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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南方唱书研究:上海石印唱书由此而来

【摘要】:从清末民初上海主要石印出版“唱书”的书局所出版73 部“唱书”来看,都是书坊、书局搜集临近省份和沿江省份刊行的“唱书”,然后聘请写手或识字人员经过将其翻抄翻写在特制的纸上,再反贴在石板上,加油水石印装订成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73 部上海书局石印出版的“唱书”都遗留有翻印前木刻雕版印刷原本的“痕迹”。

从清末民初上海主要石印出版“唱书”的书局所出版73 部“唱书”来看,都是书坊、书局搜集临近省份和沿江省份刊行的“唱书”,然后聘请写手或识字人员经过将其翻抄翻写在特制的纸上,再反贴在石板上,加油水石印装订成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73 部上海书局石印出版的“唱书”都遗留有翻印前木刻雕版印刷原本的“痕迹”。例如《私访桂城和珅抄家青龙传》《小清官乌江渡私访》《乾隆皇帝下关西》《梅花金钗记》《辰州胡知府白扇记》《孟姜女送寒衣寻夫记》《吕蒙正困寒窑宫花报喜大团圆全传》《私访桂城》《道光私访青龙传》《包丞相斩曹国舅判断袁文正还魂记》等凡17 部曲目题名前均有“新刻”字样,这“新刻”前缀字样就是原先木刻版本遗留的痕迹,因为上海石印书局出版的图书不是用笔来刻写的,而是用笔直接在特种纸上写下来,反贴在石板上进行石印的,和“刻”字没有任何关系的,只有木刻本刊行时才写“新刻”字样。石印本“唱书”题名前面加的前缀“新刻”,应该完全是按照原先所搜集到的木刻唱本之题名,在没有改动的情况下,原样原字地抄写在特种纸上,这样我们就在这些石印的“唱书”唱本上看到了题名前面均有的“新刻”二字,所以这些上海各书局出版的“唱书”是将搜集到的原来的木刻本翻抄翻印而来的,而不是自己创作的“唱书”。除了这17 部石印“唱书”题名前有“新刻”两字外,其余的石印“唱书”题名前没有“新刻”字样,而是出现了“校正”(《九人头》)、“绘图”(《巧合姻缘》)、“新增图”(《孟姜女万里寻夫全本》)、改良(《陈世美不认前妻》)、“新出”(《荷包记包断伍盈春》)、“新编”(《玉堂春》)等字样,这些字样虽然与“新刻”字样有些不同,但是有些仍然能够找到其翻写翻印的原始刻本。所以,上海各书局出版的“唱书”类图书,都是在搜集到原先刻本的基础上或进行稍稍的整理和改动,或者基本不改动的情况下进行翻写石印出版的。如表7-1 中上海燮记书局《八宝山》源于清代长沙庆林堂刻本《八宝山》[11]、上海槐荫山房《辰州胡知府白扇记》源于清代长沙焕文堂刻本《白扇记》[12]、上海槐荫山房《九人头》源于清刻本《吴大人私访九人头》(上下二册)[13]

表7-1中“唱书”尽管卷首题名中出现了“新刻”字样,但是有一些的原始来源刻本在目前公私藏书机构未见收藏,如上海槐荫山房荣记书庄《钓金龟双钉记》《荷包记》《包断伍盈春全本》《红凤传新彩球记》《陆英姐全传》《王文龙余桂英攀弓带》《杨排风扫北大祭祖》,上海燮记书局《郭三娘割股贤孝记》《花仙果全传》《王文秀卖锅记》,上海槐荫山房《龙须面分裙记》《梅花金钗记》《王文虎写退婚双花记》《鹦哥孝母全传》等,这正说明了这些上海石印“唱本”保存于今天的资料具有研究和收藏文物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