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南方唱书的继承与改编：明代说唱词话的影响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清代南方唱书诸多历史唱本是继承明代说唱词话而来。因为明确标示为是明代说唱词话的唱本很少，目前流传于世的明代说唱词话代表只有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清代南方唱书以整齐七字、十字唱词为主，兼及说白，与明代说唱词话的格式稍有区别，前者更为规整，情节也更为紧凑。从明代说唱词话到清代唱书，说唱故事内容从一代一代的唱书人传承过来，必定不断地进行丰富与改进。

清代南方唱书诸多历史唱本是继承明代说唱词话而来。在这个过程中，有继承也有改编，改编的内容和改编的手法与时代和艺人的表演以及民众的需求相关。因为明确标示为是明代说唱词话的唱本很少，目前流传于世的明代说唱词话代表只有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所以，本文选取与明代说唱词话同内容的清代唱书刻本，希望能够管中窥豹，发现唱书发展过程的一些规律。

故事内容紧凑化。清代南方唱书以整齐七字、十字唱词为主，兼及说白，与明代说唱词话的格式稍有区别，前者更为规整，情节也更为紧凑。例如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包待制断歪乌盆记》中对主人公杨宗富辞别父母出城后行程介绍，对很多路过的城市都有着详细的描述。这不免显得累赘和繁复，如果唱给听众会引起反感的。所以，在清代唱书中将这些略显多余的情节删减，增加了观景拜佛求签的情节，这既丰富了故事性，也更为接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增添了生活趣味，也更受民众的欢迎。又例如：在形式上，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曹国舅》有【说】有【唱】，唱书《荷包记》却以严格的七字句形式为主，偶尔夹有“三三四”格式的十字句，形式规整，没有说白。在内容上，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曹国舅》与唱书《荷包记》内容基本相同，讲述宋仁宗时期，曹国舅霸占人妻，杀人夫和孩子，将其扔在井内。冤魂告到开封府，包公最终为其申冤，惩治了恶人曹国舅。在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曹国舅》中，当曹家二位国舅都被包拯用计抓起来后，曹老太太倚仗自己女儿是皇后，妄图去开封府用权势逼迫包拯放人，包拯当然不从。曹老太太拿出自己的官诰，用官诰来压制包拯，被铁面的包拯将官诰焚烧，这样，曹老太太无计可施了，才去皇宫求自己当皇后的女儿，后来皇后出面、十位保官出面、皇上出面求情都没有奏效。在清代石印唱书中，却删去了曹老太太请出官诰这一情节，因为已经有了曹老太闹大堂一幕，这个“回去请官诰再来”的情节略显多余，删除这一情节，曹老太太亲自闹大堂失败后直接进入皇宫，向自己女儿求助，这样情节更为紧凑，矛盾也更为集中。

故事情节完整化。每一个故事，即使是叙述历史事件的唱词，也会有故事虚构。故事从虚构出来到成熟完整，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也是一个故事从刚开始的骨架，到之后羽翼丰满、故事成型的发展过程。从明代说唱词话到清代唱书，说唱故事内容从一代一代的唱书人传承过来，必定不断地进行丰富与改进。例如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新刊全相包待制出身传》中对于包公出身的交代很简单，没有任何悬念和超群之处，这会引起听众的不满，包拯这么伟大的人物，出生前后怎么会没有一点点异象呢，于是，就有了清代唱书对于包公出生的详细描述。

例如：明代说唱词话《新刊全相包待制出生传》：

十万亲生三个子，头生两子甚超群。未（末）遇三郎生得丑，八分像鬼二分人。面生三拳三角眼，太公一见怒生嗔。

【说】包太公一见弟（第）三个儿生得丑陋，叫童童便抱去南山下涧水中淹杀，免得后来千年之害。

【唱】惊动闲人由（犹）自可，宅中惊动有恩人。惊动有恩包大嫂，大嫂前来说士（事）因。^[8]

在此处，对于包公出生只交代了寥寥数语，包公出生后除了奇丑之外，丝毫没有神秘色彩。被嫂嫂张氏救下，也没有多交代张氏救包公的缘由，只是突然之间出现了这个情节。

在清代石印本唱书（由于封面短缺，刊刻地不详）《绘图包丞相出身全传》中，对包公出生的前后却增加了很多描写和想象。首先包夫人应梦中吃仙桃而怀孕，怀孕时间不同寻常人是九个月，包太太足足怀了十二个月，非常受罪，“脚腿肿得不像人，将身睡在牙床上，抓床抓席好伤心，或男或女生了罢，扒娘肚皮扒娘心”。^[9]在包公出生后，因为相貌丑陋，太太让丫鬟把婴儿扔进金鱼池。至于张氏救包公的情节，在此又进行了一番渲染，是观音菩萨提点张氏，让他把包公救回来，并说日后会有好报，“你今忙把园来进，救救三叔自家人，此人日后登金榜，栋梁大臣保驾人，仁宗驾下擎天柱，掌执朝中第一人。”《绘图包丞相出身全传》这样改编，更加适合民众的审美，故事情节也更为完整。引入了民众心目中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这一佛家形象，迎合民众心理诉求，从而实现精神信仰上的共鸣，这是唱书人后期按照情节需求加上的内容，将包公的来历描述得更加神奇，也符合民众对于包公的美好人设。

