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唱书”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闲暇时用方音朗诵散流在当地的唱本自娱,不时吸引一些人围坐聆听,逐渐形成一种能唱者捧书照本宣科,爱听者趋附聆听的十分随意的演唱方式”外,还有一种主要的“地戏式”演唱方式。而“安顺唱书”的文本和表演形式中则体现出一种复杂的“历史社会记忆”之“遗存”。......
2023-07-25
保罗·康纳顿这样说过:“我把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作为至关重要的传授行为,加以突出。正如我们所知,这些绝不是社群记忆的唯一构成成分,因为非正式口述史的生产,既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活动,也是全部社会记忆的一个特征。”[1]
清代南方唱书除了通过纪念仪式、身体实践的方式对前代久远的“社会记忆”进行世代的延续之外,同时还通过刻写实践的方式来保存、记录对当代重要历史事件的“社会记忆”。对当代重要历史事件的保存、记录大多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身边发生了较为重大的事情,民间艺人将它们用习惯的口头说唱的方式随意编撰下来并开始传播,再由民间写手们(或稍微识字的人群)将其歌词进行修改整理记录抄写、刻写下来,被抄写、刻写下来的歌词进入更大的传播范围进行由民间艺人或喜欢表演活动的普通民众进行重复的口头或书面的流行,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欣赏。当然,无论是通过口头说唱的方式传播流行,还是通过记录刻写下来的方式传播流行,这些发生在当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就被用另一种方式——“非官方记录历史的方式”保存了下来。这种“非官方记录历史的方式”正是保罗·康纳顿所提到的“非正式口述史”,历史学家的“历史重构活动无论遭到系统的压制,还是到处开花,它都会导致产生正式的成文历史”,而这种“非正式口述史”的现象“比在此意义上理解的生产历史的活动,有更加非正式的程序和更广泛的文化分布”。[2]
当然,也不能否认有某些有心人(包含民间说唱艺人或者与此事件有关联的文人)用这种手段来保存某段时间的历史社会记忆,以免以后被官方所抹杀掉真相。记录历史的手段是多样化的,正史代表着官方对于历史的看法,即所谓的“官方观点”。历史是立体多维的,有着多面性,对历史的“社会记忆”也是多种多样的。通过对散落在民间的“历史社会记忆”进行拣选和整理,可以弥补正史的缺失或遗憾。
说唱词话是民间说唱的一种曲艺曲种,同时也是民间的“历史社会记忆”最易被保存的一个重要民间文化领域。历代传承的说唱词话在艺人口头中创作,在识字人手中被记录修订整理再被抄写,优秀的好的唱本被书坊选中,在商业利益的模式下被推向更加广泛的阅读传播领域,被刻写的唱本再次回到民间艺人或喜欢表演的人群手中被念诵并再次被抄写,说唱词话中的“社会记忆”就是这样被历代人所传递,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唱词被抄写、被刻写在小本上代代传承,这种传播方式属于刻写传播。刻写传播与口头传播对于历史的记载不同,口头传播随着口头的传承会加入传承者无意识或潜意识语言的改变,传承内容始终保持着相对变动的状态。而以文字作为载体的刻写实践不同,“用刻写传递的任何记述,被不可改变地固定下来,其撰写过程就此截止”。这个刻写随着本子的流传一直在传播,并且传播的内容则是相对固定的。某一段历史被保留在某个刻本中,刻本也就静静地成为了某段鲜明“社会回忆”的保存地。
说唱词话多由民间艺人口述编撰,再经民间稍微识字的文人记录加工修订,语言鲜活,语词生动,篇幅有长有短。因其是面向大众的说唱传播,所以将人物关系,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等都会交代得比较清楚。有的唱词根据历史记载或传说故事进行重新编纂,有的唱词根据现实历史事件故事进行即时编纂。这种根据现实历史事件编纂的说唱词话,往往就成为历史的真实片段的记载者和见证者。这样的说唱词话表演活动,在现实社会中,有着广泛的民间受众,民众在听说唱娱乐的同时,也增进了对于历史事件的认识和了解。在当时社会中,除了“官方观点”的正史记载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之外,这种“非官方记录历史的方式”无论对于当时的民众思想意识形态的揭示还是对于久远的后世研究历史的学者之“历史重构”活动,都具有一种补充重要事件发生的历史之当代“社会记忆”的重要功能作用。例如,浙江省天台县在同治十三年(1874 年)发生了一起农民起义事件,光绪《台州府志》、民国《天台县志稿》虽然有所谓的“官方记载”,但对于事件的发生、经过、结果只是略微概说。