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解读中国古书注解的广泛发展及特点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29]解释的是天文。[31]以上五端列举了注释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已见古书注解内容的广大宽博，而就时代、发展来看，则古典文献的注释源远流长。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这一时期的注释中还兴起一种“义疏”的形式。这种兼释经和注的形式，成为后世义疏的滥觞。魏晋南北朝的义疏数量很大，著名者如宋明帝《周易义疏》、皇侃《论语义疏》、何晏《老子讲疏》、梁简文帝《庄子讲疏》等。

古书注释涉及的面很广，举凡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婚姻家族、人物称谓、天文历法、地理区划、教育科举、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礼俗宗教、生活方式、科学技术，只要影响着人们对古书理解的地方，都有或详或略的解释。《左传·隐公元年》：“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晋杜预注：“假摄君位，不修即位之礼。”^[26]《诗经·召南·鹊巢》：“之子于归，百两御之。”毛传：“百两，百乘也。诸侯之子嫁于诸侯，送御皆百乘。”^[27]二例都是解释典章制度。《左传·桓公十八年》：“周公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与王杀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晋杜预注：“庄王，桓王太子。王子克，庄王弟子仪。辛伯，周大夫。”^[28]对人名作了说明。《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毛传：“汉，天河也。”^[29]解释的是天文。有的在考核史书时增补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时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宋裴松之注引《山阳公载记》曰：“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有的在考察地理时记述了多娇的江山。这里节录北魏郦道元注《水经·江水》“又东过巫县南盐水，从县东南流注之”中的一段：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30]

还有的注释往往侧重在阐明哲理上，如《庄子》文字深奥，但晋郭象注与唐成玄英疏的重点却不放在字句的解释上，而用很多笔墨解释老庄哲理。例如《庄子·逍遥游》：“之二虫又何知。”郭象注：“二虫，谓鹏、蜩也。对大于小，所以均异趣也。夫趣之所以异，岂知异而异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为也，此逍遥之大意。”成玄英疏：“且大鹏抟风九万，小鸟决起榆枋，虽复远近不同，适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远近，各取足而自胜。天机自张，不知所以。既无意于高卑，岂有情于优劣。逍遥之致，其在兹乎！”^[31]

以上五端列举了注释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已见古书注解内容的广大宽博，而就时代、发展来看，则古典文献的注释源远流长。

远在先秦时期，注释就已有萌芽了。开始的时候，散见于先秦文献的正文里。请看以下数例：

《尚书·洪范》：“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32]

《老子·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见，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33]

《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34]

《论语·颜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35]

《孟子·离娄上》：“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36]

《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37]

《庄子·逍遥游》：“南溟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38]

这些例子，有释字形的，有释字音的，有释字义的，有通释大意的，有释名物的。除了散见于文献典籍正文中的注释以外，还出现了一些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如《汉书·艺文志》载：

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即孔子为《易》作的《十翼》）

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即传说孔子为《尚书》作序）

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为解释《春秋》所作，简称《左传》）

秦以前许多典籍的原文及注释，传到汉代，汉人已不能完全读懂了，于是有一些专门的学者，为这些古书作注释。据《汉书·艺文志》载，在西汉时，光是为《尚书》作注释的便有：《传》41篇、《欧阳章句》31卷、《大小夏侯章句》各29卷、《大小夏侯解故》各29篇、《欧阳说义》2篇、刘向《五行传记》11卷、许商《五行传记》1篇。至东汉，为儒家经籍作注释非常昌盛，贾逵、马融、郑玄等都是著名的注释家。马融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郑玄更是潜心研究，遍注群经，如《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等，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除了对儒家经籍的注释外，汉代的注释家们对道家的和其他的著作也作了一些注释，如郑众《国语章句》、高诱《战国策注》、王逸《楚辞章句》、马融《离骚注》、《淮南子注》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释，仍以儒家的经籍为主。流传至今的还有王弼《周易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何晏《论语集解》、郭璞《尔雅注》等。其他史、子、集部的重要著作乃至佛教经典，也都有人注释，如韦昭《国语解》、裴骃《史记集解》、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张湛《列子注》、曹操《孙子兵法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郭璞《楚辞注》等。这一时期的注释中还兴起一种“义疏”的形式。汉代的注释家，一般只注释正文，而不注释前人的注解，只有郑玄的《毛诗笺》既注《诗经》经文，又注释“毛传”。这种兼释经和注的形式，成为后世义疏的滥觞。魏晋南北朝的义疏数量很大，著名者如宋明帝《周易义疏》、皇侃《论语义疏》、何晏《老子讲疏》、梁简文帝《庄子讲疏》等。

这种不仅解释正文，而且给前人的注释作注释的义疏的形式，到唐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例如现在最通行的《十三经注疏》，大多是汉朝人或魏晋人作的注，唐、宋人作的疏。各部书的注疏人如下：

《周易》：魏王弼、韩伯康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诗经》：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春秋穀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唐人除了为先秦的经书作注疏外，也为汉及以后的其他古书作注解。如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李贤等《后汉书注》、李善《文选注》、五臣《文选注》、杨倞《荀子注》、成玄英《庄子疏》等。

宋代除了上文所述《十三经注疏》中的四种义疏外，理学家们也为一些经籍作注，如程颐《易传》，朱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等。不过他们的注释与以前的注解家们不同，常常大谈义理，发挥心得，别创新解，利用注释来发挥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宋人还喜欢为诗文集作注，不但为前代作家的集子作注，还为本朝作家的集子作注。

元明时期在古籍注释上处于低潮。元人所作的注释不多见，有名者如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吴师道的《战国策校注》。整个有明一代，所作注疏，墨守成规，很少创造，比起汉、唐来，成就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所谓的“直解”，用白话释解经书，如元许衡《大学直解》、《中庸直解》，贯云石《孝经直解》，明张居正《书经直解》、《四书集注直解》等。

清代的学者们为古籍作注释数量很大，为群书所作的注疏多得无法列举，几乎对每一种经典都作了新的注释。著名者如惠栋《周易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陈奂《毛诗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孙诒让《周礼正义》、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郝懿行《尔雅义疏》等。

“五四”以后直到现在，古籍的注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注释古书数不胜数，成绩很大，如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唐宋诗举要》、《唐宋文举要》，曾运乾《尚书正读》，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伯峻《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陈子展《诗经新注》，游国恩《离骚纂义》，高亨《老子今诂》，姜亮夫《屈赋解诂》，刘永济《屈赋通笺》……

中国古典文献学：解读中国古书注解的广泛发展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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