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我国出土的简帛数量巨大，自罗振玉、王国维以来我国学者长期致力于这些珍贵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取得了大量成果，这里择要介绍一些，以便初学者了解一些出土简帛文献的概况，并为进一步利用这些文献提供某些线索。第三部分是对出土简牍中文字不清、残折严重的简牍进行集释。王国维、罗振玉撰《流沙坠简》时，主要根据沙畹公布的533支简牍照片，其他由孔拉弟和马伯乐占有的材料无法获得，这无疑影响到王国维的看法。......
2023-07-25
简帛文献的学术价值:《中国古典文献学》解读
【摘要】：简帛文献的出土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简帛文献在校正传世文献的错讹方面，更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简帛文献的出土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种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史料价值
简帛文献多属战国和秦汉之物，且未受到当时或后代人的有意改造，因而更多地保存了历史的真实；又因为它并非人们按某种编撰目的而加以裁剪过的，故可弥补现有史书存在的某些缺失。
简帛文献首先可补现存传世文献史料之缺。如1977年8月在酒泉玉门花海出土的一枚记汉武帝诏书的简，简文说：
制诏：皇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 与地合同，众不复起，谨视皇太子笥。加曾朕在，善禺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谞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汜，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身毋久。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及其孙子，忽忽钖钖，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如□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
关于汉武帝遗诏，史书不详。这份遗诏提示了西汉武帝末年的一桩重大政治事件，弥补了史书记载的某些不足，对研究西汉历史和汉武帝本人，是难得的重要史料。又如居延汉简中有详细记载从长安到河西的20个驿站的里程简，对确定长安以西、敦煌以东的交通路线具有重要意义，也可弥补史书上这方面记载的不足。再如关于两汉囚徒的刑名、一定工作范围、日常生活情况，关于两汉时期边郡与内地物价情况、戍卒的屯戍生活情况，这些社会生活方面的史料，史书中保存就很少，但敦煌与居延出土的汉简对这方面的记载就较多。陈直在他的《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书中就特别注重这些资料，以研究当时一般民众，包括刑徒奴隶的社会生活及经济状况。
2.校勘价值
简帛文献在考校释读传世典籍方面，可为考证古书的时代及真伪、校补古书讹脱、释读古书文义提供可靠的依据，在古籍考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孙子》一书，不少人怀疑不是春秋时代孙武所作，而是战国孙膑作，又有人认为《孙子》十三篇是曹操的节选本，只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清人孙星衍坚持《孙子》的作者为孙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就使种种揣测不攻自破，说明《孙子》十三篇并非曹操节选本，而孙膑自有兵法，与孙武不同。又如《老子》一书，过去学者有认为《老子》是出于战国的，有认为《老子》属老子自作、老子其人早于孔子的，有认为《老子》其书及其人晚出，甚至可能出子汉代的。但《老子》一书长沙马王堆帛书中有之，郭店战国楚墓中又出土了《老子》甲、乙、丙三组文字，可以证明至少战国中期以前《老子》其书即已存在。但即使战国楚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和今本《老子》，在很多关键词句上均有差异，如今本《老子》第十九章：“绝知弃圣，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在马王堆帛书和先秦诸子《庄子》、《韩非子》引《老子》中是基本相同的，但在郭店楚简甲组中则云：“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诈，民复孝子。”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反对“圣”、“知”、“仁”、“义”的《老子》文本。这或者如有的学者所说，早期的《老子》与儒家的对立要弱得多，道家和儒家虽是不同学派，但两派之间也并非决然对立、水火不容。但更有可能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战国中期时已存在两个不同系统的《老子》，一个是《庄子》、《韩非子》所引述的，反对“仁”、“义”、“圣”、“知”的《老子》；另一个是郭店楚简所显示的儒道趋同的《老子》，唐代傅奕所称“古本《老子》”云云，看来是言而有据的。
简帛文献在校正传世文献的错讹方面，更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1993年在尹湾6号汉墓出土的第2号木牍上，正面书有“海西吏员百七人”、“况其吏员五十五人”，反面有“兰旗吏员五十九人”、“南城吏员五十六人”，第3号木牍正面书有“况其长沛郡蕲陈胜”、“况其丞”、“况其左尉”、“况其右尉”，反面书有“兰旗相”、“兰旗丞”、“兰旗左尉”、“兰旗右尉”、“南城相”、“南城丞”、“南城尉”，第4号、5号木牍也多类似记载。这些记载对校正传世文献记载即有重要意义。如“海西”，《汉书·地理志》作“海曲”，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已言其误，今据木牍更得确证。“兰旗”，《汉书·地理志》作“兰祺”，《王子侯者年表》作“兰旗”，令人不知所以，今得木牍，知作“兰旗”。“南城”，《汉书·地理志》作“南成”，《王子侯者年表》作“南城”，从木牍来看，当作“南城”。“况其”，《汉书·地理志》作“祝其”，从木牍看，当作“况其”为是。这些文字的校正，没有出土简帛作物证，很难得出可靠结论。
3.研究价值
简帛文献的研究价值是简帛文献史料、校勘价值的进一步深化。因为我们利用简帛文献，并非仅仅为了与现有传世文献比较，发现其中哪些是传世文献所没有的，哪些虽二者都有，但传世文献存在错误，而是要充分利用这些文献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哲学、文学等各方面作更深入的研究，利用这些文献，使我们的研究水平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例如，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墓出土了170余枚《诗经》竹简，涉及《诗经·国风》65首，《小雅》4首残文。这些简牍中的《诗经》作品在文句语词上与今本《诗经》（毛诗）有许多差异，但汉代传《诗》本有齐、鲁、韩、毛“四家诗”的不同，故文字互异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阜阳《诗经》简与齐、鲁、韩、毛“四家诗”都不尽相同，这说明当初传《诗》者并不止四家。因此，应尽量利用竹简《诗经》来研究汉代《诗经》的传播史。胡生平、韩自强的《阜阳汉简诗经研究》正是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
再如，由帛书甲乙本《老子》、郭店楚简《老子》可展开对中国哲学史上“老学”发展史、儒道关系史的研究。郭店楚简本《老子》并不弃绝仁义、圣智，马王堆帛书《老子》则一方面同今本那样“绝圣弃知”、“绝仁弃义”；另一方面却又如楚简本一样，认为“大道废案（安）有仁义”，即似乎又要肯定“仁义”道德，这说明它存在矛盾之处，也说明中国哲学史上儒道关系应该存在一个由融洽走向对立，又力求重新融通（又尚未达到融合），最后才走向既对立又同一的辩证统一阶段。简帛文献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还有，古书上提到一些重要人物的著作，往往只称篇名而不言书名，如韩非的著作，《史记》中不称《韩非子》而只说《说难》、《孤愤》。出土的简帛文献也往往只有篇题而无书名，说明这是秦汉时普遍存在的现象。另外简册篇题的位置，有的写在第一简正面，有的写在末简的背面，有的写在第一简简背。之所以有这三种不同方式，说明当时简册的卷起也有三种方式：一是从尾往首反卷，这样第一简的背面正好在外，很容易看到篇题；二是从首往尾正卷，末简的背面正好在外，也很容易看到篇题；三是由尾向首正卷，首简正面的篇题也很容易看见，简牍实物有利于考察古人书写篇题这种历史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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