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清代南方唱书研究:探析善书与唱书的区别

清代南方唱书研究:探析善书与唱书的区别

【摘要】:在明清时期,善书则是一种官方组织的,在城市乡镇聘请专门的人员宣讲“三纲五常”的一种方式和所使用宣讲书的统称。清初流行于八旗直隶各省,后北衰南盛,四川、湖南、湖北、上海等地相继盛行;新中国成立后,善书渐趋消亡。目前所存有的善书曲种进入国家非遗名录的仅有湖北的“汉川善书”一种。菊香告诉子章炳如是杀害小姐的凶手。子章经过思想斗争,判了炳如斩刑。在功能及民众对其创改方面,会有区别。

善书,是一种韵散相间、讲唱结合的曲艺曲种,其原有的政治功能已不再。在明清时期,善书则是一种官方组织的,在城市乡镇聘请专门的人员宣讲“三纲五常”的一种方式和所使用宣讲书的统称。明永乐年间,朝廷即有“钦颁善书”(《为善阴骘》二卷)梓行天下;到了清代,善书由案头文学逐渐发展成一种讲唱文学,讲唱过程中加入了一些唱腔和曲牌。清初流行于八旗直隶各省,后北衰南盛,四川、湖南、湖北、上海等地相继盛行;新中国成立后,善书渐趋消亡。目前所存有的善书曲种进入国家非遗名录的仅有湖北的“汉川善书”一种。[35]

(一)善书的讲唱方法

湖北宜昌陈鸿儒谈到清代宜昌地区善书讲唱情况时说:“讲善书要设坛,是用几条板凳一张桌子构成的台,台正中供奉一块有座的木牌,牌上用烫金书写‘圣谕’二字,牌前香炉内焚有香气扑鼻的檀香,一位着长衫的先生站在高凳上就着烛光‘宣讲’(这样看来,清代的‘善书’一般是在晚上讲唱的),听众常有五六十人甚至百人不等。善书是用土纸、木板印刷出来的,印的技术较拙劣,其内容是按封建道德观念如忠孝节义等编撰的故事,还掺杂着一些神话,故事不太曲折,听众易懂。善书有讲有唱,叙述故事情节时以‘讲为主’,抒发主人公喜怒哀乐的感情时以‘唱为主’,唱词也是押了通韵的,嗓子好的人唱起来好听,故能吸引人。”[36]

到了民国初期,当社会上发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情况时,有钱的“善人”拿点钱出来宣讲几天“圣谕”,假借皇帝的圣意来“教愚化贤”,目的表面上是“教愚化贤”,其实是“消除人民的反抗精神”。[37]

(二)善书文本

善书和“唱书”一样都需要按着文本来说唱,但是善书文本有和唱书文本不一样的地方,具体分析如下:

善书文本也叫作“善书案传”,故事比较简洁,主题比较明确,主旨鲜明。如《恩仇记》讲述的是明末崇祯时的一个故事,山西龙门县狮子岗有施姓姐弟二人,父母双亡,姐姐叫秀琴,年十五岁;弟弟叫子章,年十三岁,子章幼年与姨妈之女钱素云订婚。时逢战乱,姐弟俩和姨妈家走散,素云和子章离开时各拿铜镜一半作为以后见面凭证。姐弟俩逃到山东济南府被邓员外收留,姐姐嫁给了邓员外的儿子炳如为妻,炳如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有一年的三月三,炳如邀子章游春,两人走散,炳如见卜员外家女儿巧珍美貌,就安排家奴调戏,自己化名王安邦英雄救美,博得巧珍好感,当晚就来到巧珍家约会,致使巧珍怀孕。与此同时,巧珍的丫头菊香因铜镜与子章相认。巧珍怀孕后,王安邦失踪,邓员外气死,子章京城应试考中状元,做了都察院使。为报恩,他接姐姐、姐夫到京城府上居住,菊香也和巧珍来到京城投奔施子章,途中巧珍被炳如杀害。菊香告诉子章炳如是杀害小姐的凶手。子章经过思想斗争,判了炳如斩刑。炳如死后,子章念邓员外恩德,安葬炳如。子章与素云成婚,生双子,一子接邓门户,两子皆成名。

