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南方唱书研究：官方记忆与民间记忆的异同

（一）“西乡反”事件起事的原因

地方志“官方记载”中是“知县丁澍良以加赋激民变。澍良以缺瘠议加赋，岁贡生余秉锡控诸省，省檄知府徐士銮，鞫之，秉锡抗辩，士銮怒，禁锢之，天台士民闻而打哗。澍良又以他事下武举于狱，于是众怒益盛，甚乃纠集乡民自六十以下、十六以上者，皆荷锄来拥入城。”地方志只提到了梗概，对于事件详细过程并未记载。《西乡反》唱词中则详细记载了事件起事的真正原因以及经过和结局。

1.丁澍良再次来到天台任知县，“以缺瘠议加赋”的真实目的

同治年间，丁澍良再次来到天台上任，就“日夜思量把粮升”。他曾就这件事询问城内缙绅，缙绅们宁愿将书院经费捐出一千两，也不同意他给民加粮税。丁又和余迪清、张华地、陈允中结拜成兄弟，向三位说出自己这次加粮的目的：“前度来到坐一任，无有盘费转家门。要请华地允中到，此事要托众弟兄。”加粮事情就这样开始在四人之间策划，且逐步付诸实施。清政府给天台县所定赋税额度“钱粮本有七万整”，可丁澍良又私自增加了“两万有余零”。百姓认为，这是丁澍良“不管天台后代事，好带家眷转家门”，这里的“后代事”，指丁澍良不管此时的乡民在他私自加粮税后是否能生活下去的“后代事”，而只管他自己卸任后能带着大把银钱和家眷告老还乡。

2.丁澍良“加粮税”实施后百姓状况

丁澍良“加粮税”定下后，很快贴出了告示，百姓看后，十分气愤，纷纷说：“欺我天台无能人，征多缴少欺君罪，横征暴虐罪非轻，上司若还来知道，斩绞徒流命居阴。”百姓骂他是“瘟官”，“那有加粮世代传”。骂归骂，丁澍良可就来真的了。如果你“县柜钱粮不完纳”的话，他就派“出差上门带勇完”。这些差人兵勇还“家家户户敲牌钱”，“你若一毫来拖欠”，这些差人兵勇就敢先敲诈牌钱数十千。这些差人兵勇还要吃饭有酒肉，否则，将你收拾“拷堂前”。穷苦人家如果“一时无钱来完纳”，就被“先做酒饭供口食，又敲牌钱做衣穿”，最后只好落得个“典妻卖子实可怜”的下场。像这样不平的事情，百姓们“去将何处去伸冤”？

3.百姓和缙绅商议去府台、抚台告状事

当地缙绅想要把百姓心声传达给丁澍良的上一级（府台、抚台），让他们主持公道。众人经过商议，凑钱支持上诉。岁贡生余秉锡和王作新挺身而出，鲁才是秉锡的孙子，他要先替祖父去办告状和呈递状纸这件事。当余鲁才他们三人先去台州知府徐士銮那里告状，谁知徐士銮“连告三张都不准”。他们又去了杭州浙江巡抚衙门，抚台衙门杨大人受理了，但很快就批回“仰府审”，这真是“牵羊喂虎命难存”，又回到徐士銮那里。知县丁澍良给了知府徐士銮一千两银子。徐士銮将三人关进大牢，三人在牢中写信给乡人：“若要三人来相见，黄泉路上再相逢。”三人的信被当地的百姓传开了，这件事引起了公愤。

4.“西乡反”事件起事的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

《西乡反》唱词中百姓说“药死鲁才”这件事应是可信的，因为民国《天台县志稿· 前事表》中称：“遂毙余翰芳于狱中，而加以土霸王之名，余翰芳者，岁贡余秉锡之孙，为粮税上控，将质于郡狱者也。”

《西乡反》唱词中有鲁才痛骂徐士銮的抗辩词，也有徐士銮听了鲁才话之后的一段狠话：“本府听得气形形，三人都是恶讼师。我到天台闻你名，若不治你害别人。”在关进郡牢中不久，就是三人写信给乡民之后不久，民众还未起事之时，唱词中就有“药死鲁才一个人”。三人被囚、民众愤恨和鲁才之死是当时乡民起事的原因。后两个原因是间接原因，唱词中这样表述：“若要三人来相见，黄泉路上再相逢。官司不结但凭你，可恨监牢关忠臣。关了忠臣还且可，药死鲁才一个人”。在这段唱词中，可见民众激愤的情感一步步加剧，民众一步步容忍退让。最后“药死鲁才”成为直接导火索，引发民众暴动，这件事把矛盾推向了顶点。

