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南方唱书研究——多元民族生活历史断面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傩戏在正式表演前后，有着系统的以“面具”为核心的仪式程序。安徽贵池傩戏中，“舞回回”是一个“仪式舞蹈”，其中包含了五种不同的“身体操演”类型。笔者认为，随着元朝统治退出历史舞台，大批色目人或随军队退出此地，或迁移到其他地区。

傩戏在正式表演前后，有着系统的以“面具”为核心的仪式程序。以安徽贵池傩戏为例，包括了迎神下架、请阳神、社坛起圣、送神、送神上架等，时间从正月初六一直延续到正月十六。安徽贵池傩戏表演前后尊奉的这套仪式程序过程，则夹杂着“仪式舞蹈”的“身体操演”，“仪式舞蹈”的“身体操演”包括了舞伞、打赤鸟、舞回回、舞古老钱、滚球灯、舞财神、魁星点灯、跳土地、踩马、舞狮、钟馗捉小鬼等数十种形式内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舞回回”“舞达（也有文本写为‘鞑’）子”“打赤鸟”，这三个“仪式舞蹈”几乎是每个演出傩戏的村落都要有的节目。每个演出傩戏的村落所保存的面具中都有“回回”面具，且不止一个，有的多达数个，分别称作“老回”“二回”“三回”“小回”等，傩戏《刘文龙》《薛仁贵征东》中都有专门的一出戏名为“舞达达（也有文本写为‘鞑鞑’）回回”。

安徽贵池傩戏中，“舞回回”是一个“仪式舞蹈”，其中包含了五种不同的“身体操演”类型。第一种“回回祝福型”，第二种“回回舞方型”，第三种“回回舞刀型”，第四种“回回舞狮型”，第五种“回回醉酒型”。关于这些舞蹈、唱词、“身体操演”，王兆乾先生云：“这些吉祥词与舞四方的原始意义并不吻合，但是却令人联想到唐代盛行的‘西凉伎’。”^[21]其实，这里所指的“回回”与民族迁徙有关联。

白寿彝先生曾说过：“自1219年成吉思汗开始西侵，到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蒙古贵族先后征服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大量的被征服者迁徙到东方来。在他们中间，有的是被俘虏的工匠，有的是被签发的百姓，也有的是携带家族部属投降的上层分子。同时，由于东西交通大开，一些西方的商人自愿来到中国。元代官文书，把这个广大地区的人通称作‘回回’，经常拿它和蒙古、汉、维吾尔、乃蛮、唐兀等民族的名称同时列举起来。”^[22]其第一个来源就是13 世纪初叶开始东来的中央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表9-6　《元典章》卷31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科选人数和地域分布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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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科举除按人口多少来划分外，还按四等人来区分。从上表看，色目人（包括了东来的各种人在内）地位高于汉人与南人，低于蒙古人，江浙地区的色目人、南人比例最高，分别达到10 人和28 人，湖广达到7 人，大都是10 人，江浙地区所居住的人口数应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地方，同时可知，江浙地区所居住色目人口和南人人口之人数也居全国之“牛耳”。贵池在元代属江浙行省池州路管辖，所以，贵池地区也应居住着众多的色目人口。既然有这么多色目人在当时江浙地区和贵池地区生活，那我们今天在安徽贵池傩戏中看到所呈现的大量的遗留因素，应是他们曾经在这里度过了长达百年的社会生活过程中，所遗留下来历史足迹之“社会记忆”。笔者认为，随着元朝统治退出历史舞台，大批色目人或随军队退出此地，或迁移到其他地区。因此，进入明朝汉人统治时期，安徽贵池地区就只有很少的色目人居住了。

这种社会现象在贵池傩戏的“身体操演”中也有丰富的映射，如《薛仁贵征东》^[24]第三出《舞达达回回》，“（老达上唱）达达回回生外国，蛮夷落落去南朝。达回若领安邦净，方显男儿志气高。自家伯齐（百济）国伯牙太子是也。父王当年许下唐朝三般宝贝，至今未曾进贡唐朝去。手下的，（小达上）有。”这里出现了“老达”与“小达”两个角色，“老达”扮演辽东一带“伯齐（百济）国”的太子，“小达”为他的手下。这出戏中将当时辽东一带的高丽、伯齐（百济）国的人通称为“达达回回”，而且从“出目”到内容、角色扮演、语言叙述都可以看出“达达回回”在这里是一个中性或者褒义的词语，而不是一个蔑视和贬低的称呼。在元代，蒙古人、色目人有时也称自己为“达达回回”，称汉人为“汉儿”，这两种称呼都属于中性和褒义的称呼。元杂剧也将辽东一带的女真人称为“回回”，如李直夫《便宜行事虎头牌》第三折（外扮经历上，云）：“小官完颜女直人氏，自祖父以来，世掌军权，镇守边境……自前祖父本名竹里真，是女真回回禄真。后来收其小界，总成大功，迁此中都，改为七处。”^[25]无名氏《十探子大闹延安府》第二折：“（达达官人云）庞衙内也，结斯陀罗昆，你恰走将来，把俺筵席都搅了……我是个达达人，不省的你这中原的勾当……你休说我是个达达人，我也会读汉儿文书。”^[26]

