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唱书”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闲暇时用方音朗诵散流在当地的唱本自娱,不时吸引一些人围坐聆听,逐渐形成一种能唱者捧书照本宣科,爱听者趋附聆听的十分随意的演唱方式”外,还有一种主要的“地戏式”演唱方式。而“安顺唱书”的文本和表演形式中则体现出一种复杂的“历史社会记忆”之“遗存”。......
2023-07-25
上海槐荫山房:清末由扬州人开设,地点在川虹路均济里,最早见于《1911年新开设书业名录》。1935 年,耿隆祥任经理(54 岁,扬州人),资本额为1500元,地址改为蒙古路公益里13号。这个书局主要经营“唱本小说”,即前面所提到的“五彩面唱本”。[5]上海槐荫山房在1942 年前后改名为“上海槐荫山房荣记书庄”,刘延福是经理;抗战胜利后,耿荣森为经理,地址在甘肃路147 弄6 号;1948年,耿昌江为经理。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歇业。[6]
上海燮记书局:又名燮记书庄,最早见于《1917 年上海书业同行一览表》,独资,成燮春任经理(1935年时67岁,盐城人),资本额3000元,职工3人,地址在新垃圾桥北洽兴里,至1937年抗战前歇业。[7]
上海文益书局:最早见于《1911 年新开设书业名录》中,地址在大东码头德安里。1917 年仍在营业,独资,郭文英任经理,地址改在海宁路天宝里,应是清末民初开设的一家书局。约在1920年前后歇业。[8]
上海刘德记书局:最早在《1930 年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录》中见到,刘禄德任经理,地址海宁路裕鑫里,资本额0.3 万元,职工4 人。抗战胜利后,刘益卿任经理,地址在海宁路1010 弄22 号。这家书局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营文化教育类图书,地址在上海山东中路128弄201号。至1953年,因未获准政府经营许可歇业。[9]
上海元昌印书馆:最早见于《1930 年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录》,张才良任经理,地址在山海关路南兴坊,资本额为3000元,职工3人。1942年以后,张大椿任经理,抗战胜利后,地址先后改为派克路305号、成都北路811弄7号,至新中国成立歇业。[10]
上海文德书局:最早见于《1939 年上海书局调查名录》,陈光普任经理,地址在上海北京路泥城桥瑞康里,资本额500元。抗战胜利后,地址迁至北京东路830弄22号,至新中国成立歇业。
现存清末民初上海各书局出版的“唱书”。目前收藏清末民初上海各书局出版“唱书”者,仅见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两家,而以上海图书馆为最。笔者根据上海图书馆所收藏“唱书”曲目名称制表如下:
表7-1 清末民初上海各书局出版“唱书”目录
续表7-1
续表7-1
根据表7-1上海图书馆现存所藏资料,清末民初出版“唱书”的主要书局有上海槐荫山房、上海槐荫山房荣记书庄、上海燮记书局、上海文益书局、上海刘德记书局、上海元昌印书馆、上海文德书局、上海炼石书局、上海美术书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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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唱书”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闲暇时用方音朗诵散流在当地的唱本自娱,不时吸引一些人围坐聆听,逐渐形成一种能唱者捧书照本宣科,爱听者趋附聆听的十分随意的演唱方式”外,还有一种主要的“地戏式”演唱方式。而“安顺唱书”的文本和表演形式中则体现出一种复杂的“历史社会记忆”之“遗存”。......
2023-07-25
“安顺唱书”曲目的名称有两个特点,其名称和北方鼓词的曲目名称非常相似甚至有的完全一样,其文本形式却是纯粹的“南方唱书”句式,即严格的七字句、十字句和说白交互结构组合。“安顺唱书”的结尾,也和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及大多的清代唱书类似,多是一些劝诫箴言语词。......
2023-07-25
从清末民初上海主要石印出版“唱书”的书局所出版73 部“唱书”来看,都是书坊、书局搜集临近省份和沿江省份刊行的“唱书”,然后聘请写手或识字人员经过将其翻抄翻写在特制的纸上,再反贴在石板上,加油水石印装订成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73 部上海书局石印出版的“唱书”都遗留有翻印前木刻雕版印刷原本的“痕迹”。......
2023-07-25
“昭通唱书”的演唱形式十分简便,一人讲唱,以唱为主,不用乐器伴奏,唱书人都是业余爱好,不以唱书为职业,只要有一定文化,可以读通唱书又会唱唱腔的都可以演唱,应邀的唱书者也不收报酬。“昭通唱书”多在农历正月春节期间和农闲季节演唱。据昭通东风公社北坡生产五队63岁的王开德老人说:“喜爱听书的人家,家庭和睦,尊老爱幼,家风也好。”可见,年长者常把听书看作是对青年人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2023-07-25
威信,位于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地区云贵川交界处,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曹先生谈到唱“唱书”不是随意唱,“唱书时有规律的,从起唱到收唱,音长音短、音低音高,都是有规矩的”,尽管这样,对于完全是一个套路重复演唱的“唱书”,听别人唱得多了,也能够“无师自通”学会唱了。......
2023-07-25
在清代史料中检索“唱书”这一语词,有三种解释类型。第一种范祖述《杭俗遗风·南词》中谈到“南词”演唱者被称为“唱书先生”,从这一点来说,“南词”也可被称之为“唱书”,所以“唱书”应是清代一种曲艺曲种的名称。结合蒋士铨描写的“杭州南词”演唱情况,可以说“南词”是在清代乾隆至清末时期流行于浙江杭州地区的一种曲艺曲种,这也可以说“南词”是清代浙江地区流行的一种“唱书”形式。......
2023-07-25
同名的石印本有两个版本,其中第一个《乌盆记全传》属于清末翻刻本,线装,四针眼,系合订本,由《乌盆记全传》和《三下南唐》两部分组成,系上海元昌印书馆发行,页面18.5cm×12.5cm,板框17.5cm×11.5cm,每版二十八行,每行五十六个字。第二个版本《包公案乌盆记全传》也属于清末翻刻本,由汉中炼石斋书局印行,线装,四针眼,页面19cm×13.5cm,板框18cm×12.5cm,正文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四十九个字。......
2023-07-25
《湖南提要》收入的“唱书”列目如下:《朱砂印》(中湘九总黄三元)、《双银配》(又名《八仙图》,长沙左三元)、《后八仙图》(长沙左三元)、《珍珠塔》(长沙明经堂)、《罗一打柴记》(长沙文星堂)、《手巾记》(长沙黄又森)、《吴燕花》(长沙三元堂)、《吴大人私访九人头》(上下册,长沙小西门外左三元)、《九美图》(上下册,长沙小西门外左三元)、《四美图》(长沙小西门周庆林堂)、《七美图》(长沙西牌楼彭焕文......
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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