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南方唱书研究的成果分析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清代史料中检索“唱书”这一语词，有三种解释类型。第一种范祖述《杭俗遗风·南词》中谈到“南词”演唱者被称为“唱书先生”，从这一点来说，“南词”也可被称之为“唱书”，所以“唱书”应是清代一种曲艺曲种的名称。结合蒋士铨描写的“杭州南词”演唱情况，可以说“南词”是在清代乾隆至清末时期流行于浙江杭州地区的一种曲艺曲种，这也可以说“南词”是清代浙江地区流行的一种“唱书”形式。

在清代史料中检索“唱书”这一语词，有三种解释类型。第一种：“以乐器伴奏，说唱故事。清范祖述《杭俗遗风·南词》：‘南词者，说唱古今书籍，编七字句，坐中开口弹弦子，打横者佐以洋琴。每本四五回，称为唱书先生。’”第二种：“《老残游记》第二回：‘不过二三年工夫，创出这个调儿，竟至无论南北高下的人，听了他唱书，无不神魂颠倒。’”第三种：“巴金《憩园》：‘有时我也会在街头站一个钟点听一个瞎子唱书。’”^[5]以上三种解释中，第二种刘鹗《老残游记》的“唱书”所指为“唱鼓书”，这和本文所研究的“南方唱书”有区别，鼓书是清代主要流行在北方的一种曲艺曲种，雅称“北方鼓词”，名称有鼓词、大鼓书、子弟书等。南方虽也流传有鼓词，多是北方鼓词艺人到南方表演或者在那里收徒弟进行传承，以“湖北大鼓”为代表。第三种巴金《憩园》的“唱书”指的是“瞎子说书”，或指是“盲人说唱”。相关“盲人说唱”的曲艺曲种很多，究竟指哪种曲艺曲种的说唱，这里没有指清楚。弹词有瞎女说唱，北方鼓书、大鼓多是盲人说唱，北方三弦书也多是盲人说唱，“南方唱书”也有盲人说唱，所以巴金先生所提到的“瞎子唱书”，既可理解为“南方唱书”曲艺曲种，也可理解为其他的曲艺曲种，故这里的“瞎子唱书”，是一个模糊语词概念。第一种范祖述《杭俗遗风·南词》中谈到“南词”演唱者被称为“唱书先生”，从这一点来说，“南词”也可被称之为“唱书”，所以“唱书”应是清代一种曲艺曲种的名称。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刊行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八《京师竹枝词》中《唱南词》，描述杭州南词演唱情况：“三弦掩抑平湖调，先唱滩头与提要。高弹（谈）慷慨气粗豪，细语缠绵发忠孝。洗刷巫云峡雨词，宣扬却月批风貌。冠缨索绝共欢哗，玉箸交颐极伤悼。密意感人最惨凄，谈言微中真神妙。君不见杭州士女垂垂手，听词心动鸾凤（皇）偶。父母之命礼经传，婚姻私订南词有。”^[6]

清同治二年（1863）刊行的范祖述《杭俗遗风·声色类》中也提到：“南词者，说唱古今书籍，编七字句。坐中开口弹弦子，打横者佐以洋琴，名曰洋二百，盖坐中阄洋一元，而打洋琴者，阄钱二百也。每本四五回，称为唱书先生。出名者有谚云：‘倪老开、张老福、陈金姑、沈小六。’其他戴鼎、孟隆、许焕、莫培等。所最兴时者，惟倪开、张福二人。倪开风流蕴藉，张福滑稽诙谐，令人发笑，虽当面诮人，人之不怨也。五月十九，仓桥元帅庙有文书老会，凡省中唱书者，不取阄钱，挨唱一以家伙到庙先后为序，不大出名者，以此为荣也，庙中惟备点饭，人家喜事生日多用之。”^[7]

