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中的自然发现｜《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实际上，正如著名出土文献研究学者高明先生所指出的，我国古代实有一个出土文献的“自然发现”的历史[1]。古代出土文献的“自然发现”的另一大宗，就是古代简牍文献的“自然发现”，史书明文记载的重要例证：一是约西汉惠帝、文帝时期，济南伏生获壁中简牍《尚书》二十九篇。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出土文献“自然发现”史上的最大一次发现。而由此我们也可进一步看出出土文献的“自然发现”与现代考古发现的重大差别。

出土文献是一个表明文献发现方式的概念，而非一个历史时代概念。因此，并不是说今天才有出土文献或者说近代才有出土文献。罗振玉在为《流沙坠简》所作的序中曾提到：“古简册于当世，载于前籍者，凡三事焉：一曰晋之汲郡，二曰齐之襄阳，三曰宋之陕右。”罗振玉所说的是古代简牍文献的发现情况，而且很不全面，却足以说明出土文献的发现，并非只是近代或今天才有的。实际上，正如著名出土文献研究学者高明先生所指出的，我国古代实有一个出土文献的“自然发现”的历史^[1]。如果说古代出土文献与现代出土文献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说二者的差异在于：古代的出土文献多是人类借助自然力（如山川改道、民宅坏塌等）的帮助，在无意中“自然”地被发现的，故可称之为出土文献的自然发现史；近代特别是现代出土文献多是人们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有目的、有计划地发现的地下文献（当然，也有古今相同的地方，如盗墓而引出的地下文献的发现等）。

中国古代出土文献的“自然发现”是很久远的。《周易·系辞传上》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虽历代有人怀疑其说的可靠性，但先秦文献《管子·小匡》等篇也有记载，可见当时有更早的前代文献的出土。汉代上接先秦文化鼎盛的夏、商、周三代，自然会有埋于地下的前代文物由于水冲、施工或农耕而显露出来。汉代的出土文物多是青铜器，上面的文字材料就是金文。《史记·汉武帝本纪》记载：“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毋款识，怪之，言吏。”这个鼎虽没有文字款识，但汉武帝还是认为是个吉兆，改年号为“元鼎”。汉宣帝时又在美阳（今陕西武功城西南）得鼎，而且这个鼎上还有铭文。《汉书·郊祀志》（下）载：“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故事。张敞好古文字，案鼎铭勒而上议曰：‘臣闻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篇，公刘发迹于豳，大王建国于 pagenumber_ebook=325,pagenumber_book=309 梁，文、武兴于镐。由此言之，则梁丰镐之间，周旧居也，固宜有宗庙坛场祭祀之臧。今鼎出于东，中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鸾黼献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传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藏之于宫庙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云：“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说明当时发现的金文是很多的。

魏晋南北朝以后类似的出土文献更多，且包括许多石刻。《南齐书·五行志》记载：“建元二年夏，庐陵石阳县长溪水冲少激山麓，崩长六七丈。下得柱千余口，皆十围，长者一丈，短者八九尺，头题有古文字，不可识。江淹以问王俭，俭云：‘江东不闲隶书，此秦汉时柱也。’”到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开始有意识搜集金石碑刻，如欧阳修搜集金石拓本多至千卷，名曰《集古录》。另北宋刘敞撰《先秦古器图》、吕大临撰《考古图》和《续考古图》、李公麟撰《考古录》、赵明诚著《金石录》，当时金石文献的搜集、鉴赏、研究已成为专门之学。

古代出土文献的“自然发现”的另一大宗，就是古代简牍文献的“自然发现”，史书明文记载的重要例证：

一是约西汉惠帝、文帝时期，济南伏生获壁中简牍《尚书》二十九篇。《史记·儒林传》云：“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二是西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发现的先秦简牍。《汉书·艺文志》载：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东汉以后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失传，后来所传东晋梅赜的《古文尚书》，清人阎若璩、惠栋考证，属于伪造，世称《伪古文尚书》。

三是西汉宣帝时在河内（今河南沁阳）发现的逸《易》、《礼》、《尚书》。此说见《论衡·正说》：“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又云：“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始足。”

四是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盗墓者不准在汲郡发现的战国简牍《汲冢书》。《晋书·束皙传》对此记载说：

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易。《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书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

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出土文献“自然发现”史上的最大一次发现。由于盗墓者只重宝物，又无简牍学知识，故使这批简牍文献损失不小。而由此我们也可进一步看出出土文献的“自然发现”与现代考古发现的重大差别。

五是南朝萧齐建元元年（479年）在襄阳古墓中出土的战国楚简。《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记载：“建元元年……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盗以把火自照，后人有得十余简，以示抚军王僧虔，僧虔云是蝌蚪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

六是北宋徽宗时期在皋兰的天都山和陕西地区发现的东汉木简。在皋兰天都山发现东汉木简的事，见于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七（宋徽宗崇宁初）：“经略天都，开地得瓦器，实以木简札，上广下狭，长尺许，为章草或参以朱字，表物数曰缣几匹，绵几斤，钱米若干，皆章、和年号，松为之，如新成者，字遒古，若飞动，非今所蓄帖中书比也。”在陕西地区发现东汉木简一事，见于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记与刘无言论书》一文中，因其简牍本身多已朽败，无法连缀成文，仅其中讨羌檄文尚完整，字体为章草，内容为：“永初二年（108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车骑将军莫府文书：上郡属国都中二千石守、丞、廷义县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印绶，发夫讨畔羌，急急如令。”

出土文献中的自然发现｜《中国古典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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