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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献学:《全宋词》的辑佚成就与展望

【摘要】:《全宋词》辑成于1937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复加修订增补,共载有宋一代词人1330余家,词作19900余首,残篇530余首,其辑汇散佚、辑拾漏佚的辑佚工作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继清代乾、道之后,辑佚的第二个高潮正在到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辑佚工作会取得更大成绩。

1.民国时期的余风

辑佚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但辑佚的流风尚存,其间仍有王国维鲁迅、张鹏一、赵万里、郭绍虞等几位学者的辑佚工作值得一提,而他们的辑佚工作又大都在抗战前或抗战初。

王国维(1877—1927)的辑佚成果,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影响最大。在王氏的学术活动中,辑佚仅是小端,但他于《纪年》确实下了大功夫,加之他的学识水平较高,且与先秦史研究相结合,所以他的辑佚成果确实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非一般辑佚家可比。

鲁迅(1881—1936)的辑佚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会稽郡故书杂集》8种10卷;二是《古小说钩沉》36种36卷;三是纪传体史书的辑补3种:吴人谢承《汉书》6卷、晋人谢沈《后汉书》1卷、晋人虞预《晋书》1卷,作者都是浙江会稽(绍兴)人氏;四是《嵇康集》辑校,这是一部校勘性质的著作,虽功在校勘,然辑补漏佚之事也在其间。其他像《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也具有辑佚的色彩。

张鹏一(生卒年未详),辑佚性著作有《隋书经籍志补》、《魏略辑本》、《关陇丛书》。《隋书经籍志补》是辑汇佚书之目性质的辑佚之作。《魏略辑本》未见,此书《贩书偶记》著录,作“二十五卷,富平张鹏一撰,民国甲子(十三年,1924年)陕西文献征辑处刊”,其辑佚如何不能详述。《关陇丛书》为辑汇陕西籍汉代、晋代、金代10位作家散佚之文而成,其包括:《扶风班氏佚书》3卷、《北地傅氏遗书》6卷、《挚(虞)太常遗书》3卷等,大都取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全金文》,稍加补辑校核而成,具有一定的辑佚性质。

郭绍虞(1893—1984)是当代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专家,其辑佚著作有两种:《宋诗话辑佚》、《宋诗话考》,两书为姊妹篇。《宋诗话辑佚》分两部分:一是对残缺诗话的“辑补”凡8种,二是对完全亡佚诗话的“全辑”凡24种。《宋诗话考》是诗话书目,分为上、中(又分上、下)、下3卷,上卷收今存诗话42种,中卷收时存节本、抄本和辑补本、辑佚本诗话46种,下卷收亡佚诗话51种。《宋诗话辑佚》,诸书前无叙跋一体,然其叙跋考辨之文皆收入此书“中卷”。下卷又是佚书目录一体,对后人辑佚极有参考价值。

2.“文革”前十六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意识形态展现出一种全新的观念,可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和弘扬仍受到重视。许多从民国过来的学子在生活稳定后,或整理手中旧稿,或创制新作,其时有一批辑佚之作相继问世或完成。

张国淦(1876—1959)的《中国古方志考》是一部辑考古方志的目录,收秦汉至元代古方志2000余种,每一书皆注明“存”“佚”,其中传世者据笔者统计约71种,尚不足百分之四,所以基本上是一部辑录佚书之目的辑佚书,凡有辑佚本者也逐一注明,间或注明佚文尚有何书保存。张氏此辑,不仅能严守辑录佚书之目的家法,而且用力工深,对今人研究、辑古佚方志提供了极大便利。另外,其所辑的“《大典》辑本”,数量也颇可观,惜未见刊行。

王重民(1903—1972)是一位著名的学者,研究领域宽阔,辑佚方面主要有《越缦堂文集》12卷、《孙渊如外集》5卷及《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另外据先生弟子朱天俊教授介绍,先生曾有一套辑佚书卡片目录,数达3000余种,后为他人所有。

