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唱书”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闲暇时用方音朗诵散流在当地的唱本自娱，不时吸引一些人围坐聆听，逐渐形成一种能唱者捧书照本宣科，爱听者趋附聆听的十分随意的演唱方式”外，还有一种主要的“地戏式”演唱方式。而“安顺唱书”的文本和表演形式中则体现出一种复杂的“历史社会记忆”之“遗存”。......
2023-07-25
清代南方唱书对昭通唱书的影响
【摘要】：据吴文昌回忆，他家里新中国成立前搜集有近百种讲故事的唱书，这些唱书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从昆明买来，这种唱本大都是石印，所以叫作“洋本子”。二是逢年过节，四川高县、筠连的行商运来卖的，他们把各种书的样本用线穿系在一个竹架上，这种竹架可以扛在肩上四处寻走，招徕顾客。这里出现了称为“洋本子”的石印本和称为“土本子”的木刻本。
吴义昌（1935—？），男，昭通县人，昭通地区文教局干部。据吴文昌回忆，他家里新中国成立前搜集有近百种讲故事的唱书，这些唱书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从昆明买来，这种唱本大都是石印，所以叫作“洋本子”。二是逢年过节，四川高县、筠连的行商运来卖的，他们把各种书的样本用线穿系在一个竹架上，这种竹架可以扛在肩上四处寻走，招徕顾客。这种唱本多数是木刻本，人们叫“土本子”，装订也很简陋，一本书只穿一二根纸针，买来后自己还要加书皮，用的纸也是高县一带出产的。
这里出现了称为“洋本子”的石印本和称为“土本子”的木刻本。“洋本子”来自昆明，石印术是近代才出现的印刷术，传入中国广州、上海的时间大约是在同治、光绪年间。昆明出现石印本唱书的时间最早也在同治年间，这和前面记载时间相符。所以，如果是照洋本子来说唱的唱书，这应该是在同治年间或之后出现的现象；被称为“土本子”的木刻本是从临近四川的高县、筠连的行商在“逢年过节”的日子里才运来买的，这种木刻本应该比较早，现在发现的长江流域各省唱书的木刻本最早有嘉庆、道光年间的，如果按李短褡咸丰年间说唱书的话，那么无论是口传的还是木刻的“昭通唱书”都应该是在道光、咸丰年间就已经存在并且在这个地区开始流行了。
调查中曾有幸发现了一位农民大叔收藏的《摇钱树》中卷，共23页，32开，每页132字，七字句从头至尾，木刻残本，用棉纸印的扉页上刻有“荣昌堂”字样。“荣昌堂”，系解放前内江一带流行的一种民间木刻印书出售的坐商商号名称。黄林还谈到他们搜集到的《鹦哥记》油印本的末尾有这样的唱词：“唱的翻印来添寿，堂记正本内江城。”黄林解释说：“演唱翻印唱本是行善，做好事，可以添寿元。这种宣传无疑是荒唐可笑的，尽管编印发行唱本，在传播文化及宣扬某些道德观念方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可以说是‘做好事’。编印、出版《鹦哥记》的是荣昌堂，因而叫做‘堂记正本’。而‘荣昌堂’这个印书的商号就在内江城里，故而称之为‘堂记正本内江城’，这和宜宾地区文化馆提供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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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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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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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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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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