关于“鲁才之死”，光绪《台州府志》中没有提到，民国《天台县志稿》中提到了，其将“鲁才的死”放在了起事后：即乡民起事后，烧了县衙，杀了兵士和叶树椿，丁澍良逃跑出城。徐士銮听到消息，关闭了台州城门防止起事的民众攻打，同时“遂毙余翰芳于狱中”，这就是说在徐士銮在关闭城门防止起事乡民攻打台州的同时，“毙”了余鲁才。民国《天台县志稿》在这句话之后，还加了一段话，以作为杀死余鲁才原因之补充：“而加以土霸王之名，余翰芳者，岁贡余秉锡之孙，为粮税上控，将质于郡狱者也。”这句加的话似乎是说“余鲁才是‘西乡反’的主谋者”，所以徐士銮才将他在“西乡反”起事后“毙于狱中”。这里并没有说是徐士銮“用药毒死了鲁才”，而只是含含糊糊说了一句。这样说，合理、合法地以“谋反”领导者的名义将鲁才的死昭告天下，掩盖徐士銮卑鄙恶劣的杀人行径。府志、县志均把民众起事的原因归为“天台知县丁澍良以加赋激民变”和“省檄徐士銮鞫之，秉锡抗辩，士銮怒，禁锢之，天台士民闻而打哗，澍良又以他事下武举于狱”，好像这次“西乡反”起事直接原因是关了三个为民请命者所引起的，又将“澍良又以他事下武举于狱”等一些其他事加了进去。这些“官方记载”实际都避讳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徐士銮将余鲁才用药毒死是致使“西乡反”起事最为直接的原因。从唱词中全县的民众在“余鲁才”死后群情激愤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当时“余鲁才之死”这个导火索所激发“官逼民反”的“熊熊烈火”。

地方志中之所以要避讳或者改动事件中的一些内容，是因为民国《天台县志稿》是光绪《天台县志》未刊行稿的直接引用承接，应是抄自光绪《天台县志》之原文，光绪《台州府志》修撰在光绪二十年赵亮熙任知府的时候，徐士銮虽然不在任上，但尚健在，直到民国4年（1915）才去世。府志修撰者不会将有些应该避讳文字出现在原本“有政声”的前任台州知府身上。何况徐士銮在“西乡反”事后并未涉及牵连，而依然在知府任上稳稳坐着，直到光绪七年（1881）才引疾归里，并在家乡天津安度晚年至民国4年（1915）去世。^[10]

（二）“西乡反”事件的起事经过

《西乡反》唱词中在起事过程中较地方志“官方记载”增加了后岸武举陈邦先带兵先去张思村寻找到陈允中，陈允中说了软话就放了他，又到平镇，张华地又逃跑了。所以这两个人在起事以后，都躲过了民众的“报复”。最后到了清溪镇，城内缙绅就来和起事领导人说情“文书落府放人去，限我三天还你人”，这里可以看出，徐士銮关押三人，毒死其中一人激起了民愤。大兵纷纷进了西门、北门，丁澍良派官兵来“抵敌”，起事乡民“杀倒官兵数百人”，叶文林来保县主丁澍良，被乱枪刺死。丁澍良逃跑出城，其家眷被捉住“奶奶衣衫都脱尽，赤身露体游四门。私放牢犯还犹可，火烧县堂不留情。师爷少爷都杀尽，小姐抢到上曹村。百姓即刻收兵转，不累城内半毫分”。这里和地方志中记载的“包围县署，焚毁内堂、花厅等处，杀死兵士及官属数十人，褫剥丁令，并裸辱官眷，生员叶树椿以县官故，大言禁止，为乱民挞枪断颈而死，众始渐渐散去”（民国《天台县志稿》）基本一致。这样看来，起事的乡民在县衙烧了之后，做了一些报复丁澍良的事情，就比较理智地“即刻收兵转”，并对城里的其他地方没有动“半毫分”，正说明了“西乡反”起事在一些领导人的带领下，做得还是比较保守的。这次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按唱词中提到的“十月本是小阳春，后岸邦先去带兵”“十一月节向阳青，丁公上省去发兵”等信息推断，具体时间应在阴历十月至十一月间，而据地方志记载，丁澍良是在本年十一月被罢官并革职的。

（三）“西乡反”事件的善后处理

光绪《台州府志》用了35 个字记载了此事件的善后处理情况：“省中闻变，檄诸暨知县刘引之至台招抚，枭为首者十数人，澍良革职，秉锡褫衣巾，事始息。”民国《天台县志稿》主要用了“徐郡守闻知，闭城防堵，遂毙余翰芳于狱中”这17个字，此记载未涉及事件的善后处理。

《西乡反》唱词关于此事件的善后处理是分为三个部分来记载的：

丁澍良去省告状：“十一月节向阳青，丁公上省去发兵。抚台面前把本奏，天台结党是强人。牢间县堂多烧尽，一百亲兵杀完呈。满门家眷都受辱，皇粮拿得一扫空。若无文林代我死，我无身命见大人。”

