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南方唱书研究：三位主要承继关系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木刻本对明刻本的承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情节方面，二者基本是一致的，可以定位成同一个故事。其中主要的叙事要素相同，主要人物、事件发生地点、人物形象、人物语言以及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大都一致。包公故事在明、清两朝是极受欢迎的。乡试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称为大比，考中的称为举人。当天晚上随从伏寿突然发病，宗富将其留在店中，自己和另外一名随从阳春上路，由此晚上投店遇到恶人，惨遭杀害。

（一）清木刻本《乌盆记》对于明刻本《乌盆传》的承继

清木刻本继承明成化刻本的结构，但是对其中的故事情节进行了改善和处理，更为人性化和现实化，故事情节更为丰富和干练。木刻本对明刻本的承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情节方面，二者基本是一致的，可以定位成同一个故事。其中主要的叙事要素相同，主要人物、事件发生地点、人物形象、人物语言以及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大都一致。（见表2-3、2-4、2-5）

表2-3　情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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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主人公人物形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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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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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恶人人物形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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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有局部的改变，清木刻本还是延续了明刻本的故事本体，几个重要的叙事要素没有改变：即使已经家有巨资，仍然想着改换门庭，可见民众对求官以“光宗耀祖”的渴求是多么大，由富变贵，这是封建制度层层官僚压迫之下民众想改变自身境遇的愿望，这个愿望无论在宋代还是明清，只要存在有封建官僚体制，民众就有着这样的诉求。“书生苦读求官”是封建制度下民间故事中的永恒主题，也一直受到民众的欢迎，因为普通民众都有着“一朝成贵人，四下皆来贺”的愿景，当然这种愿景实现的几率非常小，所以这种故事为普通受欺压的百姓们一直津津乐道着，正所谓“实现不了，更要追求”。其中山林恶盗的凶狠与书生柔弱形成鲜明对比，造成了故事跌宕起伏的悬念，也增加了故事的生命力。另外，包公故事自宋朝以来，一直受到民众追捧，包公除恶扬善、秉公办案，演绎着民众对于清官的渴盼。正因为现实中清官寥寥，更加重了在文学中对于清官的刻画笔墨。包公故事在明、清两朝是极受欢迎的。1967 年出土的《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共有13篇，其中涉及包公办案的就有8篇，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二）清木刻本在明刻本基础上的流变

木刻本在继承明刻本的基础之上，在语言、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有了时代性变化。以下选取几处，以作具体的分析对比。

1.故事情节流变

赴考：明刻本中主人公宗富闲游到城中看到“仁宗开南省，广招天下读书人”，宗富看到榜文后立志参加考试，要上京城“将书笔现（献）明君”。宗富十八岁娶亲后，没有参加任何考试，直接上京城参加考试，将文章呈送皇上，可见这应该是参加宋代的制举。制举是皇帝亲自取士的考试制度，始于隋朝。宋仁宗初，天下大乱，在范仲淹等人的请求下，仁宗天圣七年（1029）复开制举。宋代制度在仁宗时期最受重视，不仅仁宗亲自策试，前后各科取有富敝、苏轼、苏辙等15 人，占整个宋代制度录取人数的35%。乃至到辽、金、元时期，常科考试成为主要途径，制举渐渐停顿。到了明代，八股文开始成为主要形式，制举制度更是微乎其微。^[3]所以在此，明刻本中保留的这个细节是可信的，其是宋代科举制度尤其是宋仁宗时期科举的一个重要标志，有着鲜明的宋代特色，明刻本将其继承下来。在清木刻本中，主人公杨宗富的赴考经历却不同。清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称为大比，考中的称为举人。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举行，地址在京城礼部，参加者是举人。杨宗富长大成家生子后，先到省城参加乡试“黄道日期出榜文，相公点了名经魁亚元”，由此可知宗富乡试考中成为举人，紧接着会试，就要上京城，于是有了宗富拜别父母、辞别家人的场景。这个情节的改动，切合清朝科举的实际情况。由此可知，清木刻本中的宗富赴考情节，是清朝说书艺人在明刻本基础上进行的修改。

杭州拜佛：在明刻本中，主人公杨宗富辞别父母妻儿之后，踏上行程。在路上，详细记述了宗富的路线，从福州出发，一路上经过越州城、杭州城、崇宁、嘉兴、吴江、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对各个地方的景致都予以描述。例如：“前头便是杭州府，便入杭州一座城。杭州城内青沙镇，六街三市看虚真。东市接连西市景，卖花人唤买花人。南北歌楼烟月寺，酒店邀迎四海宾。三百六十钟楼寺，寺中佛像尽奇闻。花街柳巷多风景，多少郎君少女人。秀才此时称惭愧，因得求官到此存。城中仙景说不尽，街坊高贵莫谈论。秀才心急无心看，便出杭州一座城。”^[4]诸如此类的描写有多处，最后宗富一路走到江边，匆匆忙忙过江，这时天色已晚，宗富这才着急需找住处，找到一座“桩头小小人家”，进了龙潭虎穴，葬送性命。

