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石版印刷技术的推广及引进——清末南方唱书研究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877 年年末，上海点石斋书局成立，傅兰雅就在科学刊物《格致汇编》中刊登了《石板印图法》一文，这篇文章对于石印术在上海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36]清末上海石印书局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并大量编辑出版印刷俗文学曲艺戏曲唱本小册子，有四点重要的原因：1.石印术本身具有超越雕版印刷的先进优势。清末的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书坊林立。

石印术是1798 年由奥地利人施内费尔德（Aloys Senefelder，1771—1834）发明的。19世纪初，石印技术已在欧洲普及。道光年间（约1832年前后），石印技术逐渐传入中国。1877 年年末，上海点石斋书局成立，傅兰雅就在科学刊物《格致汇编》中刊登了《石板印图法》一文，这篇文章对于石印术在上海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上海名士姚公鹤在《上海闲话》谈及上海点石斋“书业获利之巨且易”一事：“闻点石斋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逢科举士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即罄。”^[34]

上海点石斋书局因刊售石版缩印本《康熙字典》获利颇丰，此事发生在光绪六年（1880），光绪七年（1881）粤人徐裕子即效法开设了同文书局。自此以后，上海人士群起效仿，大力投资创办书局。自民国成立前，据《中国鼓词总目》的不完全统计，上海创办的编辑出版印刷俗文学曲艺戏曲唱本（鼓词、影词、戏曲、唱书）小册子的石印书局有上海书局、上海江东茂记书庄（上洋书业公私）、上海校经山房、上海章福记书局、上海萃文斋书局、上海有益斋书局、上海煮字山房、上海二酉山房、上海广益书局、上海将左书林、上海文元书庄、上海大成书局、上海三元堂、上海玉麟书局、上海仁记书局、上海小说图书馆、上海久敬斋凡17家。^[35]

石印术在当时的优点是省人、省力，编印书籍出版周期短，并可以方便地印制各种文字的小册子。其缺点是，初次投资大，需专用石版和专用油墨，且印刷前必须湿石，要清洁，石板损坏快，书籍印刷质量不稳定。这种印制方法，直到1880 年以后才在上海推广开来。得到普及，是有其客观因素的。随着人们对石印术的逐渐了解，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石印术在上海逐步取代了传统雕版印刷，这也是“石印业最为兴盛、独领风骚的时期。除上海、天津、广州等通商口岸外，内地各省的石印业也迅速发展”。^[36]

清末上海石印书局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并大量编辑出版印刷俗文学曲艺戏曲唱本小册子，有四点重要的原因：

1.石印术本身具有超越雕版印刷的先进优势。一方面，石印技术简便易行、印刷快捷，能十分清晰地印制袖珍小书，如各种科举考试的参考书。印出的书便于携带，很受士子欢迎。若用石印技术翻印古书古画，不仅图文原形毫厘不爽，而且书版的尺寸大小可随意缩小放大，即使蝇头小字，也能做到笔画清晰。彩色石印文献，画面色彩明暗浓淡同原作，可以乱真。照相石印和彩色照相石印，既精美又迅速。

2.石印印刷比起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不仅出书快而且成本低，石印书的价格较低。以《康熙字典》为例，当时木板大字的售价为十五元左右，而石印版只有二三元。这样石印书籍很容易推销，印书者往往获利颇丰。

3.当时已经形成了较广阔的销售网络。清末的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书坊林立。它交通便利，出版的书能够很快销往全国各地，各地的购书者也都到上海来选取；各地的书商，多到上海来批发。

4.清民政部于宣统二年年底才颁布了《大清著作权律》，这是我国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部版权法文件。在此之前，虽然有些雕版印刷书籍的牌记上写着“版权所有，不得翻印”，但翻刻翻印翻抄事件层出不穷，基本没有人顾及版权的问题。在清末版权法尚未出现的前提下，如果编辑新的戏曲曲艺唱本，各石印书局需要投入大量创作经费和编撰经费，同时创作周期和编撰过程也比较长，如果这样做，当时中小书局大多是私人合股经营者，书局的生存难以为继，更不要说发展了。在商业竞争激烈的上海，只有占有速度、时间、成本、受众、金钱才是书局能够生存和向未来发展的根本。从南北方各省搜集来的木刻、手抄唱本，这些唱本是经艺人、中下层文人、识字人、抄写人、雕版印刷书坊刊行和不断翻刻、翻印、翻抄才流传下来的，在中下层民众中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

清末民初的上海中小石印书局正是看中了俗文学戏曲曲艺这块快速赚钱的“蛋糕”，再加之石印术成书快、成本低、唱本本身内容又为当时的中下层市民和移民闲散阶层欢迎，受到批发商、销售商、售卖小贩的喜爱，还有各书局布满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络，故大量的翻刻、翻抄、翻印搜集来的木刻俗文学戏曲曲艺唱本成为当时中小书局的一大“热门”事情。当然，也正是中小书局大量地翻刻翻抄、翻印并销售这些唱本，促进了这些中小书局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上海这种出版趋势一直延续到民国后期，尤其在民国前期达到顶峰阶段。

【注释】

[1]“五彩面”是指封面是黄、红、蓝、灰、粉红、橘黄等各种不同颜色的纸张。彩纸封面上有对书内所收入的各种曲艺曲种图书的名称，也有一些是显示图书内容的连环画或单幅画面。

[2]大成书局：《大成书局图书目录》，大成书局石印本，1925年，第59-64页。

[3]江东茂记书局：《上海、天津江东茂记书局书籍目录》，江东茂记书局石印本，1918 年，第23-26页。

[4]江东茂记书局：《上海、天津江东茂记书局书籍目录》，江东茂记书局石印本，1918 年，封二。

[5]汪耀华：《上海书业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9、18、38页。

[6]汪耀华：《上海书业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84、101、135页。

[7]汪耀华：《上海书业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5、22、33页。

[8]汪耀华：《上海书业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9、17页。

[9]汪耀华：《上海书业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

[10]汪耀华：《上海书业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

[11]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5年，第94页。

[12]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5年，第106页。

[13]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5年，第11页。

[14]上海环球社：《图画日报》（第78号），1909年，第8页。

[15]上海环球社：《图画日报》（第78号），1909年，第8页。

[16]上海环球社：《图画日报》（第78号），1909年，第8页。

[17]上海环球社：《图画日报》（第178号），1909年，第8页。

[18]上海环球社：《图画日报》（第63号），1909年，第7页。

[19]上海环球社：《图画日报》（第187号），1909年，第8页。

[20]上海环球社：《图画日报》（第19号），1909年，第7页。

[21]上海环球社：《图画日报》（第169号），1909年，第7页。

[22]上海环球社：《图画日报》（第24号），1909年，第8页。

[23]上海环球社：《图画日报》（第24号），1909年，第8页。

[24]上海环球社：《图画日报》（第178号），1909年，第8页。

[25]上海环球社：《图画日报》（第178号），1909年，第8页。

[26]饶学刚：《〈双合莲〉各种版本汇编》，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铅印，1980年，第2页。

[27]佚名：《新康渡五美图》，清中湘三元堂刻本，第1页。

[28]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1页。

[29]李维青：《上海乡土志》，易堂印制，1907年，第84-85页。

[30]张登林：《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31]张登林：《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32]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33]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34]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35]李豫等：《中国鼓词总目》，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7-28页。

[36]韩琦，王扬宗：《石印术的传入与兴衰》，载《中国出版史料》（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00页。

上海城市石版印刷技术的推广及引进——清末南方唱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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