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唱书”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闲暇时用方音朗诵散流在当地的唱本自娱,不时吸引一些人围坐聆听,逐渐形成一种能唱者捧书照本宣科,爱听者趋附聆听的十分随意的演唱方式”外,还有一种主要的“地戏式”演唱方式。而“安顺唱书”的文本和表演形式中则体现出一种复杂的“历史社会记忆”之“遗存”。......
2023-07-25
从清末民初上海主要石印出版“唱书”的书局所出版73 部“唱书”来看,都是书坊、书局搜集临近省份和沿江省份刊行的“唱书”,然后聘请写手或识字人员经过将其翻抄翻写在特制的纸上,再反贴在石板上,加油水石印装订成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73 部上海书局石印出版的“唱书”都遗留有翻印前木刻雕版印刷原本的“痕迹”。例如《私访桂城和珅抄家青龙传》《小清官乌江渡私访》《乾隆皇帝下关西》《梅花金钗记》《辰州胡知府白扇记》《孟姜女送寒衣寻夫记》《吕蒙正困寒窑宫花报喜大团圆全传》《私访桂城》《道光私访青龙传》《包丞相斩曹国舅判断袁文正还魂记》等凡17 部曲目题名前均有“新刻”字样,这“新刻”前缀字样就是原先木刻版本遗留的痕迹,因为上海石印书局出版的图书不是用笔来刻写的,而是用笔直接在特种纸上写下来,反贴在石板上进行石印的,和“刻”字没有任何关系的,只有木刻本刊行时才写“新刻”字样。石印本“唱书”题名前面加的前缀“新刻”,应该完全是按照原先所搜集到的木刻唱本之题名,在没有改动的情况下,原样原字地抄写在特种纸上,这样我们就在这些石印的“唱书”唱本上看到了题名前面均有的“新刻”二字,所以这些上海各书局出版的“唱书”是将搜集到的原来的木刻本翻抄翻印而来的,而不是自己创作的“唱书”。除了这17 部石印“唱书”题名前有“新刻”两字外,其余的石印“唱书”题名前没有“新刻”字样,而是出现了“校正”(《九人头》)、“绘图”(《巧合姻缘》)、“新增图”(《孟姜女万里寻夫全本》)、改良(《陈世美不认前妻》)、“新出”(《荷包记包断伍盈春》)、“新编”(《玉堂春》)等字样,这些字样虽然与“新刻”字样有些不同,但是有些仍然能够找到其翻写翻印的原始刻本。所以,上海各书局出版的“唱书”类图书,都是在搜集到原先刻本的基础上或进行稍稍的整理和改动,或者基本不改动的情况下进行翻写石印出版的。如表7-1 中上海燮记书局《八宝山》源于清代长沙庆林堂刻本《八宝山》[11]、上海槐荫山房《辰州胡知府白扇记》源于清代长沙焕文堂刻本《白扇记》[12]、上海槐荫山房《九人头》源于清刻本《吴大人私访九人头》(上下二册)[13]。
表7-1中“唱书”尽管卷首题名中出现了“新刻”字样,但是有一些的原始来源刻本在目前公私藏书机构未见收藏,如上海槐荫山房荣记书庄《钓金龟双钉记》《荷包记》《包断伍盈春全本》《红凤传新彩球记》《陆英姐全传》《王文龙余桂英攀弓带》《杨排风扫北大祭祖》,上海燮记书局《郭三娘割股贤孝记》《花仙果全传》《王文秀卖锅记》,上海槐荫山房《龙须面分裙记》《梅花金钗记》《王文虎写退婚双花记》《鹦哥孝母全传》等,这正说明了这些上海石印“唱本”保存于今天的资料具有研究和收藏文物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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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5
威信,位于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地区云贵川交界处,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曹先生谈到唱“唱书”不是随意唱,“唱书时有规律的,从起唱到收唱,音长音短、音低音高,都是有规矩的”,尽管这样,对于完全是一个套路重复演唱的“唱书”,听别人唱得多了,也能够“无师自通”学会唱了。......
2023-07-25
保山唱书是真正“活着”的唱书,民间仍然有唱书人在唱。如今,黄女士正在培养自己的儿女、徒弟学唱唱书。保山地区的唱书艺人有多位,每个人会唱的书目也不一样。在此对其中一部分艺人进行了调研:1.黄正芬,女,1967 年生,汉族,云南省保山市腾冲人,保山唱书传承人,师从自己的父辈,父师从祖辈,目前带有多位徒弟。......
2023-07-25
清末民初上海各出版书局为了向批发商推销图书,往往每年都编制本书局新出版图书和已出版图书之目录,但是这些图书目录保存至今者寥寥无几,经查阅现存上海各书局的图书目录,仅见民国14年《大成书局图书目录》中有“唱书类”图书的著录。[4]民国14年《大成书局图书目录》封二内容除了修订年代为“甲子岁首新订”以及相关在天津设立分局外,其他内容大致如此。......
2023-07-25
同名的石印本有两个版本,其中第一个《乌盆记全传》属于清末翻刻本,线装,四针眼,系合订本,由《乌盆记全传》和《三下南唐》两部分组成,系上海元昌印书馆发行,页面18.5cm×12.5cm,板框17.5cm×11.5cm,每版二十八行,每行五十六个字。第二个版本《包公案乌盆记全传》也属于清末翻刻本,由汉中炼石斋书局印行,线装,四针眼,页面19cm×13.5cm,板框18cm×12.5cm,正文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四十九个字。......
2023-07-25
《湖南提要》收入的“唱书”列目如下:《朱砂印》(中湘九总黄三元)、《双银配》(又名《八仙图》,长沙左三元)、《后八仙图》(长沙左三元)、《珍珠塔》(长沙明经堂)、《罗一打柴记》(长沙文星堂)、《手巾记》(长沙黄又森)、《吴燕花》(长沙三元堂)、《吴大人私访九人头》(上下册,长沙小西门外左三元)、《九美图》(上下册,长沙小西门外左三元)、《四美图》(长沙小西门周庆林堂)、《七美图》(长沙西牌楼彭焕文......
2023-07-25
上海槐荫山房:清末由扬州人开设,地点在川虹路均济里,最早见于《1911年新开设书业名录》。这个书局主要经营“唱本小说”,即前面所提到的“五彩面唱本”。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歇业。[9]上海元昌印书馆:最早见于《1930 年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录》,张才良任经理,地址在山海关路南兴坊,资本额为3000元,职工3人。目前收藏清末民初上海各书局出版“唱书”者,仅见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两家,而以上海图书馆为最。......
2023-07-25
在清代史料中检索“唱书”这一语词,有三种解释类型。第一种范祖述《杭俗遗风·南词》中谈到“南词”演唱者被称为“唱书先生”,从这一点来说,“南词”也可被称之为“唱书”,所以“唱书”应是清代一种曲艺曲种的名称。结合蒋士铨描写的“杭州南词”演唱情况,可以说“南词”是在清代乾隆至清末时期流行于浙江杭州地区的一种曲艺曲种,这也可以说“南词”是清代浙江地区流行的一种“唱书”形式。......
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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