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出土文献，虽然也出自地下，但由于发现之日起即已汇入古代文献典籍之中，今天人们也只是作为普通的古典文献而加以使用，故而人们通常有意识地只把现代以来地下考古发现的古代文献，称为“出土文献”，而将古代“自然发现”的出土文献视为普通的古代文献。此外，我国出版的《考古》、《文物》、《中国历史文物》及《文物报》等专业报刊，常有关于新近出土文献的报道，值得我们关注。......
2023-07-25
《中国古典文献学》：出土文献的重要意义
【摘要】：叶昌炽氏所说石刻、墓志文献可补历代诗选、赋选之缺，就反映了出土文献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价值。这就说明出土文献对释读先秦以来传世文学文献具有重要价值。上海博物馆购进的那批楚简中有《孔子诗论》一篇，对研究先秦孔门诗学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总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出土文献有着内在的互动关系，要研究好中国古典文学，不充分关注、利用出土文献资料，是难以取得重大突破的。
1.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或补充新的史料
古典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文学和作品，文学史料对它来说是首要的。但是传世文献对有些作家作品的记载有阙，这就有赖于出土文献的补充。如王之涣是唐代著名诗人，但关于王之涣的事迹，新、旧《唐书》均无传，《唐诗纪事》虽有载，但称“之涣并州人，与兄之咸、之贵皆有文，天宝间人”。人们对这一记载无法知道其是否正确。但《唐代墓志汇编》中收录了《王之涣墓志》，其中言之咸乃之涣堂弟，之涣卒于天宝元年二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五岁。这样既补充了关于王之涣生平的史料，也可纠正《唐诗纪事》中不准确的记载。近代叶昌炽在《语石》卷四《诗文》中云：
大抵石刻诗篇，颇有世所不恒见，可以补历朝诗之缺……余所见石刻赋，唯楼异《嵩山三十六楼赋》，僧昙潜书（建中靖国元年），笔意逼肖长公。易祓《真仙岩赋》，在融县。梁安世《乳床赋》，在临桂之龙隐岩。并皆佳妙。此三人皆无集行世，赋选亦不收，赖石刻以传耳。
叶昌炽氏所说石刻、墓志文献可补历代诗选、赋选之缺，就反映了出土文献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价值。又如在赋的发展中有将禽鸟拟人化的俗赋，它源于《诗经》中《鸱鸮》一类诗篇，东汉赵壹的《穷鸟赋》、魏曹植的《鹞雀赋》，一直到敦煌文献中的《燕子赋》等，都是其发展。但在西汉，这一赋体却似乎没有同伴[7]。但1993年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中出土有西汉末简书《神乌赋》一篇，为我们考察禽鸟赋在西汉的发展提供了从未有过的新材料，补足了赋体发展中的这一环。
2.为释读及考订传世古典文学作品提供佐证
传世的古典文学作品，即使传世文本是完整的，且有前人注疏，今天我们在读释时也仍然存在一些困惑。如《诗经》里有“以介眉寿”（《豳风·七月》）、“以介景福”（《小雅·楚茨》）等语，旧时对于“介”字不得其解。后来人们见到铜器铭文中屡屡出现“用眉寿”、“用祈匄眉寿”等语，才知道《诗经》里的这“介”字应读为“匄”（丐），意即祈求。这就说明出土文献对释读先秦以来传世文学文献具有重要价值。
又如敦煌遗书中有《论语》皇侃疏本残卷，与收入《四库全书》的日本传本颇有出入。《论语·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四库全书》刻本皇侃疏：“此盖为下僭上者发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中国所以尊于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乱也。周室既衰，诸侯放恣，礼乐征伐不复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国尚有尊长统属，不至如中国之无君也。”敦煌写本皇疏则作：“此明孔子重中国，贱蛮夷。言夷狄之有君，生而不如中国之君，故云不如诸夏之亡。故孙绰云：‘诸夏有时无君，道不都丧；夷狄强者为师，理同禽兽。’释慧琳云：‘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言季氏有君无礼。’”皇侃疏两处用意正相反。赖敦煌写本的出现，我们才知道皇疏文字有被人歪曲篡改处。
3.出土文献有助于对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的成就之高、作品之丰富、传统之悠久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这其中也包含着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方面的成就。《礼记·乐记》一篇论音乐的发生，论心、物、性、情的关系，都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如《礼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之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又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长期以来，人们都对《礼记·乐记》何以能从心物、性情关系上深刻阐明文艺的发生和功能存在疑问。但1993年在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简有《性自命出》一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也有《性情论》篇），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文艺美学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性自命出》说：“凡人虽有性，心无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定）……凡性为主，物取之也。”这里实际已包含了感物而动、性静情动的观点，不过不如《乐记》鲜明、集中罢了。这样人们对《礼记·乐记》文艺思想形成的基础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打消了很多疑虑[8]。
上海博物馆购进的那批楚简中有《孔子诗论》一篇，对研究先秦孔门诗学思想具有重大意义。《孔子诗论》中十分重视“情”，多处提到“情”，说：“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言。”“《燕燕》之情，以其独也”；“《杕杜》则情喜其至也”。这可以使我们对早期儒家诗论的情感特点具有一个更直接的认识。同时，《孔子诗论》又说：“《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鸤鸠》吾信之，《文王》吾美之。”这也为我们考察孟子所谓“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9]，其中对美的等级的划分提供了线索。可以说，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中每个概念、范畴、命题的出现，都是有其理论的渊源关系的。
总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出土文献有着内在的互动关系，要研究好中国古典文学，不充分关注、利用出土文献资料，是难以取得重大突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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