这个故事说明了朝廷官员要秉公执法,大义灭亲,同时也告诫民众和年轻人要上进求学问。这个故事也反映了民众所熟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

善书文本的格式比较固定,正文往往以“此书(或此案)出在某某地方(或某某时间)”开始,如“此书出在南宋高宗在位时”[38],“此案出在湖北省襄阳府出北门十五里杨家大湾”[39],“此案出在昔日山东省济南府永和县东门外八里余家湾”[40];也有开篇直接就说出时间和地点,如“清乾隆年间,江西省豫章县南门外陈家湾有一寒士叫陈志武”[41]。这样开头比较少,一般正规善书都是以“此书”“此案”为开头。

善书文本正文的唱词,多采用十字句,也有个别采用七字句的。十字句以三三四格为主,在唱词十字句前通常要加一句提示语,这在唱书中是不见的,如《恩仇记》中的十字句前的提示语,“素云与子章分别词:尊表兄你不要三心二意,你姐弟快些走切莫迟疑”“姐弟见员外合词:沐员外来动问泪往下放,请听我逃难人细说端详”“子章还词:表妹问我长和短,不由愚兄面羞愧”。这里的“素云与子章分别词”“姐弟见员外合词”“子章还词”即是唱词前的提示语,这在“唱书”中是没有的。

善书文本中的开头结尾,均采用散文讲说的形式,没有见到像“唱书”那样用大段唱词开头、结尾的情况。如《泪洒庵堂》开头:“清乾隆年间,江西省豫章县南门外金家湾有位员外叫金开明”,结尾:“爷孙无奈,只得回家。后来,文芳苦读诗书,十六岁时,中状。后请旨接母,一家团圆。金开明高寿,天喜和高氏夫妻恩爱,享年八旬。刁八怪落水淹死,刁氏母子被贼打劫废命。高氏娘家弟弟高世忠中榜眼。这正是:善人自有善报,恶人自有恶报。”[42]《双英配》开头:“清朝江南常州府,有个读书人姓刘号成必”,结尾:“从此后,婆媳和好,大成夫妻团圆后,也不教书了,在家一同侍母。秋谷也不敢再折磨婆婆了。数日后,京城回文,判张富仁斩刑,家财充公。安二成夫妻得暴病而死。沈氏过年余长喉疤饿死。安大成夫妻恩爱,后生一双儿女。陈继生为官清正,娶了夫人,生二子一女,子孙发达。小春被救后,许名门为妻,生活幸福。”[43]

“唱书”的开头和结尾不同于善书,如《卖水记》开头:“自从盘古分天地,三皇五帝镇乾坤。有福君主登龙位,风调雨顺国太平。休唱君王都有道,听唱福建一新文。福建有个福州府,福清县里有名人。东门有个黄宰相,□□齐荣在朝门。西门有个李学士,他是兵部侍郎身。”[44]结尾:“为人要学黄小姐,贞烈二字永传名。莫学宰相黄老者,受付造负作见文。为人莫学刘吉士,冤冤相报不差分。袁三忠厚终究好,一家大小受封赠。万事劝人终有直,举头三尺看神灵。此书名为卖水记,彦贵卖水人传名。知音君子买一本,消愁解闷过光阴。”[45]

善书与“唱书”虽然都是“书”,都是讲故事,但善书文本开头结尾均为散文说白,“唱书”则是韵语唱词;善书正文唱词前面往往有固定的“提示语”语言句子,“唱书”则未见;同时善书和“唱书”的演讲形式、演讲场合、正文文本语言两者之间也有差异,两者虽然都是向民众宣传灌输“善”思想意识形态的一种宣传传播工具,但由于善书是官方组织的,唱书是民间自发进行的一种“讲唱活动”。在功能及民众对其创改方面,会有区别。善书更为强调的是将教义融入生动的情节中,通过人物的善恶,福报直接教化民众。而唱书虽也肩负着教化民众的职能,但其角色更为灵活,甚至被很多家族用来教育族内子女。由此,唱书往往在最后以长者或过来人的角度总结经验教训,直接告诫听众。

