力堂公同怀弟也，年近弱冠与父兄齐名，当时比于三苏……八年中式，洎戊辰始举进士，入词林……兄总督南河，是岁，被参、致罪、籍产、赐帛，公幸免，蒙赦归，赁寓于省，教授生徒……沉酣经史，殚力搜罗三十余年，六经皆有注疏，今所存者仅《学庸讲义》与时文矣……及睹家乘，累世祖宗理学名臣、高人义士、序于现代名儒者，公则远绍而旁搜，之间有未发潜光、嘉言懿行，载在后世口碑者，公则表彰而阐发之。家礼、仪训、闺诫、蒙养、旧迹、遗事、山泽、墓铭、文学、闺秀，经公厘订注述者，不可胜数。”^[27]

周学伋系戊辰进士，选入翰林院，恰好遇到兄被赐死，受牵连，蒙赦归，在家以“教授生徒”、注疏六经、整理家乘为务，故他熟悉家族世系、兄长任职犯事、朝廷官员诸事，其有能力、时间、欲望去编撰《说唱周学健》。这篇长篇叙事诗没有刊行而放在本地“夜歌郎”演唱的夜歌中，或是周学伋或是周氏后人编撰者将其放在此处作为祭奠先人安慰后裔之目的，同时也是由于《说唱周学健》中涉及许多在朝官员，如金德英、安宁、新居，唱词中诅咒他们被斩首和被充军，而这些人当时都还在世，唱词中也出现了许多虚构历史颂扬周学健的言语，以及相关周学健和当朝傅恒、皇上、去世的娘娘、高斌关系的言语，出于避讳避嫌的目的也只能放在夜歌里进行传递，如果刊行于世，在当时也许会引起对家族在世者及其后人十分不利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部《说唱周学健》没有被刊行于世，一直以口传和抄写的稿本形式保存在本地的夜歌中直到今天的深层原因。^[28]

【注释】

[1]〔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0页。

[2]〔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13页。

[3]参见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10年6月4日《57年零7天的考古路》。这是写考古学家朱伯谦的故事，内文中提到：“1953年5月5日上午，28岁的朱伯谦和3个华东革命大学浙江分校的年轻干部：牟永抗、王士伦、周中夏，在灵隐寺雇了一辆三轮车准备离开。原单位改革，他们被调去宣传部下面一个名字以‘文’字开头的单位。4人把4个背包还有其他行李一古脑儿扔上车，来到介绍信上的地址：龙兴路15 号（现孩儿巷以南）在一幢三层小洋楼前停下。站在小洋楼前，他们才知道自己的新单位叫‘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另，周中夏在《西乡反》文章中谈到他80年代仍然在浙江省的文物部门工作，其他相关周中夏的信息尚没有找到。

[4]周中夏：《天台农民反加赋起事与“西乡反”唱本》，浙江铅印本，1958年，第6页。

[5]周中夏：《天台农民反加赋起事与“西乡反”唱本》，浙江铅印本，1958年，第6页。

[6]李光益等：《天台县志稿·职官表》，上海书店，1993年，第49页。

[7]李光益等：《天台县志稿·前事表》，上海书店，1993年，第25-26页。

[8]李光益等：《天台县志稿·粮》，上海书店，1993年，第5页。

[9]〔清〕赵亮熙、王彦威、王舟瑶纂，王佩瑶校订：《光绪台州府志》（第三十一卷），台州旅杭同乡会，民国15年（1926）铅印本。

[10]徐士銮（1833—1915），字苑卿，一字沅青，天津人。咸丰八年（1858）举人，十一年（1861）内阁中书，累迁侍读、记名御史。同治十一年（1872）知台州府，光绪七年（1881）引疾归里，归乡后潜心著述，有《敬乡笔记》《古泉丛考》《蝶坊居诗文钞》等存世。

[11]于红，李豫：《清代民间说唱刻本中的“社会记忆”》，载《江西社会科学》，2016 年，第144页。

[12]周中夏：《天台农民反加赋起事与“西乡反”唱本》，浙江铅印本，1958年，第6页。

[13]于红，李豫：《清代民间说唱刻本中的“社会记忆”》，载《江西社会科学》，2016 年，第139-145页。

[14]佚名：《夜歌书》，江西清乾隆年间稿本，第1-3 页。

[15]佚名：《夜歌书》，江西清乾隆年间稿本，第3-5 页。

[16]佚名：《张氏卖花女》，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油印本，1984年，第1页。

[17]佚名：《夜歌书》，江西清乾隆年间稿本，第18-19页。

[18]〔清〕承霈修，杜友棠、杨兆崧纂：《新建县志》卷四十一《人纪·贤良传下》，同治十年（1871）重修刻本，第7-9页。

[19]〔清〕承霈修，杜友棠、杨兆崧纂：《新建县志》卷四十一《人纪·贤良传下》，同治十年（1871）重修刻本，第7-10页。

[20]〔清〕行彪等纂修：《濂溪周氏宗谱·艺文传·定溪公传》，光绪二十一年（1895）光霁堂刻本，第71-74页。

[21]佚名：《夜歌书》，江西清乾隆年间稿本，第35页。

[22]〔清〕行彪等纂修：《重修社林支谱》卷首《旧迹纪》，光绪二十一年（1895）光霁堂刻本，第3页。

[23]〔清〕行彪等纂修：《濂溪周氏宗谱·艺文传·定溪公传》，光绪二十一年（1895）光霁堂刻本，第75-77页。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乾隆十七年（1752）十二月二十二日鄂容安奏为遵旨访查周学健弟周学伋家中情形》。

[25]《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九，中华书局，1985年，第1986页。

[26]〔清〕行彪等纂修：《濂溪周氏宗谱》，光绪二十一年（1895）光霁堂刻本，第21页。

[27]〔清〕行彪等纂修：《濂溪周氏宗谱》，光绪二十一年（1895）光霁堂刻本，第75-77页。

[28]于红，李豫：《清代民间说唱刻本中的“社会记忆”》，载《江西社会科学》，2016 年，第139-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