府志、县志依据官方意志编纂而成,代表着“官方观点”,涉及事件许多重要却被官方避讳的情节,则是部分删减乃至全部抹去。民间艺人的口头创作,则没有那么多的顾虑,除了开头得用些好听的话语赞颂当朝之外,事件的发生、经过、结果、重要人物、关键节目等都是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历史顺序来进行详细描述和叙说的。这个民间艺人也许就是事件的亲历者、亲身参与者或与事件中某个人物有着紧密关系的人,所以,他非常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同时还带着强烈的思想感情。唱词中尽管有着俗文学的韵律、渲染、夸张等特点,但是,从民间思想史和补充正史历史史料记载之不足的角度来分析,周中夏[3]先生保存的说唱词话《西乡反》也成为更加详尽细致地保留原始的“非官方记录历史的方式”的当代“社会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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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5
威信,位于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地区云贵川交界处,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曹先生谈到唱“唱书”不是随意唱,“唱书时有规律的,从起唱到收唱,音长音短、音低音高,都是有规矩的”,尽管这样,对于完全是一个套路重复演唱的“唱书”,听别人唱得多了,也能够“无师自通”学会唱了。......
2023-07-25
同名的石印本有两个版本,其中第一个《乌盆记全传》属于清末翻刻本,线装,四针眼,系合订本,由《乌盆记全传》和《三下南唐》两部分组成,系上海元昌印书馆发行,页面18.5cm×12.5cm,板框17.5cm×11.5cm,每版二十八行,每行五十六个字。第二个版本《包公案乌盆记全传》也属于清末翻刻本,由汉中炼石斋书局印行,线装,四针眼,页面19cm×13.5cm,板框18cm×12.5cm,正文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四十九个字。......
2023-07-25
《湖南提要》收入的“唱书”列目如下:《朱砂印》(中湘九总黄三元)、《双银配》(又名《八仙图》,长沙左三元)、《后八仙图》(长沙左三元)、《珍珠塔》(长沙明经堂)、《罗一打柴记》(长沙文星堂)、《手巾记》(长沙黄又森)、《吴燕花》(长沙三元堂)、《吴大人私访九人头》(上下册,长沙小西门外左三元)、《九美图》(上下册,长沙小西门外左三元)、《四美图》(长沙小西门周庆林堂)、《七美图》(长沙西牌楼彭焕文......
2023-07-25
保山唱书是真正“活着”的唱书,民间仍然有唱书人在唱。如今,黄女士正在培养自己的儿女、徒弟学唱唱书。保山地区的唱书艺人有多位,每个人会唱的书目也不一样。在此对其中一部分艺人进行了调研:1.黄正芬,女,1967 年生,汉族,云南省保山市腾冲人,保山唱书传承人,师从自己的父辈,父师从祖辈,目前带有多位徒弟。......
2023-07-25
在清代史料中检索“唱书”这一语词,有三种解释类型。第一种范祖述《杭俗遗风·南词》中谈到“南词”演唱者被称为“唱书先生”,从这一点来说,“南词”也可被称之为“唱书”,所以“唱书”应是清代一种曲艺曲种的名称。结合蒋士铨描写的“杭州南词”演唱情况,可以说“南词”是在清代乾隆至清末时期流行于浙江杭州地区的一种曲艺曲种,这也可以说“南词”是清代浙江地区流行的一种“唱书”形式。......
2023-07-25
之后,笔者继续收集清代南方地区的刻本、抄本、铅印本、油印本等类似的唱本。这一连串的问题引发了笔者进一步研究这些南方唱本的兴趣。以此为出发点,收集更多的相关资料和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与探索,“清代南方唱书”成为笔者所研究对象。......
2023-07-25
而在“唱书”中,这些人物是不直接出场的,往往以第三人称的方式交代出来,或者将对白融入七字句、十字句唱词中。[33]上例说白中出现了大量的人物直接对话,且出现了除“白”“唱”以外的“引”“曲”字等标示正文中唱词说唱的文字,这在“唱书”中是没有见到的。[34]如上例,唱词中虽然均是以七字句为主,但也出现了大量多字句形式的“杂言”句子,不像唱书中即使出现十字句,也是以严格的“三三四”句式来呈现。......
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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