他并没有说这场民变事由于什么引起的，只是把关键的词用了一些，如“结党”“强人”“烧牢监县堂”“皇粮”。所以“奏得抚台气形形，可恨天台无能人。杀了官兵海且可，烧了县堂是欺君。抢了皇粮该当罪，皇法迢迢罪非轻”。抚台调了镇兵，去镇压这些乡间的“强人”。

百姓逃难与官兵破岩门：百姓看见大兵纷纷到台城后，吓得“魂飞魄散九霄云”，“大大小小都逃命，天涯海角去逃生，家有官兵如牛毛，不知何年转家门”。十二月天寒地冻，街头镇驻扎李司兵，海门镇驻扎毛墙兵，知府兵驻扎在八阁亭，王叶镇还有多蒙兵。知府徐士銮亲自偷偷去“访察”，起兵主要是三个村，潢水后岸张家弄，这些百姓“多在岸背歇安身”，并了解到“岸背可比牛头山，山上茅篷百个零”。知府徐士銮发了一道令，各将领深夜带兵破岩门，正好遇到一场大雪，天还没有亮，大兵就来到了岩门，“大炮加起如山崩，男男女女都逃散，赤身露体逃起身，火烧茅篷如白日，绫罗缎匹满山红，粗布衣衫都不要，金银宝贝抢完呈，山坑冷岙多搜尽，大兵回转八阁亭”。当时带头的陈邦先之兄长陈邦照告诉大兵，是叶万邦和梅胡龙带的头，知府将两人即刻捉拿斩绞而死。这场起事终以“四乡冤报多报尽，杀了多少无过人”而结束。

刘知县善后处理：到了十二月，快过年节了，“大兵纷纷转杭城，家家户户做贺喜，留条性命到明春”。这些话语里满含着一种悲凉的情感，本来新年的到来是件好事，为什么要“留条性命到明春”呢，因为官方对于“西乡反”事件的处理还远远没有结束，参与的乡民们都是在“充满担惊受怕”的心情中度过这本来好不容易才迎来的“年节喜日”。按民国《天台县志稿》记载：“刘引之，同治十三年十一月署，光绪二年三月去。”刘引之正好是在“西乡反”事件发生的十一月上任的。《西乡反》唱词中唱道：“新官上任刘大人，天台军器多缴尽，要捐银子起官厅。大大家财捐一半，小小家财劈半分，百姓无奈来招顺。”知县刘引之上任后，除了让百姓缴出事件中所拿的“军器”，并让乡民们捐银子重新盖“官厅”，无论家财有多少，都要捐出一半来。大家在一种无奈的情况下，被迫“招顺”。这里还提到丁澍良为代死的叶文林吊孝，给了叶家一千两银子。另外，乡民们还惦记着在牢中的那两个活着的人“万民百姓多安乐，可怜二人在牢中”。

光绪元年的喜事：《西乡反》唱词唱道：“光绪元年来大考，六邑童生会递呈。学台面前把本奏，奏得学台气形形。私加皇粮千刀罪，论起王法罪非轻。老丁冲军三千里，本府削职转家门。秉锡又同王作新，复还原职转家门。”按民国《天台县志稿》仅记载：“丁澍良，同治十三年十一月罢。”光绪《台州府志》记载：“徐士銮，光绪七年引疾归里。”“澍良革职，秉锡褫衣巾，事始息。”而《西乡反》唱词中涉及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秉锡与王作新被释放的问题，唱词中出现“秉锡又同往作新，复还原职转家门”，这两人既然转家门，应是被释放了，极有可能是在光绪元年大赦时被释放的。“西乡反”事件发生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而十二月初五日同治皇帝就崩于皇宫养心殿，光绪皇帝于次年正月二十日在太和殿正式即位并大赦天下，这里所说的“官复原职”应是指“余秉锡、王作新”被释放回家乡和身份没有什么变化的。如据光绪《台州府志》，秉锡是被“褫衣巾”，即被官方去掉了岁贡生的身份，但是，即使余秉锡是被“褫衣巾”也是说明有了结果，被释放回家了。第二件事，这里提到了六邑童生将控告丁澍良的奏本递呈给学台，再由学台上奏皇帝之事，此事地方志中没有记载。童生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三关通过，才能进学，成为秀才，院试是每三年举行两次由皇帝任命的学政到各地主考。辰、戌、丑、未年的称为岁试，寅、申、巳、亥年的称为科试，光绪元年是乙亥年，是科试年。《西乡反》唱词说的“光绪元年来大考”，即六邑童生集中在杭州的贡院进行“院考”没有错。《西乡反》唱词提到这一年六邑童生联合向学台递呈转交皇帝“天台丁澍良私自增加皇家粮税”的奏本，学台看后“气形形”认为丁澍良“私加皇粮千刀罪，论起王法罪非轻”，经上奏给皇帝，皇帝作了批示后，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丁澍良被充军三千里，徐士銮被削职转家门，秉锡与王作新被放了出来，复还原职转家门。光绪《台州府志》和民国《天台县志稿》提到了丁澍良被罢官，被革职，徐士銮则没有受到任何牵连，不过民国《天台县志稿·粮》中提到：“同治十三年，丁令澍良议加赋，激起民变，焚署辱官，上宪檄令引之复任，事平之后，定柜价每两收钱二千零六十文，时乡增钱二百二十文。”这是民变以后，原先丁澍良增加的粮税又减回到原先缴纳的税额水平，说明这次民变是胜利了，得到了乡民们所基本认同的结果。