故清代唱书对明代说唱词话的继承是有减有增的，减少文人化的描述。例如明代说唱词话《包待制断歪乌盆传》中主人公宗富赴考路上对景色的描写，增加了生活化、民众化的情节补充与地方俚俗语言，这种改变使唱书具有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与民众生活贴得更近。民众精神上需要什么，唱书中会相应表现什么。一些俚俗不堪的内容虽然也有艺人在说，但是没有生命力，也会被政府禁止。大部分唱书的内容，还是在传统说唱词话的基础上改编或者直接继承而来的，也有根据现世的历史事件、人物事迹以及艺人自己杜撰的唱书。

故事结局美好化。民间说唱往往带着民众非常大的心理诉求，民众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会寄托在唱书里面实现，从而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封建统治之下贪官横行，于是唱书中便有了“明镜高悬”的包青天、于青天、施世纶、刘墉等清官的形象，他们除了为民申冤、惩恶扬善之外，还辅佐君王，与奸佞对抗。正是因为百姓生活中缺少这些人物，所以他们的故事流传在唱书中经久不绝，甚至对其形象刻写近乎神化。例如包公有三件神奇宝物：“阴阳镜”可降邪魅，“古今盆”可照见人的前世今生，“游仙枕”可以让他夜游地府审案。封建社会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美好的爱情受到了残酷压制，经常出现“嫌贫爱富”“棒打鸳鸯”的悲剧，青年男女为此而痛苦不堪。在唱书世界中，诸多赞扬美好爱情的故事便出现了，例如梁祝故事、孟姜女、白蛇传等经典篇目，也有《八仙图》等后来创作的唱书作品。对故事美好结局追求也是说唱故事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中国民众喜欢大团圆的喜剧结局，他们希望看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果，所以，说唱文学的故事结局也在不断向美好化、理想化发展。例如：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包龙图断曹国舅传》最后的结果是恶人得到惩罚：

休唱国旧（舅）升仙去，回来再唱姓包人。天下罪人都赦了，三朝去谢帝王恩。谢恩已了回归府，便叫随行手下人。可台（抬）父子尸身去，当时烧休莫存留。相公便叫张氏女，你今稳便转家门。送你盘躔（缠）金共宝，□□□□便回呈。张氏当时忙下拜，当厅拜谢姓包人。^[10]

这个结果是比较理想的，恶人除去，好人得到安抚，可是死去的父子俩却已经回不来了，一家三口抱着参加南省求取功名的目的来到东京，最后仅剩张氏一人，还是不免有悲凉的意味。于是，这个稍显不圆满的结局在清代石印唱书中得到了修改：

不唱国舅升仙去，回文且唱包大人。天下罪人多赦了，上朝拜谢圣王恩。谢恩已毕回府内，即叫随行手下人。可抬父子二尸首，放在丹墀以下存。急忙取过还魂枕，救他父子转阳尘。包公当下来祝告，祝告城隍土地神。今有文正遭屈尸，他今有救要还魂。望将魂灵放回转，即备猪羊祭两神。二位神圣知道了，不一时刻转了生。叹了一口长吁气，便骂国舅曹姓人。占了我妻杀我子，又来绞死我当身……包相谢恩回府内，便叫夫妇两个人。我今奏与天子晓，状元及第赐他身。快快回家休迟疑，荣归故里转家门。夫妇二人朝上拜，拜谢恩多义广人。抽身出了开封府，收什行李转家门。诸亲六眷多来贺，厅前排酒待诸亲。后把包公生祠造，烧香换水报深恩。

在清石印本中的结局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包公惩治了恶人，死去的受冤者还了魂，同时还得了官，衣锦还乡，皆大欢喜。这个结局一直流传到后世，被民众广为传颂。可见，大团圆的结局在民间有着多么大的生命力！

【注释】

[1]来自网络博客，作者黄云峰，江苏新沂人。

[2]李雪梅，李豫：《新发现元刻本〈包公出身除妖传〉说唱词话考论》，载《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第153页。

[3]邓小泉：《宋代制举衰微的历史流变》，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8卷，第90-93页。

[4]朱一玄校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丛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

[5]佚名：《包丞相乌盆记》，清汉口镇永宁巷大街老岸信堂刻本，第5页。

[6]佚名：《包公案乌盆记全传》，清末上海元昌印书馆石印本，第4页。

[7]朱万曙：《包公故事源流考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8]朱一玄校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丛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3页。

[9]佚名：《绘图包丞相出身全传》，清末上海槐荫山房石印本，第1页。

[10]朱一玄校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丛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