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清代南方唱书:陇南康县陕三省交界地区

清代南方唱书:陇南康县陕三省交界地区

【摘要】:康县隶属甘肃省陇南市,位于甘肃省的东南部,是甘肃、四川、陕西三省的交界处。康县唱书流传于甘肃省陇南地区康县境内,当地百姓也称之为“念书”。康县唱书的唱本有《邓召传》《过巴州》《走南阳》《商雪转》《肖三姑》《蟒蛇记》等。(一)“康县唱书”格式关于康县唱书的句式,可以分为三类:七字句、五字句和十字句,唱词不分段,结构规整。《鹦哥记》确实属于本文所研究的“唱书”,现在仍有清代木刻本存世。

康县隶属甘肃省陇南市,位于甘肃省的东南部,是甘肃、四川、陕西三省的交界处。康县唱书流传于甘肃省陇南地区康县境内,当地百姓也称之为“念书”。康县唱书的唱本有《邓召传》《过巴州》《走南阳》《商雪转》《肖三姑》《蟒蛇记》等。杨万怀是康县唱书的传承人,他演唱过的书目有《沉香子劈华山》《三娘教子》《柳荫记》和《赵千金》等,唱本在康县流行较为广泛且颇受欢迎。

(一)“康县唱书”格式

关于康县唱书的句式,可以分为三类:七字句(含莲花落)、五字句和十字句,唱词不分段,结构规整。

1.七字句为主的,例如:杨万怀先生保存的《卖水记》后篇《赵千金》中:

说起我也十分苦,还比黄连苦十分。我今不是男子汉,我今也是女流人。你是皇姑我是女,怎样连你结成亲……

七字句(莲花落),句式在七字句的演唱中加入衬词和句尾助词。例如《蟒蛇记》中:

好光阴来好光阴(哩六莲莲花落)一寸光阴一寸金(嚯嚯嗨嗨嗨嚯)

失了寸金容易得(哩六莲莲花落)失了光阴无处寻(嚯嚯嗨嗨嗨嚯)

2.五字句为主的,例如:杨万怀先生保存的《卖水记》后篇《赵千金》中:

七字来丢下,五字唱来听。小姐开言道,媒婆你且听。

因为我兄弟,被人害牢中。咬在贼盗内,定成死罪名。

3.十字句为主的,例如:杨万怀先生保存的《卖水记》后篇《赵千金》中:

他总说偷了他金银四钉,送在官问死罪现在牢中。

每日里三拷打二叔难受,要金银五十两送上来京。

由句式来看,康县唱书也属于南方唱书,只是七字句是受了莲花落曲种的影响而发生格式上的变化,其十字句还是唱书中严格的三三四格式。

(二)“康县唱书”抄书人

在网络上有位署名“陇上种田人”的作者曾发表过《唱书》[6]一文,文中对于“唱书”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康县农村的抄写、传递、说唱事件、说唱艺人、唱书者和听众的感受、唱书形式、内容书目、父辈传承以及今日感怀等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在文中作者谈到,自己是农民出身,爱好文化,曾经抄写过唱书并保留着自己抄写的唱本《鹦哥记》。《鹦哥记》确实属于本文所研究的“唱书”,现在仍有清代木刻本存世。讲的是宋代包公除恶扬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这位抄书人抄书的时间是“一九九二年三月三日起抄,一九九三年正月初八才抄写完毕的”,作者的抄写时间距今已经二十多年了。自1958年繁体字改简体字实行青少年小学、初中义务教育以来,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全民扫盲运动,农村识字人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更是基本都接受过文化教育。这样说来,到了90 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农村人接受文化教育已经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唱书”依然在这里存在,这可以说是一种“世代情缘”所依存着的曲艺活动。上文所提《唱书》一文中所反映的现实正是1992 年时,作者的家乡康县所存在的现实。这位会写毛笔字的识字人,居然用了“一年之农闲暇日”,以“毛笔小楷字体”,抄了4万余字的《鹦哥记》唱书。是什么原因促使作者做这样的事情呢?他在《鹦哥记》扉页中写出了真实原因:这本《鹦哥记》唱书是从“远房亲戚家借来的”,看着里面的内容,真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但是这本书并不是自己的,不久之后还要还给人家,对于自己来说将“再难拥有”。在那个时候,普通人的家庭里,要有一本唱书,应该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情。所以,他就“铺纸弄墨,抄将起来”。书抄好了,更使得作者感到不仅能够“留我独用”,而且能让乡亲们共同欣赏,传播文化,丰富乡村文娱生活。这位抄书人的感想,正反映了20 世纪90 年代之初,我国大部分偏远农村娱乐生活还是相当贫乏,“唱书”仍然是民众喜欢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抄书人在谈到自己抄书过程时说道:“那时乡村没有通电,干了一天农活,晚上在煤油灯下写字,写着写着就打起盹来,书中有多处东倒西歪变形的字和掉笔的墨团,那是我打盹的见证,记得还有不少污染严重的书页,随时都作废重抄了,在此书上已看不见了。”没有电灯,还使用煤油灯,更不要说电视电话,可见当时抄书者的辛苦和虔诚。