而清刻本对这个情节进行了改编，少了文人墨客叙景抒情的情怀，多了芸芸众生的市井气息。宗富辞别家人后，并没有多言一路经过的城镇，只是说“出了福建往前走，不觉到了杭州城”，这样一句话带过去了，减少了很多繁复和累赘的景色描述。少了文人才子的心情叙述，多的是干练紧凑的“杭州吴山拜神灵抽签”的故事情节。“正在吴山来玩景，山中多少庙堂厅，士女求子多灵应，□□告请了怨心。”^[5]宗富拜佛求签，询问此次进京会试功名如何，结果签票显示凶多吉少，为后面的故事情节设下悬念，宗富烧签固执向前，为他的悲惨遭遇埋下伏笔。当天晚上随从伏寿突然发病，宗富将其留在店中，自己和另外一名随从阳春上路，由此晚上投店遇到恶人，惨遭杀害。

两个版本对比，可以发现，明刻本中文人气息较为浓厚，用词文雅，叙述繁复，情节细腻，篇幅较长。清刻本中继承了明刻本的某些叙事要素，而对繁复多余的情节加以删除，增加了能够引发故事悬念的情节，同时增加孟超、阳春两个随从，使得情节更为完整，人物更加丰富，市井气息更为浓厚，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其中，清刻本加入“神灵感应”之说，丰富了故事情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清代对于佛道的民众信仰。至于宗富拜的是什么神，清代木刻本中没有提到。而在清末石印本中，却已经有了丰富补充：“正是吴山来玩景，山中多少庙堂门。山下烧香人不断，庵堂寺观闹纷纷。时当十月交初一，拜佛求签人不停。岳庙左边人烟挤，英雄赶日二郎神。士女求签多显应，宝盖长幡了愿心。宗富此时心里想，离了家乡半月零。即时请了香和烛，真人上山叩圣神。宗富焚香点烛，拜问二郎真君……”^[6]清石印本中增加了很多细节描写，这符合故事演变的规律，受人欢迎的故事总是被诸多艺人传唱，也会多次被翻刻，在传唱和翻刻的过程中，对其故事情节进行丰富符合创作规律。

2.人物形象流变

申冤者形象：明刻本中申冤者是衙役，发生怪异事件后，被包公派去捉风神。衙役在偶然得了乌盆之后，才有了其母亲碰到乌盆显灵的事件。衙役处理案件，当然不会推辞，第二天直接来到大堂上禀报此事。而清木刻本中却以卖柴单身汉老头张别古形象作为申冤者，张别古是平民，有了更广阔的刻画空间，他勤劳、善良、正直而又滑稽，他贪小便宜，额外得了乌盆，卖不出去留给自己用，晚上想尿到里面，但是乌盆开口说话吓得他尿到床上，这是非常滑稽的。当乌盆诉说冤情请他代为申冤，别古不愿多管闲事，被乌盆恐吓才答应，后来又想将乌盆送还赵家，乌盆施法令其行走不动，张别古无可奈何才被逼来到县衙。在此张别古的小民形象刻画得非常生动。在上堂审问时，共有三次上堂，第一次乌盆不说话，包公生气，衙役潘成和张别古被赶了出来，潘成为冤魂购置了衣物，张别古却再次上堂让包公给其烧衣物；第二次上堂乌盆还是不说话，衙役潘成和张别古被打，潘成又购置金银马烧给门神土地，而张别古将乌盆摔在地上，不愿再上堂了，在众人劝说下，张别古才又去了，这时乌盆才开口说话。在此，潘成形象刻画属于单向描写，他尽忠职守，老实忠厚，中规中矩，这样的人物形象戏份比较少；而张别古属于圆形人物刻画，他善良却自私，勇敢又略带懦弱，接近百姓生活，更加容易被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受众接受。（见表2-6）

包公形象：包公审案在“乌盆故事”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而包公破案的经过是故事亮点和高潮部分。明刻本和清刻本都对这个情节施以重墨。但是在情节处理和人物处理上却有所区别，这也符合包公故事的发展演变规律。（见表2-7）

表2-6　申冤者形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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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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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包公形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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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包公故事流变的角度讲，包公故事产生于宋代，是早期的阶级产物。在宋代，宋话本《三现身包龙图断冤》《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合同文字记》，这三篇话本标志着包公由历史人物向文学形象的转变，也标志着包公故事由口头流传、场上搬演到文学创作的飞跃。^[7]元代说唱词话中也有了包公形象，《章文选》一篇中包公着墨较多，且带有了神话色彩，如夜梦钦差被杀，救百花小娘子还魂等情节。虽然文中的包公刚正不阿，但是在办案的过程中仍然缺少睿智清明。他害两位钦差白白牺牲，抓住鲁大王的计策是手下县官所献，经过简单审问后将鲁大王行刑，形象刻画略显粗糙。明刻本中包公的形象已经没有神话色彩，是鲜活的普通人形象，有着公正不阿、赏罚分明的品质。在断案中，难免还是有些武断，例如对无辜耿公的严刑拷打，未免有点滥刑；对耿大、耿二也是反复用刑，最后二人不招认，才设计让潘成扮成冤魂，引得二人招认。这样反反复复的情节，有些烦琐。在清木刻本中，情节得到进一步修改：包公直接派人捉拿赵大赵二，二人在公堂上拒不承认，包公请出乌盆来对质，二人无话可说，悉数招认，被判死刑。后又细心安排通关文牒，让张必古送乌盆回乡，杨家为张必古养老。清本中包公断案粗中有细、秉公执法、雷厉风行。这种改编符合民众对于清官的完美型塑造，也符合清中期之后唱本向精悍短小化发展的趋势。

清代南方唱书研究：三位主要承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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