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骂他是“瘟官”,“那有加粮世代传”。众人经过商议,凑钱支持上诉。三人被囚、民众愤恨和鲁才之死是当时乡民起事的原因。最后“药死鲁才”成为直接导火索,引发民众暴动,这件事把矛盾推向了顶点。这些“官方记载”实际都避讳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徐士銮将余鲁才用药毒死是致使“西乡反”起事最为直接的原因。......
2023-07-25
傩戏的表演有这样一个特征:当戴面具的演员出场后,总有一位或者两位“先生”坐在后场,手捧剧本进行全面指挥。他既担任台上的喊断、提词、帮唱、捡场,如搬桌椅、摆蒲墩等事务,也负责引人物角色上场。这种被称为“先生”的人,是对傩事活动的礼仪程序、戏剧演出最为熟悉并且在家族内较有威望的人,也是对傩神信仰比较虔诚的人。比如,姚姓演出的《陈州放粮》《宋仁宗不认母》和曹姓演出的《刘文龙》,一位或两位“先生”要坐在台上后方,按照剧本从头至尾高声演唱。唱到那个角色,那个角色就由“先生”或专人牵引着出场。角色若有唱词,则扮演此角色的演员(戴着面具的演员)或在前台坐下或站着或即刻动作一下,以和“先生”所唱相呼应。[31]
这里“先生”所念唱的“总稿”即戏本,戏本均是“齐言体唱词”(“说唱词话体”)改编的“早期南戏戏本”,所以这些戏本不一定皆用戏曲“代言体”演出,即使使用叙述体的第三人称仍然可以进行演出,因为在傩戏演出过程中,戴面具的演员是始终不说话的,而说唱、念唱的总是坐在舞台或平地演出场所后方的“先生”,他们总像盲人说书一样,尽情地在后方表演说唱,这种表演形式也可称之“哑杂剧”。
安徽贵池傩戏剧本是世代手抄的戏本,这些戏本也叫作“总稿”,世代传抄过程中,即使原先文字有差错,也照抄不误,且这些抄本是一般“秘不外传”的,由家族长辈和香首保存,或置放面具箱里逢年节演出时才拿出使用,这给这些戏本以“神秘性”和“原始性”,这些抄本也许就从它创作和演出的那个时期开始,就可能“被不可改变地固定下来,其撰写过程就此截止”。这些剧本作为刻写实践,原真性保留了傩戏的唱词,为现代人确定其刻写时间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依据。
安徽贵池傩戏戏本除了和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一样属于“齐言体唱词”与说白相间正文形式外,还呈现出早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一种早期“代言体”“南戏”形态:第一,每出戏之前均有两个末角的“报台”开场,如星田王、谢二姓抄本《摇钱记》抄本“报台”云“借问后棚子弟,今晚搬演谁家故事,那本戏文?”这里还保留着南宋初期在瓦舍搭棚演出的习惯语言。到了明代,南戏已经发展成“高台教化”的“大戏”,虽然文人改编的传奇里还保持“报台”这一形式,但“后棚子弟”已经改成“后台子弟”了。[32]第二,均以“出”为划分单位,少者十出,如《章文选》,多者四十出,如《孟姜女寻夫记》。第三,每出末尾或有或无四句七言下场诗,亦称“下台诗”;将原先“齐言体唱词”和说白部分略作改编,加进了角色“唱”“白”名称,如《章文选》中“文唱”“文白”“刘唱”(刘是章文选妻)“刘白”等。第四,有些戏本加入了某些表示“科介”动作词,如“生、旦上同唱”“同下”“净上引”等。第五,“请阳神词”中所请行业祖师,有“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凡六个行当,正规南戏为“一生、二旦、三末、四净、五丑、六贴、七外”凡七个行当,南戏到了明传奇阶段后,才逐渐把主要行当转为“生、旦”为主,这里则呈现出以“净、末”为先的宋元杂剧和早期南戏角色特点。
“许多习惯技能的记忆形式说明,对于过去的记忆来说,虽然从不用追溯其历史来源,但却以我们现在的举止重演过去,在习惯记忆里,过去似乎积淀在身体中。”[33]安徽贵池傩戏的“纪念仪式”“身体操演”“刻写实践”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正说明了曾经产生于元代,流传于明代、清代、民国,直到现当代的这种“傩戏戏词”唱本,这种曾经的“清代说唱词话”文本中之一类唱本,遗留着珍贵的前代足迹——“元代社会记忆”。[34]
【注释】
[1]何根海,王兆乾:《在假面背后》,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2页。
[2]王兆乾辑校:《安徽贵池傩戏剧本选》,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5 年,第2-4页。
[3]王兆乾等:《傩戏:中国戏曲之活化石》(全国首届傩戏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2年,第39页。
[4]王兆乾等:《傩戏:中国戏曲之活化石》(全国首届傩戏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2年,第31页。
[5]王兆乾辑校:《安徽贵池傩戏剧本选》,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5 年,第439页。
[6]王兆乾辑校:《安徽贵池傩戏剧本选》,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5 年,第480页。
[7]〔宋〕郑思肖:《心史》,载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0),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90页。
[8]王季思:《全元戏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87页。
[9]王季思:《全元戏曲》(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82页。
[10]〔元〕佚名著,札奇斯钦译注:《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第143页。
[11]〔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175页。
[12]王兆乾辑校:《安徽贵池傩戏剧本选》,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5 年,第493页。
[13]何根海,王兆乾:《在假面的背后》,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2页。
[14]〔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2页。
[15]〔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814页。
[16]何根海,王兆乾:《在假面背后》,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7]何根海,王兆乾:《在假面背后》,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
[18]〔元〕佚名:《沈刻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十九杂禁》,中国书店,2011年,第834页。
[19]〔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页。
[20]〔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9页。
[21]何根海,王兆乾:《在假面背后》,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4页。
[22]白寿彝等:《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民族出版社,1957年,第5页。
[23]白寿彝等:《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民族出版社,1957年,第117页。
[24]王兆乾辑校:《安徽贵池傩戏剧本选》,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5 年,第385页。
[25]王季思:《全元戏曲》(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96页。
[26]王季思:《全元戏曲》(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27]何根海,王兆乾:《在假面背后》,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7页。
[28]〔意〕马可·波罗著,苏桂梅译:《马可波罗游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2 年,第145页。
[29]〔元〕佚名:《沈刻元典章》卷三十八《兵部五》,中国书店,2011年,第547-575页。
[30]〔明〕宋濂等:《元史·刑法志·刑法四·禁令》卷一百零五《志第五十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253页。
[31]何根海,王兆乾:《在假面背后》,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9-140页。
[32]何根海,王兆乾:《在假面背后》,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
[33]〔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90页。
[34]李豫,于红:《追寻逝去的“元代社会记忆”——贵池傩戏的仪式、体化与刻写》,载《学术界》,2015年第9期,第212-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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