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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上海城市市民阶层变化分析结果

【摘要】:随着动乱人口的大批涌入,上海城市市民的成分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上海城市原有文化的衰退变异和新型文化的催生崛起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清末民初,上海新式学校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对于这部分下层市民人群知识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对城市市民成分的知识水平的整体提升,起到了一种积极的作用。

元代,上海正式设县,至明末清初,上海是一个经济贸易比较繁荣的城市,是全国重要的贸易港口和漕粮转运中心,其繁华程度不如苏州、扬州、南京、杭州等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上海被迫对外开放,开埠以后,凭借其便利的交通优势,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进出口贸易额猛增,很快超过了其他沿海城市,成为外国对华贸易的最重要中转站。1853 年,上海进出口总值已经超过了广州。[28]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民族资本主义商业逐渐在上海发展起来,加之租界的建立和外国资本的大量进入,上海逐渐发展成为洋行、商号林立的商业中心城市,并超过了发达的江南其他城市而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和国际大都会。上海开埠之时,是个只有7万余人的江南地区的小城镇,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其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达到近40 万人(含华侨数千余人)。到了20 世纪初,上海已是“康庄如砥,车马交驰,房屋多西式,轩敞华丽,有高至六七层者,钟楼矗立,烟突入林,入夜则灯火辉煌,明如白昼”。[29]这里不仅成为中国著名的商业城市,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汇争锋之地,先进的文化建设为现代城市的商业发展提供了行为规范和素质保证。[30]

上海人口的变化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1853 年的小刀会起义,另一是太平军起义后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南京建立了象征其政权的首都。上海周围的动乱、沿着长江的动乱,使得周围城市、沿江城市的有钱人带着大批的金钱到上海租界去避难、落户,贫苦人也以难民的身份涌往上海,成为洋人和有钱人的服务人群。随着动乱人口的大批涌入,上海城市市民的成分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上海城市原有文化的衰退变异和新型文化的催生崛起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至1910 年,上海常住人口128 万,租界人口50 余万,外国人1.5 万余人。[31]这个时期增加的人口中,绝大部分为上海周围其他邻近省市的移民[32]

由于租界政治和经济上不受中国政府直接干预,是相对独立的一块区域,这给经济和思想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和自由的空间,成为近代以来上海人口聚集地和经济发展、思想传播的理想场所。尽管当时江浙一带遍地烽火,租界却是一片世外桃源,浙东、苏南的官绅、富商的到来给租界带来了可观的资金,华商资金的投入刺激了租界地区商业经济的发展。[33]

江浙沪富豪乡绅成为城市社会的上层阶级,商贾、洋行、商行职员、靠出卖文字为生的文人成为城市社会的中层阶级,中层阶级多有知识和较为稳定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成为城市社会的主流。上海地区还有着众多的下层市民,一些是由农民改变而来的产业工人,大多不识字的下层市民中还有更多地为中上层服务和为外国人服务的劳动人群,他们也大多来自农民,和产业工人类似,属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清末民初,上海新式学校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对于这部分下层市民人群知识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对城市市民成分的知识水平的整体提升,起到了一种积极的作用。

上海地区随着江浙和其他省份移民的大量涌入、外国侨民的增加,市民构成成分随着移民的涌入、外国侨民的增加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推动了这个地区商业文化环境的急速剧烈的变迁和转移。这种变化也促使了大量的社会闲散人员的出现和“闲散文化娱乐环境”的诞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