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唱书”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闲暇时用方音朗诵散流在当地的唱本自娱,不时吸引一些人围坐聆听,逐渐形成一种能唱者捧书照本宣科,爱听者趋附聆听的十分随意的演唱方式”外,还有一种主要的“地戏式”演唱方式。而“安顺唱书”的文本和表演形式中则体现出一种复杂的“历史社会记忆”之“遗存”。......
2023-07-25
按照来源和内容,清代南方唱书可分为两大块:一是说唱艺人将发生在清代民众身边的事情,按照一定体制将其编撰为唱词,作为当朝“新文”讲给民众听,这类唱书在传播社会各类新闻讯息的同时,也成为变相刻录社会事件的“社会记忆”载体;另一部分是继承了前代的说唱词话,和宋代词文、元代说唱词话、明代说唱词话一脉相继,这是有着生命后续力量的传承,不是一味因袭,而是在不断变化,其中注入了不同时代特色,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也随之更为丰富和丰满。在收集到的诸多清代南方唱书文本中,内容承继前朝的本子非常多。有汉代、三国、隋唐、宋代、明代、清代等时代内容,其中清代之前以及无法定性年代的占绝大部分,例如《戏孝琵琶》、《刘文龙昇仙传》、《白蛇传》、《包丞相出身》、《目连寻母》、《庵堂相会孟姜女十里亭》、《后梁山伯还魂团圆记》、《张四姐下凡》(又名《摇钱树》)、《罗成全集》(上本、下本)、《罗通报仇》、《十二寡妇征西》、《三请梨花》、《薛仁贵三次投军》、《新刻秦香莲》、《三下南唐》、《包公案乌盆记全传》(又名《绘图包丞相断乌盆传》)、《吕蒙正困寒窑》(又名《新刻吕蒙正困寒窑宫花报喜大团圆全本》)、《杨排风扫北大祭祖》(又名《绘图杨排风扫北大祭祖全本》)、《薛仁贵征东全传》(又名《新出薛仁贵跨海征东全传》)、《柳荫记》、《祝英台》、《私访华容》、《五鼠闹东京》、《马嵬驿》、《专诸刺王僚》、《黄金印》(苏秦故事)等。就一个地区而言,其流传的唱本也是如此。在1986年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编的《湖北民间叙事长诗唱本总目提要》中,内有清代南方唱书的共141 篇,其中相关清代内容的30 篇,清代以前的49 篇,民国初年的1篇,新中国时期的1篇,时间不确定的62篇。其中清代以前内容涉及春秋时期的1篇、汉代的3篇、三国时期的6篇、东晋的4篇、唐代的4篇、宋代的16 篇、明代的15 篇。这些唱本大多是清朝翻刻的,但其蓝本大多是前代说唱词话,也不排除少数是说唱艺人们后期根据历史故事改编的。
当唱词被艺人编出来以后,随着艺人之间的传播,逐渐扩散出去。传播过程带有很大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不同的说唱艺人对唱词有着不同的理解,除了书胆之外,为了吸引来更多的观众以增加收入,也为了闯出好名声,艺人们会加进去其他的东西,例如插入某个情节、人物,或者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丰富某个人物的形象,用更加贴近生活化的语言讲述,甚至加入俚俗口语。所以,作为艺人,不仅要有好嗓子、好技艺,还得有好故事。有这样一个案例:有个村中正逢集,接连来了五个艺人。他们各自施展身手,无奈彼此技艺不相上下,平分秋色。正当他们正说得热闹,来了一位矮墩墩、黑黝黝姑娘,上唇略短,头发蓬乱,犹如盲流丐女。那姑娘人不咋样,开场鼓却打得漂亮。嗓音挺拔脆亮,行腔圆润婉转,《包公案》被她说得精彩纷呈、活灵活现,说到贪官污吏,无不为之愤慨;唱到青天包公,谁不绝口称评?两圈书说罢,附近几处说书摊上的听众全被拉了过来,羞得各路艺人慌忙偃旗息鼓。倔强的,剜了姑娘几眼悻悻儿去;聪明的,躲在暗处揣摩;认输的,则在姑娘跟前俯首称臣。[1]这个案例说明,唱词在艺人表演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好的技艺加上精彩夺人的唱词,才能受到群众的关注和欢迎。所以,对于唱词的改进是必然规律,说唱词话在流传过程中,也会有变异,艺人们根据民众的心里愿望对唱词进行改编。一个故事也会有好多种结局,甚至每种结局都会有不同版本。
为了更清晰、更直观分析清代南方唱书继承前代说唱词话,并在继承的基础之上有所变化,本文选取相同曲目内容的唱书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进行对比,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寻找唱书继承前代说唱词话的痕迹,探索说唱词话发展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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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唱书”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闲暇时用方音朗诵散流在当地的唱本自娱,不时吸引一些人围坐聆听,逐渐形成一种能唱者捧书照本宣科,爱听者趋附聆听的十分随意的演唱方式”外,还有一种主要的“地戏式”演唱方式。而“安顺唱书”的文本和表演形式中则体现出一种复杂的“历史社会记忆”之“遗存”。......