通过将南方唱书与鼓词、宝卷、木鱼书、潮州歌册、弹词、善书作比较,可较直观地总结出南方唱书的特点:“唱书”名称出现在清代,是流传在中国南方地区的、以严格七字句夹杂“三三四”格式十字句和说白为形式的、承继宋“词文”和元明说唱词话的说唱艺术,是中国曲艺百花丛中不可或缺的一枝。

【注释】

[1]傅惜华:《白蛇传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第77页。

[2]佚名:《荷包记》,清末上海新垃圾桥夔记书庄石印本,第3页。

[3]路工:《梁祝故事说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

[4]昝红宇等:《清代八旗子弟书总目提要》卷首《序言》,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3页。

[5]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河曲民间歌曲》,音乐出版社,1956年,第3页。

[6]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河曲民间歌曲》,音乐出版社,1956年,第5页。

[7]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河曲民间歌曲》,音乐出版社,1956年,第6页。

[8]《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西卷》,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第377页。

[9]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河曲民间歌曲》,音乐出版社,1956年,第22页。

[10]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河曲民间歌曲》,音乐出版社,1956年,第52页。

[11]于红,刘沛林:《晋陕黄河大峡谷山西沿岸俗文化的旅游价值》,载《经济地理》,2016 年第10期,第182页。

[12]康云祥:《说说唱唱没个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

[13]王洪廷:《碛口名妓冯彩云》,碛口印刷厂,2005年,第3页。

[14]于红,刘沛林:《晋陕黄河大峡谷山西沿岸俗文化的旅游价值》,载《经济地理》,2016 年第10期,第183页。

[15]任罗乐,王选贞:《河津民俗文化》,中国楹联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

[16]任罗乐,王选贞:《河津民俗文化》,中国楹联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17]佚名:《佛说仁宗认母归源宝卷》,清山西介休抄本,第1页。

[18]朱一玄校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丛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19]傅惜华:《白蛇传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第191页。

[20]傅惜华:《白蛇传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第159页。

[21]关瑾华:《木鱼书研究》(博士毕业论文),中山大学,2009年,第1页。

[22]关瑾华:《木鱼书研究》(博士毕业论文),中山大学,2009年,第4页。

[23]佚名:《山伯访友》,民国初年六州五桂堂机器版,第2页。

[24]朱一玄校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丛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9页。

[25]佚名:《包公案乌盆记全传》,清末上海关路南兴坊元昌印书馆石印本,第1页。

[26]关瑾华:《木鱼书研究》(博士毕业论文),中山大学,2009年,第5页。

[27]佚名:《新造狄青上棚包公出世全歌》(第1册),清末潮城府前街王生记刻本,第1页。

[28]佚名:《新造狄青上棚包公出世全歌》(第1册),清末潮城府前街王生记刻本,第12页。

[29]佚名:《新造狄青上棚包公出世全歌》(第1册),清末潮城府前街王生记刻本,第7页下。

[30]佚名:《新造狄青上棚包公出世全歌》(第4册),清末潮城府前街王生记刻本,第6页下。

[31]佚名:《新造狄青上棚包公出世全歌》(第3册),清末潮城府前街王生记刻本,第6页上。

[32]佚名:《新造狄青上棚包公出世全歌》(第5册),清末潮城府前街王生记刻本,第8页上。

[33]路工:《梁祝故事说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63页。

[34]路工:《梁祝故事说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43-244页。

[35]政协汉川文史委:《善书案传》,2006年,第1页。

[36]政协宜昌文史委:《宜昌市文史资料》(第五辑),1986年,第142-143页。

[37]政协宜昌文史委:《宜昌市文史资料》(第五辑),1986年,第142页。

[38]政协汉川文史委:《善书案传·姐妹妯娌》,2006年,第11页。

[39]政协汉川文史委:《善书案传·九头案》,2006年,第2页。

[40]政协汉川文史委:《善书案传·长寿桥》,2006年,第76页。

[41]政协汉川文史委:《善书案传·两个媳妇》,2006年,第139页。

[42]政协汉川文史委:《善书案传》,2006年,第86、96页。

[43]政协汉川文史委:《善书案传》,2006年,第124、138页。

[44]佚名:《新刻李彦贵卖水记》,清光绪年间刻本,第1页。

[45]佚名:《新刻李彦贵卖水记》,清光绪年间刻本,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