唐圭璋(1901—1990)是当代著名的词学研究专家,尤以编辑《全宋词》、《全金元词》影响最大。这是两部断代性的词总集,其中颇存辑佚之事。《全宋词》辑成于1937年(1940年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复加修订增补,共载有宋一代词人1330余家,词作19900余首,残篇530余首,其辑汇散佚、辑拾漏佚的辑佚工作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全金元词》(1959年出版)辑汇、辑补性质与《全宋词》同,此不赘述。

逯钦立(1911—1973)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是积几十年之力,校订丁氏讹误,辑补漏佚,又据《诗纪·前集》和清人沈德潜《古诗源》增辑先秦古诗,考校精详,补佚颇多,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辑拾漏佚的辑佚之作,1991年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特等奖,1993年又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徐宗元(1918—1970)的《帝王世纪辑存》辑成于1963年,仍依原帙分作10卷:卷一自皇古至五帝,卷二夏,卷三殷商,卷四周,卷五列国,卷六秦,卷七汉,卷八魏,卷九星野及历代垦田户口数,卷十余存。该书较清人所辑更臻完善,征引图书凡56种,在辑佚方法上也较为科学,是目前《帝王世纪》的最佳辑本。

胡道静的辑佚工作也值得一提。他从事辑佚始于抗战前,后所辑诸书几经复佚,晚年重新辑佚并出版的辑佚书有:《种艺必用校录》(1962年)、《梦溪忘怀录钩沉》(《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沈括诗词辑存》(1985年)。

这一时期除上述诸家外,所知尚有一些较重要的辑佚书出版:范样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56年)、万国鼎《汜胜之书辑释》(1957年)、赵景深《元人杂剧钩沉》(1956年)、王古鲁《明代徽调戏曲散曲辑佚》(1956年)、钱南阳先生《宋元戏文辑佚》(1956年)、邱汉生《诗义钩沉》(王安石佚著,1963年完稿,1982年出版)等,而发表于杂志上的零星辑佚成果,实难一一列举。

3.1981年以来

“文革”后古籍整理研究复兴实始于1981年以后,辑佚在古籍整理活动中愈来愈受到重视,几乎在所有新校注出版的古代个人的别集、全集中都有辑拾漏佚的内容,对清人重要辑佚书的整理和辑补也大有成绩,新的辑佚工作也颇有收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亲自抓的具有强烈辑佚色彩的《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诗》以及《汉魏晋六朝佚史钞》的辑编,尤其引人注目。

老一辈专家如王叔武、朱祖延等仍在努力工作,新中国培养的一批学者如周天游、李裕民、陈尚君等也积极投身辑佚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绩。《永乐大典》被充分利用于辑佚。继清代乾、道之后,辑佚的第二个高潮正在到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辑佚工作会取得更大成绩。

旧辑本的整理以方诗铭、王修龄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1981年)、周天游的《八家后汉书辑注》(1986年)、吴树平的《东观汉记校注》(1987年)三种为代表,其他如贺次君《括地志辑校》4卷、李增杰《字林考逸续补》、杨朝明《九家旧晋书》等也堪称道。

辑佚的新收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旧辑本的辑补,二是对前人未曾染指的古佚书的辑佚。而且《永乐大典》残册被广泛利用,很多人的辑佚工作,无论是辑补还是新辑佚书,大都利用《永乐大典》。这一时期新的辑佚书,与旧辑本的整理、旧籍旧辑的辑补相比,成果还不是特别多,仅就所知者举列如下: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朱祖延《北魏佚书考》、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陈香白《潮州三阳图志辑稿》、李步嘉《韦昭汉书音义辑佚》、傅朗云《金史辑佚》(南宋佚史13种)、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三册)、秦邕江等《广西方志佚书考录》、许肇鼎《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补》等,而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尤见功力。

辑补方面的成果是专指对所辑得的旧籍、旧辑本的漏佚之文独立成编者,或发表于杂志,或由出版社印行。而且这一时期辑拾漏佚的成果,绝大部分是以文章的形式刊载于各种学术杂志或文集。仅《文献》杂志一家就发表此类成果上百篇。这一时期辑补漏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传世别集漏佚诗文的辑补方面,已出版的如王重民等《全唐诗外编》(上、下)、《全唐诗补编》(上、中、下)、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孔凡礼《范成大佚著辑存》、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上、下)等,都是极有价值的辑拾集部漏佚的著作。