抄书人谈到“最有韵味的生活情景模式”则是“唱书是这家唱一晚,那家唱一晚,轮流调换”,当“唱书人”去表演“唱书”的时候,“轮到那一家,女主人便烧好油茶,殷勤侍候,唱的人也便越唱越有劲头。唱书的内容大都是哀婉凄楚曲折动人的故事,唱到情节高潮处,唱者声情并茂,听者泪流满面。庄稼人会借助唱书的情节,把自己内心压抑的苦水也释放出来。”

谈到他抄好《鹦哥记》之后,恰好赶上了1993 年的春节,他是这样描述拿着自己抄的唱书本子和大家一起唱的情景的:“那是我从大年初一开始,便加紧抄写的成果。十五元宵节之前,村庄正处于唱唱书的热潮之中,有了《鹦哥记》的加盟,唱书的热潮更热了。看着乡亲们争相唱我抄的唱书,心中有说不出的得意和幸福感。”可见在那时候,唱书在某些村庄还很受欢迎,“争相唱”说明会唱的人多,想唱好唱本的人也多。

唱书的曲目以传统唱书为主,这些传统曲目,都是属于民间艺人的集体创作,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是经过了“千锤百炼”和数十百年的磨炼才流传下来的,这些流传下来的作品,又都和老百姓的社会生活、思想感情紧密贴合在一起,否则,这些作品早被淘汰了,今天是不会见到的。例如这位抄书人曾提到他和父亲都喜欢唱书,其父抄写过《红娥女返长安》,借阅过《韩湘子传》《天仙配》《沉香子劈华山》《目连救母》《毛红写退亲》《张春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这些都是体现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精品。

(三)“康县唱书”听书场景

2014 年11 月10 日,网络上的一篇文章《市级非遗康县唱书:平凡生活中的浪漫记忆》中提到了“康县唱书”的听书场景:

四邻听到屋里的寒暄说笑声,也陆陆续续进来,屋子里更热闹了。主人忙拿出纸烟敬给每个人。老人和小孩坐在炕上,听唱书的人则围坐在锅蒲周围,双手自觉地抓起苞谷棒子交错着揉搓起来。唱书人坐在最热和又没有柴烟的地方,独自用一盏油灯,不紧不慢地从衣兜里掏出因经年被翻揭而烂页的唱本。唱书表演形式随意,一两人至六七人均可表演,完整的表演形式还要配以碰铃、木鱼快板等节奏乐器。不一会,说笑声、搓苞谷的声音、壶水的声音、炉火的声音、马勺炒调和时的油炸声交织在一起,屋内热气腾腾,兴致盎然。[7]

这个热烈喧闹的听“唱书”场面,给人很多启示。首先,可以看出民众在文艺、文化缺乏的环境之下,对带有故事性、知识性的唱书有多么的渴望,听唱书已经成为他们干农活之余的精神享受;第二,“唱书”简约易学的曲调、传下来的老唱本或者新抄写的唱本,简单的搭配乐器和灵活机动的表演者。这些因素使“唱书”在乡村中具有非常大的生命力。

直至今天,在康县土地上,“唱书”这种曲艺表演形式和活动还在民间存在并活跃着,这对于“唱书”本身的研究和民众接受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唱书”社会调查之本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