傩舞《打赤岛》的“身体操演”中也出现了元代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身影，其中“刘街姚姓傩舞”唱词：

我是官人（家）小舍人，官人差我放飞禽。放了飞禽回家去，回家封我大官人。

二十年前小后生，手拿弹弓沿路行，见了飞禽便要打，打个鹦哥献主人。

家有千口，全靠弹弓在手，昨日打一百，今朝打了九十九。

赤鸟赤鸟，害我禾苗，穿胸一箭，打了回去过元宵。^[27]

“贵池姚街虾湖姚傩舞”唱词第一段“小舍人”改成了“小侍人”，稍有不同。“我是官人（家）小舍人”一段：“官人”“舍人”是元杂剧中常出现的一种称谓，宋元时期指富贵之人，或对显贵子弟、贵族随从、官奴、下属的俗称。“官人”指元代达官贵族，这里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自称“我是官人（家）”“舍人”或“小舍人”，显然，应指“官人”下属或“官奴”随从而自言自语者。“小侍人”意同“小舍人”。

马可·波罗游记写道：“当大可汗听到这个消息，他一点也不心惊，仍旧象以往的聪明和勇敢，去准备他的人马……他聚集了不下三十六万骑兵和十万步兵……他召集的这三十六万骑兵不过是他的放鹰人或是左右侍人。”^[28]可知，元代蒙古贵族手下常豢养着一大批“放鹰人”或“侍人”，这些“放鹰人”应负责管理元代蒙古贵族家中所拥有的“猎鹰”工作，“侍人”则是随从一类人员，这些人员也可以称之为“舍人”“小舍人”。“放飞禽”指管理飞禽，不是“放生”之意。《元典章》中《打捕》有《休卖海青鹰鹘》《禁打捕秃鹰》《打捕鹰房影蔽差役》，《飞放》有《军官休飞放》《题名放鹰》《禁约飞放》等许多禁止“打捕”“鹰”（护“鹰”）和禁止任意“放鹰”的禁令。^[29]

“二十年前小后生，手拿弹弓沿路行”和“家有千口，全靠弹弓在手”两段，只有在元代的蒙元贵族才能有“家有千口”这样的“家庭规模”。元代，大官人带随从“手拿弹弓”沿路行走时，边游览边打飞禽的是一件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元代达官贵人日常玩乐的一种方式。

在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有元朝蒙古贵族鲁斋郎“（鲁斋郎引张龙上，云）你都跟着我闲游去来。这一所好坟也！树木上面一个黄莺儿。小的，将弹弓来”，谁知鲁斋郎没有打住黄莺儿，却打住了孔目张珪家小孩，由此引发了鲁斋郎夺妻事件。可见“弹弓”是元代贵族出外狩猎游玩经常使用的一种工具，打的主要是“鹦哥”等“飞禽”。《元史》之《刑法制》曾云：“诸都城小民，造弹弓及执者杖七十七，没其家财之半……诸汉人执兵器者，禁之。”^[30]“赤鸟赤鸟，害我禾苗”一段，“禾苗”指庄稼。笔者认为，在元代，蒙古和色目贵族通常是不务农事的，前面表述的是元代贵族日常社会生活场景，而这一段则出现了“用箭打赤鸟”意象，笔者认为这段主要是“种庄稼的汉族老百姓和一些蒙古和色目贵族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家奴”自言自语者，对于种田人来说，每到丰收的秋天，成群的鸟儿会到这里来觅食，与农人抢夺“丰收的果实”，在田野中总会看到许多稻草人手里拿着像箭镞一样的棍子去吓唬“赤鸟”。原始的农业耕种，不用杀虫剂和化肥，土地上庄稼主要依赖人粪和自然水源进行养分的供给，收成十分有限，庄稼是农人的命根，只有“打了赤鸟”，才能保住粮食“颗粒归仓”，过上一个真正“大有年”，才能在正月十五过上一个快乐的元宵节。《打赤鸟》不仅保留了元代蒙古和色目贵族日常社会生活的场景，而且也寄托着当时汉族老百姓“期盼丰年，欢庆丰年”的热烈渴望。

这种多元民族的现象在贵池傩戏“仪式舞蹈”的“身体操演”中呈现，正说明了“身体操演”中也保留着原始傩戏产生时代的元代“社会记忆”，这种“社会记忆”与纪念仪式中所遗留的元代“社会记忆”则形成了一种相互应和、相互印证的关系。

清代南方唱书研究——多元民族生活历史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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