“杭州南词”^[8]是清代一种曲艺曲种的名称，俗称为“唱书”，演唱者被称为“唱书先生”。范祖述对“唱书”文本的编撰内容种类、正文句式体式、使用乐器、当时出名艺人、演出方式、演出地点等均进行了详细描述。“说唱古今书籍，编七字句”，这里包含“说”“唱”二字，应指将古今书籍中的传奇故事，变成七字句唱词，也可以编成以七字句为主，兼及一些说白的“说唱形式的唱词”，演唱时，加入三弦或其他乐器。从演唱艺人名字看，有男有女，且大多是男子，其演唱形式是照本或背诵下来（或随口编来）演唱的。结合蒋士铨描写的“杭州南词”演唱情况，可以说“南词”是在清代乾隆至清末时期流行于浙江杭州地区的一种曲艺曲种，这也可以说“南词”是清代浙江地区流行的一种“唱书”形式。

以《白蛇传》为例分析“杭州南词”的文本，傅惜华编《白蛇传集》收入了标明“南词”的五篇清代作品：第一篇《白蛇传·开篇》^[9]，这篇《白蛇传》多是七字句唱词，共有151 句，每句7 字，1057 字，分六段，有12 句是非七字句，如“那晓昨夜曾差五色鬼”“在堤边唤一只小舟船”“说曾逢总镇千金女”“立差马快到祠堂去”“把那主婢双双一鼓擒”等，这些句子既不是七字句，也不是十字句，属于多字句；第二篇《白蛇传》^[10]，这篇《白蛇传》，共有63 句，441 字，除了七字句外，也出现了多字句情况；第三篇《白蛇传》^[11]，共有200 句，1407字，除了七字句外，出现了少字句、多字句情况；第四篇《合钵》^[12]，78 句，546 字，除了七字句外，也出现了多字句、少字句情况；第五篇《雷峰塔》^[13]，计有2402句，16800字，从开篇到正文全部是整齐的七字句。其实，前四种本子属于“南词”，只有第五种本子才属于真正的“唱书”。傅惜华之所以没有区分开“南词”和“唱书”，是由于当时的“唱书”并不像“南词”那样普及。“唱书”在沿长江流域各省的流行过程中，往往是以家族、村民、邻居为主要的聚集人群，有专业“唱书”演员，也有非专业“唱书”演员，大多是识字的人拿着本子在唱，相邻相近的人去听，这种曲艺形式在史料中极其少见，所以，傅惜华将“南词”与“唱书”弄混了。

关于唱书的历史，以武汉和云南两地的唱本和唱书人较为典型。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革”以及20 世纪80 年代，武汉地区铅印了许多小册子，小册子封面明确写着“武汉市武昌盲人唱书组”，这些铅印小册子有《白扇记》《梁祝姻缘》等唱书。云南尚有诸多的“唱书人”，据昭通县东风公社北坡生产队第五队的王开德（1916—？）和熊庭献（1894—？）两位老人回忆：“我们的老爹一辈就有唱书流传了。”昭通卷烟厂曹吟葵也说：“唱书的历史，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据昭通戴敬明先生说：“昭通李短褡唱书很感人，他唱《清风亭》唱到武穆父子被害，男女老幼无不感叹唏嘘。李短褡是清代咸丰时候人，出身铁匠，1859 年和兰大顺率领烟帮起义，距今已经有120年了。”^[14]流行于云南保山市腾冲地区的一种曲艺曲种至今还称之为“腾冲唱书”“保山唱书”，流行于昭通、鲁甸、彝良、永善、大关、盐津、镇雄、威信等市县的一种曲艺曲种，至今也统称之为“昭通唱书”。唱书广泛分布在长江流域地区，流传范围涉及多个省市。其表演形式随着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总的表演形式是相似的，都是演唱者拿着本子清唱，没有乐器伴奏。唱书的文本形式，无论是唱白相间还是通篇唱词，其唱词都是严格的七字句、十字句，其中十字句是“三三四格”，不像北方的鼓词文本唱词是不严格的七字句、十字句，也不会像南方的“南词”之唱词中频繁出现少字、多字句式。

所以，“清代南方唱书”概念是这样的：传承自元明说唱词话、清代时期流行在长江流域、有着严格唱词句式字数、以文本与照本清唱为载体的一种曲艺表演形式与文本形式的总称。

清代南方唱书研究的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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