（四）《西乡反》唱词中的“民众胜利观”

在中国等级森严“金字塔式”的封建制度中，广大民众处于最底层，受到层层压迫和盘剥，在官与民的争斗中，民众获得胜利的事件往往受到民间极度追捧与赞扬。在民间说唱刻本中，民众受冤屈可以被平反，乡民受官府压迫往往会得到解决，皇上在被蒙蔽后最终会看清事实真相从而惩恶扬善等等。在“西相反”事件中，乡民在斗争中虽略有损失，但基本达到所希望的目的，还是胜利了。^[11]《西乡反》唱词末尾唱道：“加粮新文能好唱，大大小小仔细听。后代儿孙高官做，切莫加粮害万民。做官若有加粮事，一代做官九代贫。天台四乡多安乐，可怜二人坐牢中。四亲九眷皆安乐，可怜鲁才一个人。”这几句唱词在警告那些当官的，千万不要去做加害万民的事，去做像丁澍良一样私自加粮税的事，如果不听劝告去做了，就会“一代做官九代贫”。

（五）周中复1958年“西乡反”事件的采访调查

周中复1958年进行文物普查的过程中，对有些情况进行了采访补充^[12]：

一是，丁澍良到任前，天台赋银上解一千八百文一两，当地官吏征收时，任意加码，城区二千文作银一两，乡区视路之远近，有多至二千七八百文作银一两。丁澍良出任天台知县，议城区再加征一百六十文，乡区再加征二百文，天台是个穷乡僻县，土地贫瘠，人民生活本来就很贫困，增加赋税不但逼得许多农民典妻卖子，无法生存，且此例一开，形成常规，贻害子孙，许多缙绅和地主，因为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也纷纷起来反对。

二是，天台岁贡生余秉锡和孙子余翰芳，生员王作新一起到抚台告状，抚台批回让台州府徐士銮查办，徐士銮接受了丁澍良的贿赂，不但没有追究丁澍良，反而借口余秉锡抗辩，将余等三人关进监牢。余翰芳在徐士銮面前据理力争，触怒了徐士銮，遭到毒打后，加以土霸王之名，被药死狱中。据当地群众传说及《台西叶民宗谱》记载，天台农民起事是由于余鲁才之死而引起的。

三是，余鲁才被药毒死后，消息传到天台，群众大哗。万邦叶明有起草揭帖，申讨贪官劣绅的罪状，号召乡民起来斗争，台州风俗，鸣锣报警，一时“城乡起兵，四围蜂集”，街头附近二十里方圆，如潢水、后岸、张家弄各村“乡民自六十岁以下、十六岁以上者”，各带锄头、铁耙于当年旧历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在西乡街头集中后，一齐向县城进发。

四是，消息传到台州，知府徐士銮以叛逆罪向上谎报，调集海门等镇官兵到天台，大兵进驻平镇，对西乡潢水、后岸、张家弄等村庄进行镇压。西乡农民纷纷扶老携幼逃到十多里外的岩背山躲避，岩背山形势险要，易守难攻。这年旧历十二月十五日，大雪纷飞，山上守卫的群众，疏于防守，谁知就在这天晚上，官兵半夜里偷偷从山背摸上山去，淫掠殆甚。事后，清政府革了知县丁澍良的职，知府徐士銮也受到降职的处分，并从诸暨县调前任知县刘引之回天台处理善后之事，杀了十几个为首起事的人，减低了天台县的粮赋征收额，乡民斗争目的基本达到。

《西乡反》唱本包含了参与者、亲历者、旁观者对于这个事件的思想、看法、感情、期待和反思，比较真实地折射了发生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的浙江天台县“西乡反”事件，给后人留下了除保存在正史（地方志乘）“官方记载”以外的“非官方口述史”的当代“社会记忆”。^[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