2023-07-25
威信,位于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地区云贵川交界处,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曹先生谈到唱“唱书”不是随意唱,“唱书时有规律的,从起唱到收唱,音长音短、音低音高,都是有规矩的”,尽管这样,对于完全是一个套路重复演唱的“唱书”,听别人唱得多了,也能够“无师自通”学会唱了。......
2023-07-25
而在“唱书”中,这些人物是不直接出场的,往往以第三人称的方式交代出来,或者将对白融入七字句、十字句唱词中。[33]上例说白中出现了大量的人物直接对话,且出现了除“白”“唱”以外的“引”“曲”字等标示正文中唱词说唱的文字,这在“唱书”中是没有见到的。[34]如上例,唱词中虽然均是以七字句为主,但也出现了大量多字句形式的“杂言”句子,不像唱书中即使出现十字句,也是以严格的“三三四”句式来呈现。......
2023-07-25
同名的石印本有两个版本,其中第一个《乌盆记全传》属于清末翻刻本,线装,四针眼,系合订本,由《乌盆记全传》和《三下南唐》两部分组成,系上海元昌印书馆发行,页面18.5cm×12.5cm,板框17.5cm×11.5cm,每版二十八行,每行五十六个字。第二个版本《包公案乌盆记全传》也属于清末翻刻本,由汉中炼石斋书局印行,线装,四针眼,页面19cm×13.5cm,板框18cm×12.5cm,正文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四十九个字。......
2023-07-25
《湖南提要》收入的“唱书”列目如下:《朱砂印》(中湘九总黄三元)、《双银配》(又名《八仙图》,长沙左三元)、《后八仙图》(长沙左三元)、《珍珠塔》(长沙明经堂)、《罗一打柴记》(长沙文星堂)、《手巾记》(长沙黄又森)、《吴燕花》(长沙三元堂)、《吴大人私访九人头》(上下册,长沙小西门外左三元)、《九美图》(上下册,长沙小西门外左三元)、《四美图》(长沙小西门周庆林堂)、《七美图》(长沙西牌楼彭焕文......
2023-07-25
越剧的诞生经历了“唱书”“田头唱书”“沿门唱书”“落地唱书”“小歌唱班”等五个阶段。他们农忙时在家种田,农闲时以及节庆日出去唱书,称为“沿门唱书”。在演唱复杂时,可以增加到四五个人,这时的“落地唱书”又称之为“走台书”“台里书”。这些书目仅仅是落地唱书中的一部分,在清末民初在嵊县及其周边地区卖艺的“落地唱书”艺人人数更多,他们所接触、传递、使用的曲目也更为丰富。......
2023-07-25
保山唱书是真正“活着”的唱书,民间仍然有唱书人在唱。如今,黄女士正在培养自己的儿女、徒弟学唱唱书。保山地区的唱书艺人有多位,每个人会唱的书目也不一样。在此对其中一部分艺人进行了调研:1.黄正芬,女,1967 年生,汉族,云南省保山市腾冲人,保山唱书传承人,师从自己的父辈,父师从祖辈,目前带有多位徒弟。......
2023-07-25
在清代史料中检索“唱书”这一语词,有三种解释类型。第一种范祖述《杭俗遗风·南词》中谈到“南词”演唱者被称为“唱书先生”,从这一点来说,“南词”也可被称之为“唱书”,所以“唱书”应是清代一种曲艺曲种的名称。结合蒋士铨描写的“杭州南词”演唱情况,可以说“南词”是在清代乾隆至清末时期流行于浙江杭州地区的一种曲艺曲种,这也可以说“南词”是清代浙江地区流行的一种“唱书”形式。......
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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